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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彰显“潜伏”精神的孤勇者:陈昌
发布人:周志先   更新时间:2022/6/21    点击15639次
  

聂树平

 

       重庆市龙溪河、狮子滩和因修建水电站而形成的长寿湖,是我生命中一段重要的驿路,令我难忘。

重庆长寿湖风光(廖涛 摄,张光勇 供图)

       2000—2008年我在龙溪中学工作期间,陆续收集到一些红色故事,尤其是在邻封镇(后划归长寿湖镇)的狮子滩电厂总部,走在厂区的水泥硬化路面上,看着高高的香樟树,遮天蔽日的树冠,阵阵香风吹送,沁人心脾。曾问随行的朋友:“咱们电厂这里的树为什么这么高大,树冠为什么这么茂密?”朋友说:“你不知道咱们这里以前是保密单位吧?这些浓密的树冠之下,是咱们的电厂办公区,是为狮子滩水电站提供行政和后勤保障的,一旦有紧急情况,这些树冠对我们是有很好的掩护作用的呢!”

狮子滩水库大坝(重庆市长寿区水务局供图,图片来源:重庆日报)

       说到这里,我常常回想起,高大的树冠自然给我们提供浓荫、强化安全氛围,在我党历史上壮烈的历史斗争进程中,那些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又何尝不是像狮子滩电厂总部高大的香樟树一样,为我们提供遮蔽,强化安全氛围呢?今天,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曾在长寿湖水电站担任招待所副所长的陈昌(又名贾佐、贾希一、贾希谊、贾希夷等)的红色故事。

陈昌(贾佐)同志画像(李世刚 李世东 作,图片来源:中华魂网)

       陈昌同志的经历,在林向北、陈龙狮等前辈的诸多文章中已有初步勾勒,在这里我们仅从其他史料角度稍事补充。本文中未提及的内容,读者朋友们在网上随意输入关键词“陈昌”就能随时随地阅读。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贾佐(党内代号陈昌)在1949年夏秋之交的故事。

       1949年7月中旬,重庆即将迎来解放时,在重庆市中区(今渝中区)临江路45号天瑞公司举行了一次川东特委会议。会议根据上级指示,经过讨论,最后确定了“积极营救狱中战友”等工作①。要营救战友,在那山雨欲来的黑色恐怖环境里,难如登天。当时我党想到了武装劫狱、内部策反以及“必要时可以用钱去‘买人’”等多种办法。

       这样一个方针要落实,需要靠我党的基层支部、外围组织等多方想法。据曾任当时地下党领导人的马识途回忆:“我们必须用一切办法来收集敌人专政机关对付我党的一切资料和情报,进行认真的研究。除收集敌人公开发行的有代表性的报纸、刊物、公报、专刊、政策、法令、统计资料外,还要收集敌人的内部文件资料,包括他们对付我们的工作报告、总结材料、研究资料、教材(包括特务的侦察、行动、审讯、暗杀、“红旗”政策的技术教材);不仅收集文字的,也收集非文字的情况,他们的活动倾向,力量调度、重要头目的行踪等。他们的特务机关,集中营、监狱、拘留所的位置和守备情况,不仅了解他们的公开的特务组织、警察、宪兵机构,还要留心他们倚为爪牙的外国特务组织,如防谍通讯网、通讯员之类的组织和人员,这种组织的人员几乎深入到每一个机关、社团(特别是新闻通讯社及报刊社)、学校、工厂以及乡村和会道门、流氓组织之中去了。”

       为落实这一精神,结合历史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智慧,贾佐设法打入了渣滓洞、白公馆的国民党警卫部队。贾佐在这里担任交警一旅十三总队一大队第二中队少校中队长。

       当时重庆的交警部队,是戴笠领导的交通警察部队,对内叫“志农部队”,系大特务马志超、戴雨农(戴笠)命名的特务武装。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展开和谈,针对全国军队进行系统的整编。当时国民党军内部各大派系都对戴笠曾领导的忠义救国军觊觎再三。在蒋介石默许下,戴笠与当时国民政府交通局达成合作关系,将这些军统武装力量建成交通局警察部队。1946年3月1日,交通警察总署成立,成立之初下辖18个交通警察总队和一个直属大队。虽然名义上是交通警察,实际上是按正规军的编制进行安排,加上后期周边各个地方的交警队伍陆续加入,总兵力近10万人。而贾佐就是在这时打入了戴笠的这支部队。

       在这个过程中,贾佐是以潜伏者的身份进入国民党的这个“志农部队”的。在这之前,曾完成了潜伏任务的他,找董必武请求接受审查到一线斗争地方去,但董老告诉他,要发挥自己熟悉国统区的优势,在隐蔽战线需人之际继续战斗。结合当时川东地下党领导人的一个内部报告材料,我们也能理解到贾佐后续留在重庆,继续做“潜伏”工作是有党内政策依据的。在这份名为《如何迎接解放》的报告中,领导指出:

      “解放后我们的政治面目应不应公开呢?要在什么情形下方能公开?不公开又是为了什么?我们认为,政治面目应否公开的问题,也是和人民利益、革命事业相结合的问题,不应分割起来处理。例如公开政治面目对人民和革命有利,当然公开,哪一个党员政治面目的公开,对人民对革命有帮助,哪一个党员就应该公开;如果有相反的结果,我们就得考虑,就得制止。因此,政治面目的公开与否,是有原则的,不是属于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任其自由发展的,是有纪律性的,是以人民利益、革命事业为前提的。它必须在这种情形下才能公开:第一,有工作的必要,经党的决定者。这就是说在工作需要上,党可以指命同志的公开面目去进行工作。这在解放后接管时期会是很普遍的事实,他们是负有任务的。第二,在群众中有威望,经党的认可者。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公开政治面目,那就是某些同志在一般群众中素有威望,被群众所拥戴的。这种党员公开了政治面目,对革命事业和党的威信,都会有着帮助。除开上述两种情形外,我们认为政治面目的公开,便没有必要了。

      “那么,不公开又是为了什么?这当然不难了解。我们知道,解放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仅是人民争得了国家政权。如何使这个国家‘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还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才是‘万里长征中走完了第一步’。解放后的建设工作,有的地方会要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在这种困难建设工作中,如果没有我们的党员广泛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解释新的政策,在工作中起领头的作用,突破一切难关,使政府与人民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结合得很好的话,克服困难便是一句空话了。这些深入到群众中去的党员,要是公开了自己的政治面目,在群众觉悟不够的情况下,就会被另眼看待,就会认为是代表‘官方’说话,因而可能不易得到群众真实的意见,使工作的推动难以得到实效。当然,这种情形是与群众的觉悟程度、社会的进步程度有关联的。群众觉悟提高了,社会更形进步了,政治面目公开的可能性也就更大。这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清除与消灭埋藏着的敌人,这在刚解放后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像近年流行的一部谍战电视剧《风筝》中,郑耀先问陆汉卿:“我什么时候能活得像个人?”上级说:“那得等组织上,需要恢复你成人的时候啊!”“那如果组织不让呢?”“那我就代表组织提醒你!”从这里可以看到,无论是隐蔽还是公开,都取决于组织上基于革命工作的需求。

      那为什么贾佐要选择这支交通警察部队作为自己在“藏身”之处呢?当时地下党一份名为《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报告:把握时局 贯彻方针(1949年7月)》的文件指出:

      “目前反动政府在四川的布置,证明了我们以前对四川局势估计的正确性。的确,这是大好小坏的局面,严重的困难也就表现在这里。一方面,敌人要想把四川搞成反动基地,这尽管在客观上与主观上都是不可能的,但‘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者会自愿退出政治舞台’的。他们趁着四川本身人民力量的比较薄弱,于是在无地可退的情况下,反动政府大批迁川,特务机构(国防部保密局)搬来重庆,积极地建立反动军队,以及最近配合各方面的大清乡、大屠杀。”

       国防部保密局的前身就是军统,无论是军统,还是保密局,还是瞒天过海的交通警察部队,本质上都是特务机构。贾佐进入“志农部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曾任川东区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西南局组织部秘书科科长、重庆市委宣传部干部教育处处长的卢光特在回忆文章《1949年下半年重庆地下党的策反工作纪事》中说:

      “1949年8月,派贾佐(二战时期党员,四川省委撤走而失掉联系,通过林向北与川东特委接上关系)打入‘志农部队’(交警一旅),该部系以大特务马志超、戴雨农(戴笠)命名的特务武装,驻‘中美合作所’内,贾佐任中队长,又派徐云恒、曹志国、席勒、文伟和刘某去协助贾佐掌握部队。后因敌内部争权夺利,贾佐职务被挤掉,其余党员主动转移。1949年9月,组织又派张平和、杜文举、陈立洪打入‘志农部队’的干部训练班,当传令兵和勤杂兵。该班分军官队和军士队,共300余人,专门训练打游击和搞潜伏的特务,地址在‘中美合作所’五灵观立仁小学内。‘中美合作所’戒备森严,设三道警戒线,通行证分临时、夜间、特别三种,我们的人地位低,只能在有限范围内通行,不能接近‘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但他们想方设法,绘制一份地图,标明从歌乐山、红槽房、宣家桥、24兵工厂(石井坡)等四处进入‘中美合作所’的路线及沿途警戒。”

     虽然这次营救因故未能成功,但解放后重庆的反特工作面临严峻形势,仍呼唤着大批人才。当时陈锡联在公安与警备部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重庆反特工作在(1950年)1月18日大逮捕之后,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月18日以前,我们的反特工作是在摸索中,这是因为:(1)我们刚进入这样一个120万人口的城市,各方情况不熟悉;(2)重庆的特务特别多,因为重庆解放最晚,各地特务大部逃至重庆,可以说是‘全国性的集中’;(3)我们的干部大部来自部队,长期做部队的保卫工作,但是一进重庆,却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②基于这样的形势,贾佐并没有躺在以往的功劳簿上睡大觉,而是按照西南局工作要求,做了长期斗争的准备。

       贾佐因势而动,顺应时事的行动,不仅是个人主观上的党性观念使然,也与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关于野战军进入新区与地下党会师的指示(1949年12月11日)》的要求有关:“克服某些党员存在着的‘革命成功了’‘推翻了老蒋,喘了一口气’等等对今后西南建设的艰巨任务认识不足的思想,对某些过去特殊工作的个别党员的秘密,仍须保持,以利了解潜伏的反动势力,但党委必须指定专人经常给以联系和教育,并检查其工作,以免陷于政治上闭塞和落后。”③而贾佐,在这个时候就是属于“过去特殊工作的个别党员”之列。

       在那个时候,匪患严峻,危及重庆地区的正常生产秩序,以致当时的《解放军西南军区关于执行长期剿匪和政治为主、军事为辅方针致各军区、兵团并报中央军委电》(1950年2月15日)作出如下要求:

       “加强情报网(善讯俘匪),尤应与群众工作结合,切实了解匪情,使所得情报迅速传达,迅速捕歼,非常重要。其中要运用各种不同的便衣队,结合轻装精干的部队,用多路合击、奔袭、跟踪穷追、多方寻剿、反复清剿等办法对付匪特,直至彻底捕灭为止。一切以正规作战之笨拙方式,来对付狡黠与地方化尤其政治化之匪特之办法,与局限一个范围,将匪赶到自己区域以外即算了事,不作无限制的穷追寻剿,不与友邻协同一致,以使匪获得此剿彼窜之机会等坏办法,都应克服。”

       正是基于这种大背景,贾佐再次隐姓埋名,以党的外围组织的形式——“便衣队”,为党留意各种敌特匪患线索。这段时期,贾佐同志以“华川烟厂”“人民书店”“关庙茶社”老板,以及“立信会计学校”“崇德会计学校”政治教员为掩护,继续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发现“特情”500余件。他在重庆市公安局破获《中中案件》(国民党特务组织和颠覆新中国的武装组织“中国平民革命党”“中国反共救国军”),于1951年1月13日凌晨在重庆、江北、巴县、武胜、岳池等地将反动组织匪首邓锦环(中国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及其匪特组长、地下司令等武装力量一网打尽,彻底粉碎了蒋家王朝在重庆复辟的阴谋,为捍卫新中国又立下了一大功。

       当时,贾佐的工作主要是在周兴直接领导下。周兴是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有回忆录说:“周兴作为西南公安保卫部门的最高首脑,身上的担子很重。从我进入捍卫路八号的第一天起,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每天跟着周兴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以后,至少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经常通夜不眠,开会、听汇报、打长途电话、找人谈话、起草和修改文电……总之,在捍卫路八号有办不完的事,经常灯火长明,人来人往穿梭不停,好一派繁忙的景象。”④作为周兴的下属,且当时身份处于保密的贾佐来说,其繁忙程度不会比这个更轻松。

       然而,从1952年开始,在“三反”运动中,因经营不善,贾佐被人举报贪污,从此他的潜伏生涯就告以结束,但他仍在党和国家领导下以各种形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即便在最左倾的年代,他也对党的未来抱着信心。在那个时候,此前他的工作上的领导董必武曾对他说过,一旦有需要:“你(贾佐)可以直接到党中央找到我,我会尽快恢复你的工作关系。”⑤

1952年,正是狮子滩水电站建设用人之际,董必武听闻贾佐的际遇后,为其安排到长寿来上班,这也成就了长寿红色文化中的一段故事。

狮子滩水电站(陈龙狮 供图)

       在搜索史料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贾佐的战斗历史不仅仅在上海、江西、重庆,还有四川省岳池县、重庆市垫江县等。根据广安当地史料,“1944年秋,南方局派党员贾佐、何妨、邝平玉、聂江株到岳池任教,贾佐、何妨等在新三中学秘密从事党的活动。”⑥

       笔者注意到,若干年后,新三中学合并到岳池中学,在岳池中学修的校志中如是记载陈昌的情况:“贾佐 重大中文系毕业 [地下党员]语文(教师)”⑦。之所以将陈昌的毕业院校定为重大,可能是因为隐蔽工作战线自我保护的需要。根据白区地下工作需要,“伪造最重要的是伪造证明文件,平时就要通过各种关系,收集一些敌伪机关、单位团体的印鉴模样、信笺信封,以及一切可用的空白证件(当时街上有专卖填学校毕业证件的证书纸),街上卖的请帖、拜访帖子、名片,特别是当时官场中及社会上有声望的人物的名片、签字格式等”⑧,估计当时贾佐就是凭借重大中文系毕业生的身份前往新三中学任教的。

       此外,在垫江中学的史料中,对民国时期,担任该校“修身、三民主义、公民课”的教师名录中赫然记录着“贾佐”⑨;另外,在渝中区文史资料中记载其:“重庆解放后,吴棹仙于1950年在和平路创办了‘苏生国医院’。以后又与曾义、贾希一等人共同在归元寺创办了中华医药科学讲习所”⑩。

       笔者还注意到,贾佐有一段时间从事媒体工作,其在岳池教书时从事语文学科教学,估计与其自身语文素养有关。在四川大学图书馆现在仍藏有贾佐担任编辑、名义上为国民党万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创办的《民众周刊》(11)。

       从这些吉光片羽的史实追溯中,我们终于立体地看到一代潜伏英雄陈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怀着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在祖国大地借助媒体、教育、警察以及医疗等多个行业不断作为自己的掩护,在党的隐蔽战线上赤胆忠心的精彩画面!

       (本文系重庆工商大学辅导员思政专属学习力提升工作室暨重庆工商大学2021年校级科研项目“基于靶心战略的师生经典共读实践与探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资料
①《重庆市志》第十二卷[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②中共重庆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通讯[M].第5期,1950年3月18日.

③中共中央西南局秘书处.党内资料[M].丙字,第8期,1949年12月23日.

④杨玉英.怀念周兴[M].群众出版社,1999:36.

⑤陈枫.记中央特科的“风筝”——陈昌的谍战人生[OL],www.meipian.cn/2c2u4mvm.

⑥中共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安历史(1926—1949 第1卷)[M].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00.

⑦杨泰贵.岳池县中学志[M].内部印刷,1998:50.

⑧马识途.在地下[M].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162.

⑨政协垫江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垫江文史资料选辑(1)[M],1988:111.

⑩重庆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重庆渝中区文史资料(6)[M].内部印刷,1994:106.

(11)王绿萍,程祺.四川报刊集览(上 1897—1930)[M].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265


       作者简介

       聂树平,1978生于四川省长寿县(现重庆市长寿区),中共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重庆市国学学会会员,重庆工商大学教师,重庆工商大学辅导员思政专属学习力提升工作室主持人,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巴渝地域文化、地方史志编纂以及学校文化设计等研究。曾任重庆市长寿区龙溪中学校教师。发表各类作品100余万字,出版有个人文集《你唱过的歌长成树》,参与编纂《重庆市志·旅游志(1986—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