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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中将赵启民长子赵振川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
发布人:张卫东   更新时间:2022/9/12    点击12927次
  

赵振川同志遗像(1945-2022)享年77岁

       新红网讯(记者陈龙狮)据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二师分会会员群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开国中将赵启民的长儿、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铁建所副所长,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二师分会资深会员赵振川同志于2022年9月6日于北京逝世,享年77岁。

       因为新冠疫情复杂,治丧委员会决定丧事从简,赵振川同志的告别仪式,定于2022年9月12日10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梅厅举行。

       在告别大厅中央,赵振川同志安详的、静卧在鲜花翠柏中央,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告别大厅四周摆满来自原单位、红色社团等单位和亲朋好友的花圈、花篮。

       特别是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兼二师分会第一副会长肖占,他代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领导参加告别仪式;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兼二师分会成和建会长的带领下、在亲弟弟赵金川(名誉会长)和妹妹赵鲁川、赵海川(会员)的陪同下,二师分会的部分领导、会员们出席了告别仪式,为赵振川大哥、兄弟送上了最后一程。

       作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二师分会的军挎记者了解到,赵振川于1945年7月出生于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因革命需要出生不久就送到了上海,寄养在舅舅家中,直至南京解放才接回父母的身边。1964年,他考入河北农业大学学习,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海军后勤部某仓库任助理员。转业后,进入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历任研究员,水文室主任,铁建所副所长等职务。退休后,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二师分会从事红色文化传承,致力于新四军二师历史的研究。赵振川同志一生严于律己,待人宽厚,谦逊勤俭,他是我们新四军后代的佼佼者之一,其代表作:《开国中将赵启民将军战斗在淮南苏晥边区》。

       为此,在缅怀赵振川同志期间,本记者将赵振川的遗作刊登于后,他写道:在子女眼中,可亲可敬的父亲赵启民是一位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政要职及高级将领。他老人家戎马一生,始终坚持忠于党的革命事业,痴于敬业,表率为首,文武全才,是我军难得的杰出将领。他的光辉业绩是我军建设的一笔财富,他为人的风骨与作风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楷模。
       为了发扬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壮我军威,强我中华,请大家一起弘扬铁军精神。

 


       开国中将赵启民简介:


       赵启民(1910年9月-1997年2月7日),男,一九一零年九月生于西安市蓝田县安村乡申家坡村。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零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西泾阳游击队第三中队队长,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排长,三团副连长、连政治指导员,七十八师参谋主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科长,延安县军事部部长,红宜延军分区代司令员,独立第二团团长,独立师第三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参谋长,第五支队参谋长兼十团政治委员,新四军二师五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第七纵队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三十四军政治委员,华东军区海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开国中将赵启民将军战斗在淮南苏晥边区

       本文内容选录了赵启民将军回忆在淮南苏晥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战斗片断,穿过烽火硝烟,追忆抗战峥嵘岁月。字里行间展现了新四军将士骁勇善战的英雄气概,这些跨越岁月长河的征战历程,为我们雕琢历久弥新的红色记忆。
       收集整理:赵振川;
       后续编辑:朱祖阳、周慧玲。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开始,前方到处要干部。1937年7月赵启民同志调抗大第三期学习,于1938年1月提前结朿学业,和60多位同志被派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待分配工作。赵启民同志原是西北紅军的干部,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人,来自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26军。
       上级原准备派赵启民同志去山东聊城范筑先先生的部队工作,但临走时,有报告范部被国民党檄械,就没去成。当时,彭雪枫同志任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奉中央命令以河南省委军事部长的身份,参加组建新四军江北部队。正好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来要人,遇到赵启民问:“你去不去新四军?” 赵启民说:“我服从组织。”彭雪枫说:“好,跟我去河南!”于是赵启民同志就和一批干部跟彭雪枫同志到了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地区。
       到竹沟后,赵启民被分配到由原豫南桐柏山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任参谋长兼团政治处主任。协助彭雪枫和团长周骏鸣等同志动员和接待青年学生和农民参加新四军。曾单枪匹马整编了一支近千人的土匪部队段永祥团,使部队由400余发展到1300人。经整训。于1938年3月8日,与周骏鸣等同志由河南信阳邢集率部东进抗日。


一、侦探敌情抗击日寇


(一)歼日寇


       方老人洼战斗,又称:东山口战斗。1938年3月8日,新四军第4支队8团在河南信阳邢集誓师东进,下旬到达皖西(安徽西)流波疃与4支队主力会合。后挺进皖中,开展抗日活动。
       1938年8月,党中央直接命令8团挺进皖东,开创抗日根据地。9月,8团越过淮南铁路,进入皖东津浦路西地区,先后同刘冲、韦郁洲同志领导的东北流亡抗日挺进团和张恺帆、冯文华同志组织领导的巢县抗日游击大队会合。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在肥东、巢县(现巢湖市)、含山、全椒、滁县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12月至1939年1月,8团袭击了淮南铁路烔炀河、花家集的日军据点,迎击出犯夏阁的日军,共毙伤日军10余名。在合肥县龙城,打垮葛传江土匪武装700余人,在店埠全歼汉奸武装200余人,缴日本大洋马14匹,活捉匪首刘孟乙。
       新四军在敌后的发展,震动了华中日军。我军袭击淮南铁路和津浦铁路,威胁到日军的战略运输线。我军活动的皖东地区,与华中日军的大本营南京仅一江之隔,“睡榻之旁,岂容他人憨睡!”。日军急忙由合肥、巢县、撮镇、桥头镇、烔炀集结1000余人的步、骑、炮联合部队,准备对新四军进攻。
       1939年2月19日(农历大年初一)拂晓,日军分两路偷袭8团驻巢县方老人洼村(离敌东山口据点较近)的部队,企图一举包围和消灭我们。当时,团长周骏鸣、政委林恺率团直和警卫营在肥东梁园,迎接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由皖南来江北指导工作。赵启民(时任8团参谋长)随1、2、3营驻方老人洼。驻防时,和各营长及主要干部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和情况。方老人洼位于桴搓山东麓,周围是些山地和几个小村庄。为防敌人的袭击、有利部队的展开和相互策应,决定:三个营成品字形驻防,并预选了突发情况下各营的位置和阵地,如有变,再随机调整。同时,放出流动哨和侦查员,以防万一。所以,日军近前时,已得到群众和侦查员的报告,各营迅速进入阵地,占领有利地形,迎击敌人。
       在敌进攻时,2营营长朱绍清沉着指挥,机动处置,按计划率部撤出村内,占领村北山地,侧击敌人。使得日军两路夹击、偷袭我军的企图落空。
       村东3营首先与敌人接火。全面抗战初期,日军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单兵又凶悍又顽强,很猖狂。对我们极为轻视,以为他们一攻,我们就会垮,没想到我们打的既猛又狠。3营部分战士是由豫南(河南南部)民间自卫武装改编过来的,他们许多人原是无家可归的难民或灾民,为逃避饥饿和日寇的屠杀,不得已而步入江湖。虽然练就一身功夫,但苍惶、迷茫,不知出路在何方?加入到新四军,才深感找到了家。迅速成长为勇猛的人民战士。战斗中,在营长李木生的带领下,他们手持步枪、大刀、长矛,杀得日本兵屁滚尿流。打退日军的数次狂攻。为我军全局展开争取了时间。
       此时,为减少3营的伤亡。调1营接替3营,正面阻敌。3营撤至村南侧面阵地,稍事整顿后即与2营配合左右钳击敌人。这样,日军便处于新四军三面夹击之中。同时,派通讯班告知各营长:不得蛮干,要扬长避短,发挥特长。节约弹药,注意防炮,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只准阵前突击(短促突击),没有命令不准出击、追击敌人。
       一营的老底子是原桐柏山红军游击队,老成份多,战斗经验多,战斗力也强些。营长成钧同志是原红2方面军贺老总手下主力团的团长。打起仗来又勇猛又善动脑子,指挥起战斗来既果敢又灵活。平常训练的一批特等射手,这回可派上大用场,专打日军的炮手、机枪手和指挥官。把敌人死死地挡在主阵地前。
       日军实在太骄横。在偷袭不成,山地里骑兵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情况下,竟组织步、炮兵分三路,同时向新四军三个营的阵地猛攻。他们每次进攻前和被击退后就用山炮和迫击炮向我军阵地狂轰。这时我军早已撤出原阵地或造些假阵地,敌人也就枉打一通。待日军进攻时,我军指战员又重新占据有利阵地。等敌人冲到步、机枪射程之内时,步、机枪手便给鬼子一个个“点名”。冲到我军阵前,先给他吃顿手榴弹,突击队再用大刀、梭标把他杀下去。随后,步、机枪交叉掩护,突击队迅速撤回,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如此反复,日军虽狂攻不止,但始终无可奈何。打吧,啃不动;撤吧,又不甘心。一直战至黄昏,日军在阵地上丢下一批又一批的伤兵和尸体,士气已挫。又害怕与新四军夜战(那可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不得不仓惶败退。此时,赵启民令2营全线追击,1、3营侧后掩护,直追至东山口敌据点附近,适可而止,收兵回营。 
       当时我军每营仅两个连,200余人。此战敌我兵力相当,但敌人是步、骑、炮联合部队,而我军仅有老式步、机枪和大刀、长矛。能取得胜利,歼敌150余人,这在全面抗战初期,实属不易。很大地提升了抗日军民的信心和士气。
       战斗中,我军也伤亡了30余人,多好的同志啊!人们会永远记住他们的!
       日军在偷袭方老人洼的同时,也派了200余人偷袭了梁园8团团部。在张云逸(新四军参谋长)、林恺(8团政委)、周骏鸣(8团团长)等领导下,周骏鸣同志亲率特务连把敌人赶了出去。
       日军对江北新四军的首次“扫荡”,就这样被粉碎了。从此,我军在皖东(淮南)津浦路西地区站住了脚跟。


(二)探花山


       花山是皖东滁县以西不大的一片山区,为进军津浦路(铁路)东,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东西夹击津浦路,摸清这一片山区的情况是十分必要的。
       1939年春,经与周团长、林政委研究决定,赵启民率侦察队深入山区进行侦察。经过十多天的现场观察和访问,基本摸清了情况。
       滁县是日军在津浦路上主要据点之一,常驻日军一个大队和一部伪军,担负保护乌衣至张八岭的铁路,经常四处骚扰,破坏。但无力占据城外广大地区。
       县城西侧10余华里处,是著名的名胜琅琊山,山高300余米,是这片山的最高点。山间有一大庙叫琅琊寺,寺旁有古迹“醉翁亭”,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写的“醉翁亭记”,刻碑立于亭内。常有香客游人进香,搜集情报较为方便。
       这片山区(包括琅琊山),沿津浦路西侧,南北延伸近百华里,东西五、六十华里,是一片起伏不断的山丘,山不高,但地型复杂、林木稠密、山竹很多、植被覆盖面高,便于开展游击战争。日伪无力控制,国民党统治也较薄弱。人民生活贫苦,受国民党、封建地主、帮会势力剥削压迫,日伪的骚扰破坏,抗日情绪很高。国民党政府区长蔡家璋是位爱国青年,对国民党不满,抗日态度积极。经过接触和做工作,打消了疑虑,愿同我军合作抗日,当地群众欢迎我军。
       根据了解的情况,我们建议:用必要的力量开展山区工作。依托山区向西发展,创建路西根据地。把山区建设成第5支队东进和东西联络的跳板。江北指挥部邓子恢主任和苏皖省委对开展山区工作是肯定的,继派侦察参谋方载阳带侦察队和工作队员再次深入山区开展工作。使这片山区一直在我军、政控制下。不仅坚持到抗战胜利,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占领了淮南根据地,我军、民在这片山区还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游击战争。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除地形等各种条件外,与有蔡家璋这样一批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是分不开的。蔡家璋经赵启民、方载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路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即任民主政府的区长,后升任滁县县长。


二、骁勇善战守护半塔


(三)战涧溪


       1939年7月1日新四军第第5支队在津浦路西正式宣告成立。司令员罗炳辉,政委郭述申,副司令员周骏鸣,政治部主任方毅(后是张劲夫),赵启民任参谋长,副参谋长冯文华。经过整训和必要的准备,于8月向津浦路东进军。8团、15团两团和支队机关直属部队进到来安县,以半塔镇为中心,划分五个区展开,进行抗日活动。10团留在路西含(山)、和(县)地区。在第4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接防后,于10月,也进到路东盱眙、嘉山地区。
       第5支队进入路东,积极对日伪军不断开展破袭游击战,打退日伪军进攻。两度收复来安县城,在石坝击毙日军大佐司令等战斗影响很大。1938年4、5月间徐州会战时桂军在津浦线对日军作战后,再没有任何国军对日军的作战。第5支队对日伪军作战的实际行动和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及部队的严格纪律,使各阶层人士认清了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是爱民的军队。一片歌颂声,也引起反共势力的恐惧和忌恨。10团在眙嘉的活动,使盱眙县国民党县长秦庆霖极为不安,发誓要赶走10团。
       秦庆霖(老秦)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当过北洋军阀的师长。桂系驻安徽后启用在编的旧军人到敌后恢复统治。委任秦庆霖为盱、来、嘉三县保安司令兼盱眙县长。韩德勤为与桂系争夺路东地盘也委任秦庆霖为常备旅旅长。秦是脚踩两只船发展私人势力的野心家,也是反共的先锋,有人枪3000余,不抗日也不允许别人在他管辖区内抗日。
       秦庆霖派他的儿子秦云鹏(小秦)带了一个团1000多人进驻涧溪,伸出一个营到大头王设防,同津利保安队相连,形成涧溪到津利一条防堵线,逼10团退到津浦路西。
       10月,赵启民到10团检查工作。当时,10团仅5个连队、500来人。成钧团长竟派了三个连,在团政治处主任王善甫同志的带领下,到第5支队队部驻地半塔镇来接赵启民。幸好有这三个连在手,我们行至嘉山县大小公司(村)时,与从明光出来“扫荡”自来桥(国民党嘉山县政府所在地)的500多日军相遇,我们把他们狠揍了一顿。歼敌30余。掩护中心地区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县政府(当时与我军统战关系还好)安全转移。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
       到10团后,经成钧同志一再向张云逸总指挥和罗炳辉司令员要求,赵启民被留下兼10团政委。不久,成钧同志率7连和侦察排到路西凤阳地区活动,扩军、筹粮。
       12月,新四军一个班的军事警戒哨,竟被小秦缴了械,战士被扣押。派人向小秦要人枪,谈划区抗日,小秦不仅不理还声称:10团如不撤出盱嘉地区,就要消灭10团。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我们考虑,为了抗日,光在狭小的嘉山县山区活动是不行的,必须打开局面。我军处在一种十分复杂的环境中开展抗日战争。日、伪、頑(顽军又分桂顽和韩顽)及反动地主、土匪武装几方都想消灭我们。虽我们的目的是抗日,但如果不能粉碎顽军和其他反动势力的进攻和摩擦,我们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去抗日了。所以,对自己不抗日,又不准我军在盱眙地区抗日,甚至发兵进攻我们,抓了我们的人,缴了我们枪的秦庆霖顽军必须坚决予以反击、狠狠地教训他一下才能逼其联合抗日。但当时我们在盱嘉地区只有四个连,按人数比只有小秦这个团的不到一半。打吧,有些困难。若不动武又不能解决问题。是避、是战 ?要动武怎样动法?都是值得深思的。经再三考虑,反击!只有采取打他个措手不及的战法,才能取胜。1939年12月31日晚,利用顽军过年麻痹大意,又是雪夜。采取分头长途奔袭的战法。命令1连消灭津利保安队百余人,得手后将人枪交阚征沙游击队,并由阚负责维持津利秩序。完成任务后,1连即到大头王(镇)归建。命令3、4、6连负责袭击大头王顽敌一个营。完成任务后,6连即到山头上建筑工事,准备迎击涧溪来援之敌。行动开始,各连全部翻穿棉衣,白衣、白帽,行动隐蔽,出击勇猛,一举歼敌。第二天拂晓前,两地战斗都胜利结束,6连也在山上占领了阵地。即令,各连立即吃早饭,待机打敌援兵。
       1940年1月1日八时许,小秦率驻涧溪的两个营,由山上向大头王进攻。10团6连隐伏在战壕内,待敌密集队形进到手榴弹能达到的距离,机、步枪,手榴弹一阵猛打。敌人先头部队扭头就跑,前队冲垮了后队。6连乘胜由正面猛追,1、3、4连和团直由山西侧向敌后迂回,直追过涧溪。残敌退据马头山上才稳住阵脚。但他们犯了个和“三国”马谡同样的错误。马头山是个孤山,山上无粮无水,上下山只有两条路。于是命令,由3、6连各守一条路,将敌围困在山上。老秦得讯后慌了手脚,要派部队增援,又怕拼光了自己这点老本。此时,陈庆先同志率8团第3营也到白沙王一带。他便更不敢动武了,只好派代表到涧溪求和。
       老秦派来的代表叫张百非,当过来安县长,在来安张百非同赵启民有过接触,以老相识而来,百般道歉,要求解小秦之围。赵启民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答应可以解围,但必须划区抗日,以河梢桥为界,彼不向西,我不向东,互不侵犯。张百非不敢做主,要回盱眙由老秦决定。并要求先给小秦送些粮、水,赵启民答允了。限张百非两天时间回信,否则,新四军就断小秦的粮、水供应。后来,张百非按期再来涧溪,全按我们要求签了约。我们解了围,放小秦回盱眙。结束了这次战斗。10团即以涧溪为中心开展盱、嘉地区的各项工作。这是第一次反顽的胜利。执行了党中央、毛泽东及华中局刘少奇同志坚决反击顽固派进攻的指示精神。


(四)救华圩


       潘村镇(划定在我军抗日活动的区域内),有个姓华的地主,独住一座圩子,拥有家丁十余人、枪自卫,有粮5000石(每石约160斤)。秦庆霖派了一个连长叫洪瑞,是我党叛徒,缴了家丁的枪,占有了华家圩子,扣押了圩主,强迫主人交出埋藏的金银财宝。圩主无奈,托人请新四军10团帮助解救。
       此时,成钧同志已由津浦路西返回涧溪。团党委研究了开展地方工作和扩军的问题,决定成钧同志留团部主持,赵启民率第1连和侦察排去潘村处理华家圩子的问题。
       我们到潘村后,同老秦这个连展开说理斗争。指出为了抗日,国人均应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华家有粮理应捐出供抗日军粮。但有粮有钱没有犯法。占据华家圩子,扣押主人,逼迫要金银财宝,是国法、军纪所不容的。华家的存粮也不能由一家独占,必须按各部军队人数多少公平分配,还要给华家留足口粮,拨出一部分救济春荒。我们的主张提出后,得到当地各阶层的赞成,贫苦饥民更加拥护。洪连哑口无言,默不作答。我们派部队将圩子包围起来,逼洪连表态,洪连闭门坚守,形成相持。我们向洪连宣传联合抗日,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扰民等抗日主张。在圩子附近开联欢会让洪连派代表参加,以行动表示我军联合的诚意,也显示了力量。
       派阚征沙(当地人)带游击队和工作组到农村动员农民起来抗日,自救度荒,向大户借粮。掀起了抗日救荒的高潮。
       一天夜间,侦察排送来一个胖子,军官模样的人。经审问承认是老秦的参谋长,专来潘村处理华圩子问题的。企图趁夜色摸进圩内,被我军侦察排抓获。这是捡来的谈判对手。我们即以礼相待,讲述了我们的主张,要他表态。他提出要当地有名望的上层人士参加一起谈判。他是想让士绅出面担保,好让他走。我们也有意扩大谈判面,表达我们光明磊落的诚意,就让他提出名单。
       谈判中,我们指出:秦部违犯国法、军纪的行为和处理粮食的原则。要洪连撤出圩子,释放圩主,组成各方人员参加的处理粮食小组,到会的人都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这位老秦的参谋长也无异意,但表示不能做主,要到圩子内同洪连商量。我们指出这是托词,参谋长是专门来处理此事的,还不能做主?竟要同一个连长商量,是企图逃脱。他听后很紧张,要求士绅们给他说情,保他去商量后答复。士绅们表示愿意担保。我们提醒士绅慎重考虑,防他食言。士绅再三表示愿保。我们同意放他去圩子内商量,三天为限,到时明确态度。
       这位参谋长进了圩子,不再露面了。三天不见回信,士绅们还给他说情,说:“他这个参谋长不能和你这个参谋长比,他做不了主,大概是等秦庆霖的指示,再等几天吧。”过了七天还不见信,士绅也着急了。我们把情况向群众宣布后,饥民也埋怨起士绅来了,掀起要粮的高潮。
       第十天,圩内派了一个排长出来表示接受撤出圩子,释放圩主。他们不参加处理粮食小组,只要求准他们带些粮食走。我们同意他们的要求。但不得有违法行为。他们规规矩矩的带了两百多石麦子走了。在淮河上,被盛子瑾的一支队把粮食抢去了,还缴了守粮的一个排的抢。
       华家粮食的处理情况:留给华家的口粮约30石,给饥民分了一千多石,我们搬运走了三千多石。给4支队特务营300多石。10团运的粮食除自用外,还给支队机关和直属部队运了几百石。这批粮食对度过春荒起了不小的作用。10团有了地盘、有了粮、又有群众的拥护,各种抗日工作,在盱嘉工委、汪道涵、陈东明等同志的协同下,就开展得较顺利,尤其扩军进展很快。用了不足三个月时间,10团扩大到近2000人,充实到三个营,十个连。


(五)守半塔


       1940年春,蒋介石命令21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称桂顽)协同苏鲁战区副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称韩顽),将新四军江北部队消灭,或赶到长江以南。3月,桂、韩两顽开始向淮南苏皖边区进攻。桂顽以138师和两个游击纵队,于3月初开始向津浦路西地区进攻。韩顽117师进入津浦路东地区和原驻路东地区独立旅,秦庆霖的常备旅,各县常备团近万人,窥测时机进攻。
       中共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决定:集中兵力于路西,先打退桂顽进攻,再调头东援,打退韩顽进攻。新四军第5支队罗炳辉司令率主力和苏皖支队陶勇司令赴路西参战。留在路东的机关、部队2000余人,分布在各县坚持。由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第5支队政委郭述申、副司令周骏鸣、参谋长赵启民、政治部主任张劲夫、路东省委书记方毅领导指挥。
       3月21日晨,韩顽向路东全面发起进攻,117师以两个团进攻半塔集。新四军第5支队领导在邓子恢主任参与下研究了顽情,认为半塔是顽军进攻的重点。守住半塔就能打破顽军东西夹击的图谋,就能争取时间,待主力回援。于是决定:收缩兵力,集中保卫半塔,不被顽军占领。并将情况及决心上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刘少奇复电:同意。另外要求坚守七天。
       半塔镇由教导大队防守。赵启民于当晚到半塔内,传达中原局江北指挥部指示和支队决定,协同大队长黄一平、教导员唐克部署坚守任务。教导大队下属6个中队,三个军士队,是部队的班长、老战士近300人,有战斗力,是战斗骨干。但弹药很少,每支抢平均十多发子弹,支队也没有弹药补充,每人有两枚手榴弹。另两个队是青年学生、农民积极分子组成,培养地方工作干部,没有经过战斗。另一个队是女生、少年队。没有防御工事,只有些临时挖的单人散兵壕。坚守七天的任务是艰巨的。赵、黄、唐把中队干部召集来开会,共同商讨怎样完成坚守七天的任务。会上有慷慨激昂的,但空话不少;也有沉默不语的。赵提出七条意见让大家讨论。1,发扬吃苦耐劳连续作战的精神,坚守到胜利,并动员自卫队民兵组织参战;2,节省弹药,由特等射手和自卫队中的猎手组成射击小组,有效的杀伤顽军;3,严禁部队随意打枪,配齐大刀、长矛和手榴弹,准备近战;4,夜间派出若干小组袭扰顽军;5,加固工事,力争做到覆盖起来;6,把女生和少年队撤到政治部住地,担任救护任务;7,开展政治攻势,号召顽军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经过讨论,大家提高了对坚守半塔,争取时间,使我军主力能集中力量先在路西打退桂顽,再全力打击韩顽,取得反顽战役胜利的重大意义的认识。同时,清楚了坚守的战术和措施,明确了坚守的意义。有了坚守的措施,大家信心大增,群情振奋,一致表示坚决完成任务!请转报中原局、江北指挥部和支队,请领导放心。
       教导大队执行坚守半塔的战斗任务是坚决的、英勇的。顽军对半塔镇的多次进攻均被击退。白天,顽军在阵地前一露头,即被我军特等射手送上“西天”;夜间,我军小分队到顽军阵地前,打一阵枪,即进行喊话,宣传“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夜晚处处都是袭扰的枪声和政治喊话声,闹得顽军整夜不得安宁。士气日益低落,锐气大减。
       24日,我军调整部署后,在半塔以南有15团两个连,在特务营协同下形成一只钳子(特务营是支队预备队,视情况用于半塔或协助15团两个连作战);北边有10团两个营形成又一个钳子,摆出南北夹击进攻半塔顽军的姿态。这时,我军渐主动,但为待主力赶到全歼敌军,故未反击,即形成对持状态。韩顽并不死心,命令独6旅和秦庆霖部向半塔附近集结,并从三河北调常备10旅到路东增援,准备继续进攻。
       27日,叶飞纵队从运河东增援路东,五天连战三捷,赶到涧溪以南;张云逸、罗炳辉、陶勇等指挥主力从路西到达来安县张山集。29日,我军全线反击,将路东地区所有顽军部队全部赶到三河以北。
       教导大队能坚守半塔七天,同周骏鸣副司令亲率特务营2连与教导队两面夹击,夺回被顽军占领的半塔西北光山阵地,控制制高点;南北两翼部队的支援和刘洁(女)率游击队坚守乔王村牵制顽军一个团一天一晚;赵瑞生带领10团卫生队坚守白米岗三昼夜,牵制秦庆霖旅一个营;以及各地游击队积极配合是分不开的。守住半塔争取了时间,保证路西对桂顽作战的胜利,实现了先反击桂顽,后反击韩顽的战役意图。从而粉碎了韩、桂两顽东西夹击,企图把新四军赶出皖东,消灭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阴谋。半塔保卫战,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是固守待援,打守备战的经验。陈毅同志说:“半塔保卫战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了黄桥。”半塔保卫战的胜利,顽军的反动地方政府也全都逃出路东,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短时间内建起了八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


三、临危不惧所向无敌


(六)平暴乱


       1940年7月,淮南苏皖边区(简称:淮南)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先在来安县屯仓镇暴发,很快漫延到路东八个县。暴徒们摧毁初建的抗日民主政权,捕杀抗日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烧民房、抢财物。屯仓的干部大部分被杀害,各地都有干部被杀害的。恶讯不断传到中原局。胡服(刘少奇)同志指出:“暴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必须坚决镇压。”
此时,新四军第5支队正在召开党代表大会,便立即停止开会,分区负责平息暴乱。
       赵启民负责平息盱眙、天长、高宝地区的暴乱。赵到10团,同成钧同志指挥10团部队,首先击溃了韩顽南犯的两个团。接着歼灭了进犯龙岗、金沟的忠义救国军700余人。对利用邦会和小刀会组织起的暴动队,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出布告、发传单、开会、家访,反复宣传:协从不问,立功受奖,顽抗严办。很快形成父劝子、妻劝夫、互相规劝的高潮,被逼被骗的农民纷纷溃散。万余暴动队仅仅剩下国民党特务、反动地主、帮会头目等200余人。退据三河边上一个地主圩子——季家圩子,企图背靠三河有利地势,又能取得韩顽支援,而进行顽抗。
       圩子不大,但圩墙、炮楼却很坚固,有护圩沟,水深过顶,沟底污泥没膝。一伙反动头子拼命死守。攻击还得费些力。为了防止匪众由三河上逃跑,用火力封锁河岸,白天发起攻击。用机枪压制敌火力,用稻草包泥土填圩沟,用人梯爬圩墙,用火攻炮楼。突破圩墙后,10团指战员冒着敌人火力扫射、雨点般的雷石、砖瓦,奋勇冲击。逐个攻下炮楼,全歼该匪,俘获百余人。
       按照惩办与宽大结合的原则,处理了匪徒。经过认真调查和群众揭发,审查甄别。大部释放,仅处决了9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头子。在黎城,召开了三个县数万名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经过当众审讯、宣判,群情激昂,口号声、掌声持续二十多分钟。成钧同志亲自动手行刑。群众说:“成团长一刀杀了九个坏蛋。”,成为争相传播的佳话。
在各区共同努力下,平息了这次暴乱。
       1940年,淮南军民,三月,反击顽军进攻取得胜利;四月,基本完成建立政权工作;五月,日伪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扫荡”,声言要在一个月内摧毁抗日民主政权,经过军民奋战,打退了日伪“扫荡”;七月,又发生了全区的反革命暴乱。这些事件说明:日伪顽对抗日民主政权建立的恐惧和仇恨。也说明坚持敌后抗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性和斗争的尖锐、复杂、艰巨性。只有不断取得对日伪顽斗争的胜利,政权才能巩固。抗日军民有了“家”,才能保障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七)剿湖匪


       1940年8月,第5支队北渡三河开辟淮(阴)、宝(应)地区。
       1941年1月,第5支队改编为新四军2师5旅。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民。协同3师、4师开辟苏北、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我国五大内湖之一的洪泽湖,位于苏北、皖东北交界处。抗日战争时,是华中、淮北、淮南三大根据地中间的一个水泊。韩德勤精心豢养了一支湖匪——水警大队,盘据湖内,四处骚扰破坏,阻碍交通,摧残政权,抢掠财物,杀害干部和抗日群众。1941年5月,新四军军部命令:2师5旅、4师9旅、3师10旅一个团,围剿这股湖匪。
       湖匪头子是淮泗县的一个地主加青帮头子,名叫陈佩华。匪众多为久据湖内的惯匪和以湖为家的水上浪子,共300余人。有30多只钢板划子(木帆船船面装钢板)。武器精良,弹药充足。欺我军不善水战、极为猖狂。对岸上包围,全不在意,声称:“旱鸭子下不了湖,能耐我何”。
       我军先在岸上把湖匪包围起来,皖东北由4师9旅负责,淮泗由3师10旅一个团负责,淮宝由2师5旅负责。
       2师5旅当时只有14、15两个团在淮宝(13团在淮南路西),以14团担负岸上封锁,15团集中作入湖进剿的准备。旅机关驻高良涧指挥,除督导下湖进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外,用主要力量开展对湖匪进行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
       高良涧是一个水旱码头,各行业的人都有,青帮势力占统治地位,并与湖匪有联系,不加入青帮很难生存。下湖生产的渔民既受湖匪压迫、剥削,又不得不与湖匪来往,是争取瓦解湖匪可利用的渠道。有个姓刘的青帮头子是坐地大爷,既在岸上称霸一方,又与湖匪勾结。他对第5支队在淮宝、淮泗打韩德勤和小刀会的战况是眼见耳闻,深知我军战斗威力。15团在湖上训练的情况,他每天都要偷着观察。我们把这个人作为争取的重点,派专人做工作,请他到旅部吃饭,要他做陈佩华的工作,争取陈佩华投降,表述我们下湖进剿的决心。他确也守信,劝陈佩华投降,也给下湖的渔民传播我军下湖训练的情况。陈佩华表面上应付,实则拖延时间顽抗,可也起到了动摇其军心的作用。
       湖匪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们15团一切准备就绪,利用一个顺风的夜晚,22时起航,第二天拂晓将湖匪全部包围。在摆出准备进攻的同时,展开政治攻势劝降。匪众动摇,有跳到湖中逃跑的,有举枪投降的。无路可走,陈佩华被迫投降,达到了不战而胜。
       对陈佩华部队进行了彻底改编。改为洪泽湖县巡湖大队,由5旅和淮宝地方武装抽调班、排长和老战士做骨干。编成三个中队。任命陈佩华为大队长,大队政委、政治指导员、中队长均由我军干部担任。对原顽水警大队中的一些惯匪、流氓、痞子调去集训,表现好的留用;不易改造的分别处理,安置就业。陈佩华干了一个月,一再诉说干不了,要求准他回家为民。我们批准了他的要求。给了他500元法币,做为安家费。希望他回家后,继续做些对抗战有益的事。
       湖匪肃清后,成立了洪泽县,在抗战时期对华中根据地联成一片,相互协同起了重大作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坚持华中敌后斗争的堡垒之一,直到恢复华中地区,始终保持在我军控制之下。


(八)扫日顽


       1943年2月,5旅兼淮南路东地委和军分区。司令成钧,政委、地委书记赵启民。
       1943年9月到1944年12月,5旅兼淮南路西军分区。旅长成钧任司令员,赵启民任政委兼路西地委书记,黄岩任副政委兼副书记,副旅长张翼翔兼副司令员,副司令员陈庆先,参谋长张元寿,政治部主任邓少东,副主任肖学林。在淮南区党委、谭振林、罗炳辉等同志的领导下,实行“一元化”领导。(大事集体讨论,少数服从多数。书记有临机决断权。)
       新四军5旅进入路西时,面临着日伪顽包围夹攻的严重形势,边缘区被蚕食伪化,根据地日趋缩小,财政困难,社会动荡不安。为打开困难局面,我们经反复调查研究后,决定采取“南防北攻”的方针,即对南部、西部的桂系顽军采取防守自卫,争取其抗日的政策;对北部、东部的日伪军采取主动进攻,收复失地,扩大根据地的原则。
       为此,新四军主力兵团以重点防御与机动作战相结合的方针展开。抽部分兵力与地方武装重点防守南线对桂顽的防御阵地,其他各主力团布设于既能独立作战,又能相互策应,迅速集中,重点歼敌的位置
       整顿和加强区县各地方部队。调配干部及装备,提高其战斗力。组织人民联防自卫。村村修整寨墙和碉堡,夜间老幼妇女集中到碉堡附近的坚固房屋,青壮年组织起来守卫村庄站岗放哨,规定报警信号,一村报警邻村支援,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立刻驰援。
       按这一方针。1943年10月,我军拔除了定远城外陈圩子、聚兴集、王圩子等三个日军据点。俘伪军俆郁堂部200人。打退日军600多人的增援。1944年5月,粉碎日伪军3000人的“扫荡”。1944年10月,我军又拔除了日伪安在我定、凤、怀根据地边区的殷家涧据点,并击溃日军鲁山大队及伪军在飞机掩护下的增援。毙日军副大队长以下70余人,伪军100余人。力逼日军龟缩在铁路线上,小部队轻易不敢进犯根据地。同时,顽军几次配合日军的进攻和土顽(顽军扶植的土匪和其地方武装)的不断骚扰均被击退。根据地边区日益稳定。
       1944年10月,日军开始在津浦路蚌埠以南和淮南铁路各据点秘密增兵。桂顽在古河、梁园之间频繁调动。日伪军“扫荡”,顽军趁机进攻的形势已成定局。路西地委和军分区根据2师前指指示,做了反“扫荡”和准备击退顽军进攻的布署。
       11月10日军7000余人加上伪军共10000余人,分东、西两线同时出动,对路西根据地进行“扫荡”。桂顽集中4个主力营,由512团团长蒙培琼指挥,窥视时机,准备进攻。
5旅以两个团配合地方武装打击深入根据地的日伪军,以两个团外线出击淮南铁路。4旅出击津浦铁路,以策应5旅。我军在铁路上猛攻敌据点,截断敌交通运输。在根据地内,以游击战打击深入之敌。日伪军几次合围新四军在根据地内坚持战斗的机关、部队都是扑空、挨打。日伪军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鸡犬不留,实行三光政策。激起民众极大愤恨,百姓坚壁清野,纷纷配合我军打击敌人。日伪军到处挨打,后方老巢被攻,岌岌可危,不得不很快于11月17日开始撤出根据地。我军又一次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
       就在日军对新四军“扫荡”的同时,桂顽也向根据地进犯,企图与日伪军夹击我军。10月17日黄昏,桂顽蒙培琼指挥的四个营已近到延寿集南之郭集、蒋集一带,离旅部小陈庄驻地仅5华里。顽军进攻迫在眉睫,是打?是走?要当机立断。有的同志主张:走。理由是延寿集附近只有18团两个营。延寿集、占鸡岗一线对顽军的工事均遭日伪军破坏,短时间难以修复;三个主力团都在一天行程以外,部队连续转移打仗,极度疲劳;从以往和桂军作战实践看,桂军四个主力营不好对付;根据地又遭日伪破坏,极待恢复。我们召集会议研究分析各方情况认为:不打退顽军进攻,难以安心处理日伪破坏造成的困难局面。关键是争取一天时间,把部队集结起来。能不能争取到一天时间,能不能打退顽军进攻?经研究分析,认为是可能的。日、顽是上层暗中勾结,互相呼应,在战场上没有直接联络工具,顽军对日军行动不能准确掌握。例如,前两天(11月15日),在青龙厂,日军2000余人和顽军两个营,南、北对攻夹击14团。我军主力跳出合围,留一个连,分两部,一部抵御日、伪,一部抵御顽军。等两敌快到近前时,我部趁大雾撤出。两敌接火,都以为是在打新四军,等日军抓到顽军的人,才知上当,放人,收兵。顽军怕遇到日军,不摸清日军撤退情况,不会冒然进攻;顽军知新四军主力在铁路线上作战,集结需要时间;顽军是骄兵,以往进犯我区很少遭到痛打,很猖狂。当摸清日军确已撤出,必然向我区进攻。新四军三个主力团是指到那里,就打倒那里的部队,士气高。反“扫荡”前,打了招呼,有反顽的准备。接到电令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按时赶到集结地区。1943年10月,桂顽趁新四军在定远城外打击日军,也是出动四个营偷袭我军,当时我军仅将其击溃,未能全歼,就是由于集中兵力不足。是一个经验教训。这次我们要集中、也一定能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统一了能打好这一仗的认识。决定:不能走,坚决打。立即分工开展工作。来不及报告请示2师前指批准,电报也难说清。决定由副政委兼地委副书记黄岩和参谋长张元寿带一个骑兵班赶到后方向师前指报告,同时负责根据地的恢复建设工作。为争取一天的时间,旅长兼分区司令成钧连夜到延寿集找到18团,令该团派部队坚守延寿集、占鸡岗,赶修工事,做到至少能守一天。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赵启民在旅指挥所发电,令三个主力团克服一切困难按时赶到占鸡岗地区集结。同黄、张商谈回后方工作。黄岩和张元寿同志想留下和大家一起战斗,黄岩同志临走时还问赵启民:“猴子(桂顽)打来怎么办,”赵启民说:“放心,你们到后方要安心处理问题,三个主力团能按时集结,不怕猴子进攻”。部署战前工作。旅指挥所在反扫荡期间一直在日顽中间地带活动,在小陈庄仍摆出日顽之间的姿态,迷惑顽军。
       18日拂晓,旅指挥所移到齐油坊,仍是在日、顽之间的姿态。下午,各团先后到达指定地点,隐蔽集结。旅指挥所移到宣家岗,令各团部队好好休息一晚。旅政委和政治部主任邓少东带工作人员分别到团里检查、帮助战前准备工作。
       顽军在郭集整日向北打炮,以火力侦察日军动态。19日,顽军分两路向新四军进攻。一路蒙培琼直接指挥三个营向占鸡岗进攻,一路由512团2营营长蒙左宣指挥一个加强营进攻董大圩,迂回占鸡岗。新四军先以阵地守备,消耗疲惫顽军。守占鸡岗的18团9连和区中队在14团协助下,先在外围消耗顽军,后退守核心工事。守董大圩的14团7连是仓促进入阵地的,先利用村边简单工事,打退顽军多次进攻。后退守村内,同顽军展开逐屋争夺战。7连是一个有打守备战经验的连队,在皖东北,曾一次打退日军300余人的进攻,日军增加到500人,也被二次打退。在高良涧打退日军200余人的偷袭。兼任7连连长的3营营长彭家祥指挥7连在董大圩,打得很英勇顽强,一直坚守到我军主力出击。
       战斗进行到下午,顽军在两地总是久攻不下。蒙培琼仍认为新四军三个主力团尚未赶到战场,只是18团在坚守待援。企图由左翼迂回,包围占鸡岗。同蒙佐宣取得联系,一举歼灭新四军两地守备部队。此时,13团和骑兵连、侦察连、炮兵连已由张桥镇隐蔽运动到占鸡岗以西顽军侧翼。成钧旅长提出他到13团指挥,赵政委立即同意,并对他说:“放手打!13团那里发起反击信号,我即命令14、15团出击配合。”
       下午3时,成钧旅长趁顽军调整部署之机,令13团迅猛出击,骑兵连纵马横刀冲入敌阵,侦察连、13团1、2营紧紧跟进,如猛虎下山,与顽展开了肉搏战。顽军在新四军突然打击下乱了阵脚,节节后退。我军乘胜追击,在野战中歼敌一个多营。14、15两团接到旅指挥所的命令,立即猛冲敌阵。14团1、2营由占鸡岗东南方向出击 ,配合13团将顽团长蒙培琼及其残部包围在上扬家。14团3营和15团向进攻董大圩顽军出击。将顽敌分别包围在西彭岗、小彭岗。
       新四军各出击部队打的猛,协同好,一鼓作气,已将顽余部全都分割包围。当晚,在副旅长张翼翔的指挥下,又全歼退守小彭岗之敌一个多连。
       20日,残敌仍被我军包围在上扬家、西彭岗两地,旅指挥所在董大户。为准备对付桂顽可能派部队增援,我们决定抽出14团、15团各一部机动兵力打援。困守西彭岗顽军,趁新四军调整部署之机突围。新四军15团和14团各一部立即发起追击。追到龙王寺附近,被新四军18团1营在前面堵住。在我军前后夹击下,除蒙佐宣带10多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赵启民即令15团集结准备打援。13团和14团对围困在上扬家的顽军发起攻击。我军先用迫击炮、枪榴弹(这都是2师军工厂吴运铎等同志自制或改造的)向顽军阵地轰击,打到上扬家的草房起火,浓烟滚滚,熏得顽军到处乱窜。顽军企图到村边沿顽抗,我军趁顽军混乱之机,发起猛攻,歼敌一部。蒙培琼率残部逃入小朱庄,新四军追击部队紧随冲入庄内,仅用10多分钟全歼该敌。蒙培琼藏在水沟内装死,被我军打扫战场的部队活捉。
       下午4时许,全部结束战斗。来增援的顽511团闻讯南逃。盘据在谢圩子多年的土顽也弃巢逃跑,被蚕食的边区,为新四军18团收复。
       这次战斗,共歼桂顽四个主力营和土顽一部共2000余人。生俘敌团长1名、营长3名。把桂顽扫出根据地,即停止追击。并再一次号召其:枪口对外,共同抗日。这次真把他们打痛了,1945年春,王子城战斗中缴获桂顽511团1营文书的公文包,从中查出描写占鸡岗战斗的一首打油诗:“占鸡岗上真伤悲,战马奔腾血乱飞,问君能否记忆起,北上剿匪几人回”。怕输了老本,再也不敢对新四军发动大规模的进犯。 扭转了淮南路西对顽斗争的被动局势。战后,我军一直处于主动、有利的态势。1946年10月,陈毅同志在山东滕县以东,对5旅干部讲话,评价占鸡岗战斗时说:“一次歼灭桂军四个营,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号召5旅部队发扬打歼灭战的精神,在山东战场上大量歼敌。

       消息来源: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二师分会
       责任编辑:陈龙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