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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夏衍与中共隐蔽战线
发布人:张卫东   更新时间:2021-5-14    点击1362次
  


     剧的落幕是这样的:脱线数十载的老特工归队了,千里迢迢坐着火车硬座来到北京,要见一位知道他真实身份的老首长,他走到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门前,按响了门铃……

     这一似曾相识的场景,在我们大六部口的家也出现过。三十年前的某一天,我们的院子里来了一位老人。他的到来,让我祖父夏衍很兴奋,也很郑重,告诉我们,今天要来一位老特工,他的一只眼睛失明了,蒙冤多年,劳改后回到北京,是潘汉年的部下。

      他们是久别重逢。这位老人走时,留了电话和地址,颤抖的笔迹写下了“华克之”三个字,我后来知道,他还叫:张建良。

     文革以后,特别是潘汉年案平反前后,这样劫后余生的相见,在我祖父的客厅里经常出现,并不稀罕。很多当年的老地下党,也包括一些老特科成员,他们或是来家里叙旧,或是找组织申诉平反。这些来访的客人中,有的声名显赫,有的如雷贯耳,还有的神秘传奇。我祖父说起他们,总是三言两语,如果将其展开,便是一篇大文章。

     潘案平反,对于周恩来领导的隐蔽战线潘汉年系统的人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二十七载的沉冤昭雪,有着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

     早在1978年,从特科时代走过来的李一氓写下诗一首:“电闪雷鸣五十年,空弹瑶瑟韵难成。湘灵已自无消息,何处相寻倩女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首纪念潘汉年从事革命工作五十年,兼怀董慧的诗,取名为《无题》。从诗中看,李一氓已经知道潘汉年在湖南去世了。他知道,我祖父也一定会知道。

     随后,潘案的平反开始在他的老战友们中运作了起来。陈云的登高一呼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决心要把潘汉年的问题弄清楚。首先,是要求曾长期担任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的刘晓写出报告,用材料来说话。当时,“两个凡是”的影响给潘案的复查带来很大阻力。陈云交待的任务只能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刘晓、张毅夫妇联合潘汉年的老战友夏衍和史永(沙文威)向中央写信要求复查潘案。此外,陈云又要求廖承志、夏衍等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上报中纪委。1981年3月1日,陈云亲自写信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复查潘案。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宣布,潘案为建国以来的错案,予以彻底纠正。

      陈云在11月初让秘书持他的亲笔信,来到我们家,请祖父写一篇怀念文章,指明要登在《人民日报》上,即夏衍在11月23日完成的《纪念潘汉年同志》,此文在社会上反响强烈。

      1983年4月15日,是我祖父盼望的大日子,也是潘汉年战友和亲朋们盼望的大日子,他们多年的共同努力获得了成功,潘汉年夫妇要回来了。

     之前,湖南涞江茶场已经给我祖父来过信函,汇报潘汉年夫妇骨灰的情况。14日,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从长沙启程开赴北京,他们聚集在北京火车站,迎接骨灰回北京八宝山安葬。廖承志、夏衍、李一氓、周扬、阳翰笙等,及专程从上海赴长沙护送骨灰的于伶、刘人寿,还有我祖父特地通知了潘汉年的生前好友唐瑜、孙师毅家属等。覆盖党旗仪式在北京站贵宾室举行,潘汉年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副一室,归队!

      鲍文蔚的女儿鲍晓娜《我的父亲与潘汉年》,描述了潘案平反后,她父亲所受到的震动,有着生动的记述,小标题是“寻找‘李胖子’”:“父亲与潘之间常常通过一位化名李某且体态较胖的同志联系,父亲的住处就是他落实的。……

      1983年秋,父亲已八十有一了,手抖,又患眼疾。他辞退了几个院校的聘请在家休息。有一天散步,听说潘汉年的冤案已经平反,骨灰也已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了。回家后,他急忙托人找来《人民日报》上夏衍的纪念文章,摸索着连看数遍,并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最后,父亲作出了决定:自己的事也必须说说了!而关键,是要找到联络员‘李胖子’。 

     于是,全家出动——找人! 

     那段时间,我们先后拜访了夏衍、石西民、楼适夷、丁玲、潘菽、吴祖芳(潘梓年夫人)……也找了中央组织部、统战部、上海市委组织部等。夏衍对父亲说:潘案株连三千人,你老鲍没有被牵连进去算是幸运的,‘李胖子’不认识,因那段时间潘的活动很机密,一点也不知道。石西民说:至少两千五百人受株连,‘李胖子’不认识。其他几位也都说得差不多。……

     寻找‘李胖子’的事只好告一段落。后来父亲总是说,其实他当年知道‘李胖子’的真名,现在也好像就在嘴边,只需提醒一下。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个能提醒他的人呢? 这成了父亲离开人世前的最大的憾事。”

      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家发生的不少,袁殊后来说,他1980年的时候,在儿子的陪同下,来找过我祖父,解释当年的“怪西人事件”,同时,也为自己平反。而后,黄慕兰(定慧)也给我祖父寄来了申诉材料,我记得,她是用毛笔写的小楷,密密麻麻。

     隐蔽战线,是当下的一个热搜词。关于夏衍与隐蔽战线的关系,外界做过多种的揣测。我祖父生前从不炫耀他与隐蔽战线的关系,更不会夸大其词。他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都说过同样的话:“我是帮忙做事,没有加入过组织(情报系统)”。这句话,他对子女们讲过,也对第三代的我讲过。

     2015年,《夏衍传》再版,在其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夏衍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特殊的共产党人——他属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成员。……当时的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康生是夏衍的直接领导人,他对潘汉年说,‘这样的文艺人才放在闸北区搞工运,跑跑纱厂,是可惜。’周恩来调夏衍参与筹建左联后不久,夏衍也成了中共特科成员。从此夏衍有了两个身份:公开的作家身份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刘小枫:《智深而勇沉的革命文人——读《夏衍传》所想到的》)

     “成了中共特科成员”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这两个大胆的结论,在没有直接材料证明的情况下,不仅不符合史实,也与夏衍自己的说法完全相违背,而且夏衍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间是在特科结束的两年以后。

      这让我很震惊。毕竟,隐蔽战线不是谍战片,很多结论是需要有史实依据的。

      中央特科成立的背景是“四一二”政变,主要任务是情报收集、政治保卫和锄奸,存在时间是1927年11月—1935年10月。

      1927年,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的5月底或6月初,夏衍在大革命失败后一个多月以后,在上海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烟纸店楼上,由郑汉先、庞大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当时“寄居”在绍敦公司,靠翻译为生。

      同年的冬天,绍敦公司老板,夏衍的中学同学蔡叔厚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决定将夏衍(沈端先)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  ”参与筹备“左联”,时间应该是 1929年秋冬,夏衍搬出绍敦公司正是在1929年。

     根据阿英的回忆,“文委”是1929年成立的,潘汉年是“文委”的书记。阿英等同志认为,调沈端先(即夏衍)来参加“左联”的筹备工作,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就正式同潘汉年谈,组织很快同意了这个建议。

     1928年潘汉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的工作,夏衍回忆说:“1924年,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二十年代后期,尽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夏衍:《纪念潘汉年》)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5月,在周恩来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迅速机构重建,1931—1933年,潘汉年出任中央特科情报科(二科)科长。

      1931年夏天,已经有五、六个月没有露面的潘汉年,通过一家书店的关系找到夏衍,“约我到爵禄饭店的一间房间里见面,从下午四点一直谈到薄暮。一开头,我先谈了一些‘左联’和‘剧联’的工作情况,对于这些他似乎都已经知道了。于是,我就幼稚地问他这段时间他到哪儿去了?他说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我再问他什么工作,他就不肯讲了……饭后,我和潘分手时,问他是否要离开上海,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一句,老呆在上海也没有意思。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别,直到1937年抗战前夕才在上海见面。”(夏衍:《懒寻旧梦录》)

      作为一名老牌的地下党,夏衍与“特科”之间的桥梁,除了潘汉年,还有蔡叔厚,尤其是在潘汉年离开的那一段日子。

      1933年,夏衍替袁殊转了一封信。

      袁殊创办的《文艺新闻》因思想进步,客观报道“五烈士事件”,与夏衍等左翼人士有着良好的来往,他们也是袁殊杂志的作者。至于袁殊更为复杂的背景,潘汉年在1931年的那次与夏衍谈话中,并未涉及,潘只是在夏衍说起《文艺新闻》有可能是“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时,提醒夏衍:“你不要想得太简单,潘公展和吴醒亚(中统)有矛盾是事实,但在反共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要我在适当的时候和袁殊讲不要对吴醒亚有幻想。从这句话我猜想潘和袁殊可能也有联系。”后来,袁殊在《文艺新闻》停刊后,参加了特科,这是夏衍知道的,袁殊还一再请夏衍为他保密。之后,两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往。

     “大概在1933年秋,他(袁殊)忽然约我见面,说他和特科的联系突然断了,已经有两次在约定的时间、地点碰不到和他联系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帮他转一封给特科领导的信。按规定,特科有一个特殊的组织系统,为了安全、保密,一般党员是不能和特科工作人员联系的,因此我对他说,我和特科没有组织关系,不能给他转信。但是他说情况紧急,非给他帮忙不可,又说,把这封信转给江苏省委或者任何一位上级领导人也可以,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他又说‘情况紧急’,于是我想了一下,就同意了他的要求,把他的信转给了蔡叔厚。我也知道,蔡这时已从中国党的特科转到了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但他的组织关系还在中国特科(吴克坚),所以我认为把袁殊的信交给蔡转,是比较保险的。想不到那时国际远东情报局正需要袁殊这样的人,于是袁的关系也转到了国际情报局。当然,这一关系的转移,蔡叔厚没有跟我讲,我是不可能知道的,当蔡叔厚告诉我袁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之后,我就不再过问了。”(夏衍:《懒寻旧梦录》)

     时间又过去了两年。1935年,对夏衍来说是多事之秋。一是田汉、阳翰笙的被捕,二是“怪西人事件”之后,自己险些被诱捕。这两个事件,使他与“特科”发生了紧急的联系。这一过程中,夏衍的机智敏锐、蔡叔厚的果断善后和孙师毅的缜密心思,使事件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事情要从1934年除夕,山海关路田汉家的年夜饭说起。这实际是一次“文委”的碰头会,参加者有夏衍、周扬、阳翰笙和孙师毅。田汉、夏衍等人对形势持有的乐观情绪,但是孙师毅在那个晚上头脑比较清醒,“他认为国民党在军事围剿取得了‘胜利’(红军开始长征的消息,11月间就在中外报纸上出现),可能会双管齐下,同时加强对革命文艺运动的‘镇压’。师毅不是‘文委’成员,对外也还保持着公开合法的身份,但是他的连襟刘进中先在特科工作,后来转到国际情报局,所以我们也知道师毅和党中央有联系,由于这种缘故,师毅的话引起了我们的警惕。”

      不幸而言中,元宵节过后,2月19日的夜晚,田汉被捕。钱杏邨(阿英)夜里回家时在弄堂口发现了警车,而且自己家三楼平时不开灯的书库灯火通明,赶紧离开得以逃脱,第二天一早冲到夏衍家报信。

      夏衍当时的家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是“文委”成员经常碰头开会的地方,瞿秋白也来过两次。这幢一开间半的二楼弄堂房子,是蔡叔厚介绍的,最大的好处是它有一个前门和两个后门,也就是说,这所房子的门牌是在爱文义路,另一个后门却在麦特赫斯特路,“虽非狡兔,却有了三穴,万一有事,可以从后门溜走”。

     夏衍确定田汉出事后,回到家,烧掉了一些文件,再把家里本来锁着,可以通麦特赫斯特路的后门打开,做好必要的应急准备。然后去找蔡叔厚,告诉他田、钱两家的情况,请蔡老板通过特科核实。两天以后,蔡告知,由于叛徒告密,上海中央机关遭到第三次大破坏,“文委”成员五人,阳翰笙、田汉、杜国痒被捕,夏衍和周扬幸免。在得到特科的准确消息后,夏衍即刻通知周扬隐蔽起来。

     随即夏衍也在徐家汇隐蔽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夏衍把田汉留下来的《风云儿女》的故事改编成电影剧本,田汉写在最后一页上的歌词,成为了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这一年的5月,国际远东情报局的一个叫陆海防的人在上海被捕叛变,供出来他和华尔敦(又名劳伦斯)的联系地点,随后,华尔顿及有关的几个人被捕,其中包括袁殊,这就是“怪西人事件”。由于涉及到苏联,国民党军统严密封锁消息。因此,袁殊被捕的消息,起初连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蔡叔厚也不知道。

      然而,对于夏衍这样一个和远东情报局无关的左翼文化人,却因为,两年前替袁殊转了一封信,被军统盯上了。

    “大概在5月下旬,有一天,我已从徐家汇回到家里,正在电通公司拍戏的王莹转来一封袁殊给我的信,约我到北四川路虬江路新雅茶室和他见面,袁的笔迹我是很熟悉的,所以我毫不怀疑地按时去了,但是坐电车到海宁路,我忽然想到虬江路是‘越界筑路’地区,这个地方由租界工部局和国民党政府共管,到这地方去不安全,于是我就下车到良友图书公司跟郑伯奇谈了一阵,就回家了。就在第二天,孙师毅告诉我,他接到袁殊打给他的一个电话,问他黄子布(我在电影公司用的代名)的电话,师毅很机警,立即回答他:‘黄子布早已不在上海了。’把这两件事凑在一起,我们两人都感觉到可能是袁殊出了问题,果然,差不多同时,王莹在环龙路寓所被军统特务逮捕。”(夏衍:《懒寻旧梦录》)

     本来,在1935年初,蔡叔厚已经办好护照准备去苏联学习,因为华尔敦的被捕,果断决定留下来善后,当夏衍找到蔡叔厚时,蔡讲述了“怪西人”案的大致轮廓,他跟夏衍、孙师毅的分析是一致的,“现在主要的危险是袁殊,王莹的被捕就是一个例子”。顺便补充一句,袁殊在晚年曾对其子女多次提到过,自己与王莹的初恋。

      人称“蔡老板”的蔡叔厚,早年留日,与曾希圣在党内并称为“无线电双雄”,1929年夏,党的第一个电波就是从法租界蔡叔厚寓所传出的。1932年,蔡叔厚被远东情报局的佐尔格看中,作为中国党支援共产国际的骨干,蔡叔厚调出特科,被吴克坚派往共产国际中国组工作,成为一名红色国际特工。正是由于蔡叔厚的双重背景,使他出色的处理了后续的事宜。到了6月份,蔡叔厚的计谋果然起了作用,袁殊的“知日派”身份惊动了日本方面,军统将袁殊送到武汉“归案”,由此切断了军统在上海对远东情报局这条线索的追查,使萧炳实、刘思慕等人安全脱险。王莹也在两周以后被悄悄地释放。

     蔡叔厚在南京汤恩伯处得知,由于华尔敦拒绝回答问题,军统方面对蔡的这一条线一无所知,目前蔡是安全的。虽然,袁殊已被送往武汉,但国民党可能还在追查与夏衍的线索,因此,要夏衍做好长时间隐蔽的准备。夏衍当即请蔡叔厚转告孙师毅,在电影界代他散放空气,说黄子布已经去了日本或北平。

     爱文义路卡德路上的一座古老西式二层楼房,是一个白俄女人开的收费不菲的公寓,夏衍在这里躲藏了三个月,写出了多幕剧《赛金花》。

     在夏衍的回忆录里,他没有回避袁殊事件对左翼人士及远东情报局的伤害,忠实记录了下来,并且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应该说这不是他个人的结论,而是他、蔡叔厚、孙师毅,以及潘汉年的共同判断。

     潘案发生后,“经过审查,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了7个疑点,……接着,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本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但在当时情况下,‘左’风越来越盛,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复查潘案时,这个报告才发挥了作用,成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上海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992年,《袁殊文集》出版,夏衍为其题写了书名,未落款。

     夏衍终身都有着地下党情结,他珍视这段峥嵘岁月留给他的不灭记忆,但是,地下党不能等同于特科。对此,国防大学的徐焰教授明确的阐述过,中共地下工作主要任务不是搞情报,是争取群众。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所总结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情报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徐焰还特别举了我祖父的一个例子:“早在80年代初国内播出一部在敌营潜伏的电视剧时,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文艺界前辈夏衍看过后便撰文叹息说,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利用女色、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许的。”

     这里所指的电视剧应该是曾风靡一时的《敌营十八年》,事隔多年之后,如果我祖父看到有些文章将他这样的老地下与“谍战“”混淆在一起,一定会对这种缺乏基本常识的观点摇头感叹。

     还是回到1931年的夏天,潘汉年没有告诉夏衍,组织已经在考察袁殊,准备介绍袁入党,同时转入特科。而是透露了一个关于瞿秋白的消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中央已经决定上海一带的文化工作由瞿秋白来领导,他经验丰富,和鲁迅、茅盾的关系也很好,今后,‘文委’开会时,他会来参加的。”随后,夏衍又用括弧补充了一句话:“不久后,阳翰笙也悄悄地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这是情报工作的特点,也是潘汉年的风格。夏衍在《纪念潘汉年》一文中写道:“我曾问过他,他要我和杨度联系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纪律。’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这是‘文革’中一份杂志给我加上的罪名)也是严守秘密的。”

     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为潘汉年案平反,陈云在11月9日写信给夏衍,希望他写一篇文章纪念潘汉年。在信的结束处,陈云特地加了一句话:“文章只写你所知道的一段就可以了。”

     在潘汉年领导的文化统战和情报系统的两条线上,夏衍一直是以半公开的左翼文化人身份被定位在前者的位置,这可以看作是潘汉年的安排,更可以理解为周恩来的决定。

     1930年,周恩来离开上海前,考虑到潘汉年也即将离开,于是组织决定由夏衍和杨度单线联系。大约是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潘汉年约上夏衍,叫了一部出租车,开到上海旧租界薛华立路附近一座小洋房。把夏衍介绍给了一位五十出头的绅士,一上来,没有太多的寒暄,潘汉年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物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我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他从敌阵中来,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他还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最初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他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他才告诉我:‘我就是杨皙子’。当时我也的确大吃一惊。”

     这一尘封的历史场景,我祖父在《杨度同志二三事》和《纪念潘汉年》两篇文章中描述过两次,角度有所不同,在《纪念潘汉年》一文,他特别地补充了在1978年,潘汉年案尚未平反,不能写明的史实,“……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经人介绍’的这个人,就是潘汉年,我当时不便写。”这次经历,也可以视作是夏衍日后从事统战工作的初探或试水。

     1937年6月间,王莹再次转给夏衍一封信,凭着信封上的笔迹和那个“严”字,夏衍知道是潘汉年回来了。他们很快见了面,这次与1929年的时候不同,潘汉年的行动相当公开,他的电话和住址不再保密了。

      7月10日,“七·七”事变的第三天。潘汉年说要陪夏衍见一位朋友,“我们走进了一幢双开间的石库门房子的二楼,轻轻地叩门,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穿着白衬衫和深灰色西装裤的中年人,他和我重重地握手,第一句话就说:‘还是叫你沈端先同志吧。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正要开口,他又说:‘我,周恩来。’”

     根据夏衍本人的回忆和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周恩来这次是有备而来的,他们对夏衍经过了长期多方面的考察,认为他具备有承担更为复杂工作的能力,具体的说是来自两方面的信息:一、夏衍进入了周恩来的视野很早,周恩来自己说是:“大约在三0年,我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就读过你翻译的小说。”其中包括指定夏衍代表中共组织与特别党员杨度保持单线联系;二、是夏衍在“左翼十年”中出色的表现和组织能力。

     潘汉年说:“以前的事,恩来同志都知道了。对今后的工作,他想和你谈谈。”周夏的第一次见面决定了夏衍以后几十年的工作方向。

     周恩来告诉他,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在即,需要像夏衍这样早年在日本孙中山面前加入过国民党,又与吴稚晖、戴季陶等高层打过交道的人,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人做统一战线工作。潘汉年开宗明义的说:“……中央已经同意了,你,还是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为好。”

     周恩来明确的指示夏衍,要做好上海失守以后离开的准备,他耐心地给夏衍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然后说:“抗日战争不是很快能够结束的,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做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当然,你可以编杂志,办报,写文章,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只有公开合法,才能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宣传和统战,都是党的重要任务……”接下来,首先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要协助即将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办一张党报,即《救亡日报》。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夏衍下了决心回答:“组织上决定了,我一定尽力去做。”

     上海沦陷后,决定让夏衍南下。“记不起具体日子,大约是12月十六七日,汉年突然把一张赴香港的船票交给我,并说到了香港,会有认识你的人在码头接你。……在一个寒风刺面的日子,大概是12月19日或20日,我一早起来,收拾了带走的行李,对妻子吩咐了要注意的事情,又轻轻地在熟睡的沈宁、旦华额头上吻了一下,就直奔公和祥码头。……汽笛发出了钝重的声音,船慢慢离开了码头。黄浑的江面上,有几艘挂着太阳旗的兵舰,两岸几乎没有行人,出了吴淞口,想上甲板上去看看,太高兴了,原来潘汉年也在这条船上。”在潘汉年年谱中,这一段用的是“同船撤离”。

      抗战是统一战线形成的大背景,也是夏衍正式进入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隐蔽战线参加统战工作的开始,而之前的工作只能算作是外围的阶段,这样理解应该是相对客观的。

      在中共隐蔽战线中,统战和情报是两条线,互为明暗,时有分合或交叉,但不会完全重合。夏衍在这条战线上的非凡经历,离不开周恩来和潘汉年这两位最重要的人。

      统战的经历对夏衍影响深远,他的交友是三教九流的,周恩来给他的任务就是“勤交朋友”,为党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此,李克农跟他讲的更直白、更坦率:“站在外面骂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才是你应尽的本份。在国统区,菩萨要拜,鬼也要拜。……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

     在我祖父留下的大量各类文字中,他都在反复的强调自己的工作性质是统战,甚至在1965年1月“文化部整风”中的检讨中,他也会写到统战工作对自己的影响:“在大约有十年的时期内,我主要是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根据大后方当时的具体情况,组织上要我以非党的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各方面接触,由于我立场不坚定,党性不纯,日子久了,不知不觉地就渐渐的把自己看成为一个民主人士。很少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恰恰是这十年的文化统战工作,夏衍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度过了他自己革命职业生涯中最酣畅淋漓的十年。

     周恩来、潘汉年、蔡叔厚和夏衍,也包括瞿秋白等等,他们属于原教旨早期中共党员,同时又是布尔乔亚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于革命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同时表现在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才情兼备的文化人的双重气质上,两者交相辉映。

     这是一群精神气质相同的中共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道别样风景。他们中很多人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大多数最后成了革命的殉道者,或以不同的形式,或在不同的阶段……潘汉年、蔡叔厚成了断线的“风筝”,瞿秋白就义前写下了《多余的话》讲述着另一个自己,周恩来则用爱好者的方式抒发着自己的艺术情怀。相比来说,夏衍最幸运,因为他的手里始终握着文艺的这支笔。

     很多同时见过潘汉年和夏衍的人,都回忆说,他俩有相同的气质,像是兄弟。夏衍秘书李子云在《记长者夏衍》中写的更有趣:“是因为他们都头发整齐、穿着丝袜(我第一次见到夏衍同志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也穿着丝袜),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儒雅风度?还是因为他们都对晚辈表现了那样亲切的关心与爱护?他们之间有一种气质上的相近。夏衍同志在休息日,如果没有会议或外事活动,不是去逛邮票商店,就是去潘汉年家。”

     对于他自己在隐蔽战线的诸多业绩,夏衍选择了缄默、无名、密不透风,因为他跟潘汉年的信仰是一致的,潘汉年用上海话说过:“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着底”是上海话下流的意思)

      隐蔽战线上的很多事情,宁可让其埋葬在历史的尘埃里,也不能成为坊间饭桌上飞短流长的谈资。

     1955年,“潘汉年案件”后,夏衍在翠明庄被隔离审查写材料,此后,他保持了二十多年有尊严的沉默。在此期间,假释的潘汉年夫妇曾经有过出来探访老朋友孙师毅、唐瑜的机会,他们回避了与当时仍在文化部副部长职位上夏衍的见面。

     对于一场浩劫的来临,潘汉年夫妇是有预见的,1967年6月董慧给唐瑜、孙师毅两家的最后留言:“我们后天就要搬到小温泉去住了。让我再给孩子们买一次糖果吧,希望他们健康长大。今生恐难再相见了。”

     文革中,在专案组的逼迫下,潘汉年用了一整段时间写了一份数万字的关于夏衍的情况材料。这是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献,反映了潘汉年高贵的政治品质和对老友的真诚负责。

     夏衍在五十年代初写给潘汉年的6封信,得以幸存,收入了《夏衍全集》。字里行间,惺惺相惜,他对潘汉年依然是沿用1949年以前的称谓:开兄、凯。

     有一封没有年份只有日期的信:“开兄:七日抵京,作出国准备,现在大体都就绪了,乘便你带个信。……前晚和李瞎公聊天,我问他我们这几个人的安排,他说一九五四年估计有七个资本国家要建交,还不能保险说不调。并问出了一些情况,他说柯大鼻不一定去英国,太老实,言外之意,希望你去。他并说,前开三人名单,你我之外的另一人,上面不是很同意。……夏衍  24/11”

     李瞎公即李克农,柯大鼻指柯庆施,都是当时他们之间互相开玩笑起的外号。这封信与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进北平后,中央在考虑开展外交工作时曾议论要潘汉年担任驻英国大使。可见中央过去对潘汉年很信任。”两份文字比照,说明确有其事,而写信的时间,可以断定是1950年,第二年5月,夏衍即随林伯渠、沈钧儒等出访苏联和东德。

     他在《访德杂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日记:

      “(1951)6月12日  星期二  晴

       ……

       8时,大会堂讲话,听众情绪热烈。11时回德累斯顿。

     此城人口五万。以瓷器著名,仿制中国瓷甚多,市长赠仿制宜兴陶器盆一只。拟带回以赠汉年。”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

     据说,董慧临终前有话:“他会复活的……”

             2018年2月27日于北京

 

       附件:作者简介

      她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老战士、曾参加红军长征和西路军、并担任过总参三部副部长的胡正先将军之女,现任红军西路军研究会会长胡滨江。

      来源:胡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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