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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70周年校庆,感怀江平校长曾为我出庭作无罪辩护
发布人:张卫东   更新时间:2022/5/21    点击10377次
  

     2022年5月16日是“五一六通知”发动WG的56周年日。又是中国政法大学70周年校庆日,1952年的今天,北京政法学院成立,1983年与中央政法干校合并,成立中国政法大学,简称为“法大”,似乎昭示着“法大于权”而非“权大于法”,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将要来临。

     1984年起,我从事经济立法工作,与中国政法大学民法和经济法及国际法学教授多有交流与合作。

     1994年,我身陷囹圄,“法大”原校长江平先生冒着酷暑,努力奔走,调查取证,为我出庭作无罪辩护,不畏艰难,仗义执言,往事历历在目。

▲江平91岁生日聚会。右起:杨小平、唐师曾,2021年12月19日

     2021年12月19日晚,江平91岁生日聚会,看到先生精神矍铄,侃侃而谈其坚守的法治观念,感到亲切和激动。回想去年我参加他90华诞的热烈场景,恍如昨日。我与先生相识相惜38年,他的为人为学,使我受益匪浅。

▲90华诞的江平和弟子们,右俞梅荪,2019年12月28日

 

初识江平先生

 

       1984年8月,杭州初识江平先生在全国经济法治工作会议暨中国经济法研究会成立大会,国务委员谷牧在讲话中热情鼓励与会者,要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加强经济法学研究,他当选名誉会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兼经济法规研究中心总干事顾明主持会议,当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任建新、北京大学经济法学教授芮沐、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孙亚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力余、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江平(53岁最年轻),当选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从此,我与先生多有交流与合作达十年,历经我国经济法治建设从无到有的历史进程,先生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忘年交。

       1984至1994年,我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的规划工作,兼任新闻发言人,后六年担任顾明同志的秘书,指导中央各大报社“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搞好法治宣传是我的职责。

       1992年9月,在十四大前夕,我应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的请求,支持其搞好十四大的政策和法治宣传,该报取得成效,受到十四大新闻领导小组和上海市委的表扬。之后,他们继续求助我支持其搞好法治宣传。

        我头次支持地方报社,没想到竟陷入欺诈陷阱,文汇报驻京办主任兼首席记者王捷南等人按张启承的要求,团伙盗印中南海机要文件,送到上海文汇报党委传看,扩散;之后,向北京市国安局告密且栽赃陷害,1994年1月,我被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泄密罪被捕,被抄家。

 

身陷囹圄,江平律师为我出庭辩护

 

       我因工作疏忽,文件不慎被人盗印,很自责,当负连带责任。江平律师和王志强律师(原张友渔的秘书与我同事)冒着7月酷暑,为我奔走,调查取证。从北三环路的“法大”宿舍,前往南四环路以南,过铁道线的大红门看守所,为我出庭辩护。他们穿越北京城,路上还出了车祸。

       在法庭上,江平律师认为“犯罪构成必须同时具备的‘三要件’即‘犯罪动机、手段卑劣、社会危害’,以此衡量犯罪嫌疑人俞梅荪的行为,却都不成立”。先生慷慨陈词,汗流浃背,衣衫湿透,当年的法庭,没有空调。先生的无罪辩护,使法官心悦诚服,连连称道,检察官当庭撤诉,书记员却未作记录在案。

       一个月后,书记员送来《判决书》,法官采信文汇报的两位揭发检举者,实为法人团伙作案人的栽赃陷害,作为证明我有罪的所谓证人证言。他们是盗窃者,我是失窃者,他们是主犯,我连从犯都不是。在法庭上被充分肯定的江平律师的长篇辩护,竟被判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不予采纳。”法官翻脸不认人,先生败诉而受辱,我被以泄密罪判刑三年。

       江平律师继续奔走,前往西四环路以西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为我上诉作无罪辩护,又被法官称道,但却又在一个月后,裁定驳回,败诉而受辱。

       1997年,我刑满释放,我的首长顾明和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委主管常务的宋副书记得知我的冤情,很震惊,很痛心,要我到上海找文汇报党委说清楚,讨回公道。

 

刑满释放,我不断被文汇报耍弄

 

       我专程来到上海,文汇报新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石俊升和作案人之一王捷南(已升任报社记者部主任,后为教科文卫部主任、优秀党支书)告知,报社正在积极敦促上海市国安局复查,翻案指日可待,要我不必申诉,并以此为条件,积极为我复查,要我回北京等待

       之后,承蒙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委宋副书记的热情关照,要为我向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罗干(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中央政法委书记)报告,请他过问,复查此案,使我深为感动。我因犯了大案,身败名裂,很自卑,很自责,又不知案情真相,既然法人团伙作案方的文汇报党政单位,正在积极敦促国安部门复查翻案,就不必惊动老领导罗干首长,我谢绝了她的好意。

       2002年9月,文汇报主动承诺的复查,迟迟没有音信,我致函新任总编辑吴振标,随即专程前往上海威海路755号约40层办公室询问。吴振标告知,上海市国安局的复查已基本完成,近日即可翻案并解决我的全部问题,还作出批示为证。之后,我把他的批示交给国务院办公厅人事局,使其继续保留我的人事档案,以便翻案后恢复公职。

       之后,我不断被告知,近日上海市国安局的专案人员将到北京核实案情,要我不要离开北京,不要前往上海。他们的紧锣密鼓,使我充满信心,但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年复一年的信誓旦旦,全都没有任何下文。

       2011年1月,我满怀希望前往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楼8门7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询问复查的进展情况,竟被拒绝见面。打电话联系,概不接电话,很怪异。我再前往,竟被连连报警,警员迅即赶到,他们说我是犯罪分子,刑满释放来报复,使其有生命危险,极力要求警员逮捕我。当面血口喷人,把我吓懵了。警员气势汹汹,推推搡搡,不容分说把我抓走了。

       2016年2月19日,总书记指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做到爱党、护党、为党;做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但是,文汇报党委及其报社却是法人团伙盗印中南海的机要文件,栽赃陷害,此案扑朔迷离,黑幕重重,荒诞离奇,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旧上海滩的拆白党运作的“仙人跳”。“十八大”以后仍不收手,继续隐瞒真相,还不如聂树斌冤案的强奸犯王书金,王书金尚能面对作案事实,良心发现,说出真相,承认其强奸行为。

       在狱中,有难友听说我是被上海人构陷的奇案,要我看看余秋雨的《上海人》,此文揭示上海人的丑陋性,入木三分。但是,就我惨遭文汇报法人团伙作案群体的机关算尽,恩将仇报,丧尽天良的厚黑,此文对上海人的丑陋性的揭示和反思,远远不够。

       此文结语:“上海的地位,本不是这样,本不应这样……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这更是把我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生存无着的悲剧,因刑满释放犯的身份所限,未能再就业,空怀一腔报国之志,愧对顾明和江平两位恩师(都是江浙籍上海人前辈)的谆谆教诲。

       在狱中,我每天读司马迁《报任安书》达百遍,“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我国的法治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021年12月19日,江平91岁生日,我彻夜未眠,彷徨与呐喊的感言被读者热情关注和提问,于2022年1月31日我被捕28周年之日;5月16日“法大”70周年校庆重写。

▲2010年1月23日,在江平八十诞辰的两百人聚会,江平握着俞梅荪的手问:“你现在怎么样?”俞答:“我家又陷更大劫难,祸及上海老家弟弟的住房被人侵吞,无家可归,求告无门,什么法呀,都是没用的!”江平黯然无语,一脸凝重,聚会结束时发表《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讲演。俞撰文《因法结缘,为法患难——江平与我交往26年及为我无罪辩护而败诉》近万字文被编入《江平八十华诞庆贺文集》,受到与会者的热情关注。

       附1:俞梅荪指导党报宣传是功而不是罪

       宋廷明来信(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理论局局长):

       小俞:你好!

       人们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最幸福。孰知你,年纪轻轻,历经坎坷,令我扼腕长叹,唏嘘不已!

       沪上《文汇报》在国史上的劣迹多矣,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1966年“文化革命运动”,均最先发韌于该报。该报先后聚集了不少无德、无行、少才之文痞。我曾多年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均婉拒他们的釆访。相对而言,沪上《解放日报》要正派得多,如促进改革开放的“皇甫平”(写作组)等开拓者。

       个别不良官媒为抢新闻,无所不用其极,挖掘材料到手,便胡编滥造,一旦有事,推卸责任,逃之夭夭;岀卖朋友,加害好人。

       看来,你真是上了这帮小人的当了。你当时太年轻太单纯,又中了办案人员诱供之术,以致于雪上加霜。

       为今之计,建议你,坚持依法申诉,本案的定性不准,关键证据被偷换(把被盗印的十四大的《征求意见稿》换成《讨论稿》);适用法律不当,只是违反机关内部的管理规定而非故意触犯刑律犯罪。

       余以为,这“三不”是:1,判刑的定性不准,把一般的工作疏忽,未料到对方的盗印而定为犯罪;2,证据不实;3,适用法律不当。这是你申诉,撤销原判,恢复名誉之关键。

       你必须强调,沪《文汇报》是党领导的官媒,你与他们的交往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把内部情况透露给他们,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做好宣传并受到了表彰,是功劳而不是罪行,不容混淆。

       你要不懈努力,终能平反!我坚信,你会有这一天。雄起!

               宋廷明,2015年12月25日

▲俞梅荪在中南海东花厅办公室

       注1:1985年,国务院经济立法五人小组,由安志文和顾明为召集人,李灏、马洪、张彦宁为成员;两位召集人的秘书宋廷明和俞梅荪为联络员,宋是俞的同事大哥。

       注2:《浩劫肇始“WG”发动48周年祭》提到:“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和《海瑞罢官》剧本作者吴晗,指责其‘是一株毒草’。各地报刊对此文不明就里,突如其来的批判文章……不仅北京市委,即便中共中央也没有什么人知道这篇文章有着多么深奥的意味、多么玄妙的背景。”(施京吾文,原载中国经营网,2014年5月17日)。如今在“WG”56周年重温此文,文汇报竟是“WG”的发端,很恐怖。俞梅荪被其套住29年来,毫无诚信可言。正如宋大哥所言,解放日报还不错,对我多有关照,惭愧我却没有帮过他们。

        附2:俞梅荪在4月15日“国家安全日”的彷徨与呐喊

       2022年4月15日,今天是敬爱的胡耀邦33周年忌日,不尽的思念。今又是“国家安全日”,当年我因公指导文汇报搞好法治宣传,取得成效,有关文件却被其盗印,向国安部门告密诬陷。我为宣传法治,明明是维护经济安全,社会安定,乃至国家安全,竟反被加害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成了敌我矛盾,戴着手铐被打伤,其实我与人民内部也没有任何矛盾啊!倡法治而羁法网,荒诞离奇!

       刑满释放后,我不断质问文汇报历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和作案人:“你们完全可向我单位国务院办公厅揭发检举,可向中纪委或保密局告发,为什么偏偏要向八竿子打不着的国安部门诬告?国安部门的职责是对境外敌特组织反间谍的,你们为什么偏要把我构陷成间谍之罪?”他们都沉默无语,却主动告知,报社已敦促上海市国安局正在加紧为我复查;数年后又被告知,翻案指日可待,还要解决我的生存问题。但是,年复一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各种信誓旦旦的主动承诺,全都没有任何下文,还要不断自费往返上海谈问题,莫非成了旧上海滩的“仙人跳”和东郭先生与狼的游戏。

       昨日,我就“国家安全日”又致信质问当年案发时的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等相关负责人,他们还是沉默无语,不回复。每当“国家安全日”,我都致信质问,都杳无音信。

       1994年初,我被捕起,每年国家安全法的发布之日,即为该法的宣传普及日,我都被警方训诫,送来一本《国家安全法》,要我努力学习,痛改前非,以防再犯罪;出狱后,也如此,使我啼笑皆非。

       极具讽刺的是,我国第一部《国家安全法》,在七届全国人大换届之际的百忙之中,我积极协助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两位副主任顾明和江平给予极大支持,赶在1993年2月22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即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不然,换届之后,该法草案将重新审议,一拖几年。这是我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隐蔽战线的反间谍战士,被誉为“和平时期最可爱的人”的热情支持,努力操办的结果。之后,该法的发布日为宣传普法日,从2015年起,定为“国家安全日”,现已第七个“国家安全日”。

▲1989年3月,俞梅荪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70岁的顾明和60岁的江平同时都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三人共事10年(顾明与江平共事15年);1994年,俞冤狱三年,离开法律界。

       时隔21年,当年《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履行的反间谍工作等方面的职责,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难以适应全面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需要。201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间谍法》,替代并废止1993年《国家安全法》。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法》。

       如今,感怀当年胡耀邦的力排众议,为全国380万人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惠及亿万人民。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化解矛盾,使社会生活正常化,欣欣向荣,奔向改革开放和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

       当年,全国所有的历史冤案均在23年内得以平反昭雪,最长不超过25年。但如今,我的冤案现已28年半,祸及家人的劫难没完没了,竟超过“潘汉年反革命内奸案”26年得以复查,超过“胡风反革命案”23年得以平反,超过家父冤死22年平反昭雪,文汇报成了更残酷的绞肉机。

       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记者盗印白宫秘书的文件,向中央情报局告密诬陷,把其置于死地;没有听说《俄罗斯消息报》或《真理报》记者盗印克里姆林宫秘书的文件,向克格勃告密诬陷,把其置于死地。看来《文汇报》的非法行为,打破了新闻界的世界记录。

        我在40岁起,冤狱三年,后为无业的刑满释放犯,被各方排斥,未能再就业,报国无门,现已70虚岁,求告无门,但愿在有生之年,得以复查平反。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附3 防止“数百亿美元诈骗案”的法制宣传,在2010年江平80华诞,访谈俞梅荪《从我的冤案看江平和法治之路》

       1993年9月18日,在全国人大办公厅的经济法治研讨会,其中提到河北省农业银行分行衡水县支行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票据法专家谢怀栻说:“此案的损失已不可避免,数额之巨,相当于当时我国外汇储备总额的一半,严重危及我国的经济安全。据悉上海浦东开发和地铁建设项目,正在发生四、五百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对此,江平和我以及大家都极为震惊。

 

▲1993年9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刘政主持“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座谈会,江平、谢怀栻等20位经济法学家到会,俞梅荪提交论文并发言。

       由于不久前,我随顾明同志在上海听取朱镕基介绍经济情况,在浦东开发区办公室的工棚里,听取新任处长黄奇帆汇报其艰难起步,故生怕上海有什么闪失,格外焦虑。我请文汇报加强法治宣传,防止此类案件在上海发生。没想到,文件被其盗印,招来牢狱之灾。

       好在,此类案件在上海并未发生,这与我“泄密”的初心一致,使我欣慰,出狱后无怨无悔。

       走笔至此,我忽然感到,要用蒙冤29年来的身家性命为代价,宣传法治,防止此案,实在是太惨重,是否值得?(2022年5月20日午夜反思)

       ▲作者简介

       俞梅荪,1953年北京生,1957年,父亲在反右运动被迫害致死,俞和胞弟被送回上海老家江苏路480弄76号由祖母扶养,在安化(路)二中69届初中毕业,到江西省南城县新丰乡农村插队7年;1984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学专业毕业,从事立法工作十年,曾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副组长、组长兼新闻发言人,后六年为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六级副局级公务员),曾执笔起草《“七五”立法规划》,参与制定中外合资企业法、经济合同法、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企业破产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参与为中央领导起草关于经济法治建设的讲稿和文稿及文件;1988至1993年,每年为北大法律系讲座《我国经济立法的现状与未来》并被聘为兼职副教授。俞兼任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经济法制》杂志编辑部主任、我国经济法治系统工程课题组组长,冤狱三年都半途而废。

       俞梅荪应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的请求,支持其搞好法治宣传,却被该报驻京办主任兼首席记者王捷南等法人团伙盗印中南海机要文件,向国安部门告密诬陷。1994年,俞被以所谓泄密罪判刑三年,法学家江平律师在两审都出庭作无罪辩护竟败诉。

       2002至2012年,在顾明和江平的热情鼓励,俞帮助十来起共十多万失地农民依法维权取得成效,其中2005年为河北省桃林口水库1992年的4万失地农民,人均讨回安置补偿款12000元,共计5亿元,成功解决河北省大批失地农民连年在“两会”期间到北京上访的老大难问题,成为地方各级政府依法执政,通过努力解决维权问题来达到真正的维稳目的,在体制内化解社会矛盾,提高执政能力,良性循环的先例,受到地方党政和警方以及广大失地农民的好评;2006年,被中国政法大学聘为兼职研究员。

       近十年,俞撰文回忆亲历邓小平、胡耀邦、彭真、万里、习仲勋、乔石、张友渔、顾明、杜润生、安志文、高尚全、吴敬琏等致力经济法治建设的往事。

       ▲承蒙《思考着》主编张建宁先生在2021年12月20日江平91岁生日聚会之夜,推送本文,现又首发修订版,深为感谢!于2022年5月16日“法大”70周年校庆之际的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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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来源:思考者

       责任编辑:陈龙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