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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放

       在上个世纪那场政治浩劫的1967年1月，祖国西南边陲的昆明，一位功勋彪炳的开国上将，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的的闫红彦被“四人帮”挑动起来的造反派在批斗中迫害致死。他们还给他扣上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的罪名。这位被毛主席夸赞的好同志，为开创西北红军，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屡立大功的老将含恨离开人间。十多年后党中央为它彻底平反，再度出山的邓小平说下这样一段话：“闫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也没有死，他的精神、品格和英雄业绩是永存的。他在云南勤奋工作了七年，云南各族人民在心中永远怀念这位好书记。

（一）   

       闫红彦出生在陕西的安定县，十六岁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后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他参加了党领导的清涧、韩城等暴动和渭华起义，虽经失败意志不减。他持枪转移到山西又在那里搞武装建立晋西游击队。后来奉党指示，率队回到陕北，在特委的领导下转战陕北和陇东，与坚持斗争的刘志丹，谢子长等回合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打出西北第一面工农红军旗帜，建立起革命根据地，不断粉碎反对派的围剿，点燃起西北地区革命的火焰，为后来中央和其他各路红军经过长征来到西北扎根落脚创造了条件。刘志丹、谢子长、闫红彦三人都先后担任过陕甘游击队的总指挥。就在红军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时候，执行王明路线的陕西省委派来特派员杜衡，这个后来叛变投敌的钦差大臣污蔑刘、谢和闫红彦为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将他们全部撤职并记为党察看处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四十二师红二团。杜衡自任军、师、团三级政委，并将队伍带出根据地进攻敌人重兵集结的关中。闫红彦等虽据理力争没有结果。她和谢子长被迫前往上海中央局接受审查学习，从此闫红彦离开了西北，离开了多年战斗的红军队伍。
       在上海闫红彦通过了审查，中央局撤销了对她莫须有的处分，先前在中央特科后又被派往华山抗日前线，从事兵运工作，1934年7月中央又派她去苏联参加国际代表大会。在苏联，她进入苏联红军陆大和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她虽然身在异国，心里始终牵挂国内。1935年4月，她受共产国际指派，回国去打通国内红军因长征而中断的电讯联络，她已惊人的毅力将联系用的英文密码全部熟被于心，不等共产国际大会召开就起身回国，她绕道行走了八个月来到北平，获知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已到陕北，又马不停蹄赶到瓦窑堡，在那里找到党中央，这已是1935年的12月25日了。当闫红彦见到毛主席汇报了工作后，毛主席亲切的握着她的手说：“感谢你千辛万苦完成了共产国际的大任务，你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从此闫红彦直接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驰骋转战在陕甘和黄河两岸。她先是担任黄河游击师师长，后又担任红30军的军长，为保卫中央浴血战斗。毛主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闫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属闫红彦贡献大。”闫红彦因为战斗英勇被战友们誉为“夏伯阳”式的勇将。

（二）   

      抗战时期，闫红彦但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一旅政委，战斗在保卫中央、保卫边区的一线。在此期间，她还参加了中央党校的学习，思想理论得到提高，他作为代表还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5年9月闫红彦被调任中原担任中野散纵的副司令和副政委，从此成为刘邓麾下一位能做政治工作又能率军打仗的虎将。在解放战争中，他配合陈钖联司令员先后参加了邯郸战役，后又投入平汉、陇海等一系列战役。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钢刀直插蒋介石的心脏。闫红彦的政治工作非常及时，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全军士气高涨。在重建根据地时，他们发动群众肃清民团和土匪一边训练一边打仗。当国民党集中三十多个旅围剿时，三纵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全歼敌八十八师六十二旅打死打伤的俘敌四千余人，这是我军在无后方依托下取得的重大胜利。在国共大决战的淮海战三纵先是奉命攻克宿县歼敌一个师，切断敌人徐州的联系，保证了对徐州守敌的包围。在第二阶段他们在双堆桨阻击全部美式装备的黄维兵团。陈阎首长将指挥部设在战场上，一辆被打坏的敌坦克下挖的洞里。亲自指挥部队血战十余日，一方面保证兄弟部队消灭敌兵团，另一方面拖住黄维，为最后消灭他赢得时间和战机。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指挥部距敌人的公事近的连敌人枪上的刺刀都能看清，身为指挥的闫红彦，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奔向那里指挥，浑身上下全是血迹。有一次他在七旅，敌人的炮打来，警卫员一下扑到了他，卫生员以为他负了伤，急忙叫来担架，谁知道他从土里爬出来嘿嘿一笑：“还是我的命大！”12月15日，我中原攻克双堆桨全歼黄维兵团，打扫战场时七旅两个通讯员在敌人的坦克中活捉了黄维。闫红彦高兴地说：“两个小兵逮住一个大司令。”因为连续作战和操劳闫红彦头上一块头发突然白了，政委邓小平开玩笑：“老闫像伍子胥，不过没关系，以后还会变黑的！”   
      1949年2月闫红彦担任二野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最后刘邓大军投入渡江战役，开始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1月三兵团开进川黔解放大西南，横扫国民党残敌，引来了全国的解放。1955年解放军授衔，功勋卓著的闫红彦被授上将。

（三）   

       1959年8月，庐山会议结束时，闫红彦被任命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此前他是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闫红彦党性很强，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但这次调动，他还是极为忐忑。他找到邓小平和彭真向他们倾诉心中的困惑，那就是刚结束的庐山会议和对彭总右倾机会主义的批斗，他想起当年在陕甘根据地时，王明路线对他和刘志丹、谢子长所扣的帽子，也正是右倾机会主义。他在庐山心情苦闷、压抑，所以没有发言，现在让他去云南，他怎么传达会议精神？又怎么领导那里反右倾的斗争？邓小平给他的答复就一句话，那就是：“从实际出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呀！”他心中有了底，就于九月来到了云南。   
      闫红彦可谓是临危受命主政云南的，因为那时的云南正经历一场混乱。一是水肿病人大量饿死，二是边民十多万出逃境外，这些事惊动中央，震动全国，也引起邻国的不安。而前任的省委第一书记不仅直接受水肿病的牵连而且处置不利，他给毛主席写了检讨信，只提到自己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生活，但没有找到真正原因，所以中央才有了一纸调令，调换了国家两员开国上将，这是闫红彦上任之前就遇到的两件急待解决的棘手难题。   
      1959年秋，轻车简从的闫红彦开始了他半年的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为什么这么好的自然条件，这么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么广袤的森林覆盖，这么多适宜于各种经济作物生长的云南省，却有成千上万任、认被饿死或外逃，他要寻找问题的正解和解决办法。他的足迹踏遍云南的山山水水，走进各州各县的基层，深入各少数民族的村寨，找到各族的干部和群众。他还找来专家学者召开各种座谈会,他向各方群众了解云南的人文历史,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后开始动手解决问题。   
      云南地处边塞，有四千多公里的边防，与缅甸、越老挝接壤，与泰国毗邻。是面向东南亚的水路大通道。云南也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全省三分之一是少数民族，中国五十六各民族中云南就有二十六个，有十三个民族在云南国境居住，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差异很大，有些少数民族刚刚脱离原始氏族社会阶段。由于历史的原因，云南虽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经济并不发达，人民群众的生活仍未脱离贫困，更主要的原因就是五十年代许多人为的因素，阻碍了当地的生产发展，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在那个政治统一一切的年代，干部和群众哪有经历和时间考虑生产发展？在这种完全不顾便将实际“五风”盛行的情况下，许多口号震耳欲聋：“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三套锣鼓一起响”“一年之内实现两次革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给党的政策带来极大的损害。“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一步登天的做法伤害了各族群众的利益，许多干部为求自保越左越好，不讲实际不讲条件不讲民族特点不讲边塞情况特殊，一句话极左的思想、极左的政策、极左的行为破坏了边疆地区的生产，也严重印象了云南的安定。   
      闫红彦抓住了云南问题的关键，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在那个极左盛行的年代里，大刀阔斧的烧起他的头几把火。第一把火是在1960年下半年烧起的，他主持省委制定出“照顾大局 服从稳定 继续坚持 慎重稳进的边疆工作方针”逐步实行更牛下放，取消粮食统管，按劳动工分分粮到户以及扩大农村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根据实际把边塞地区农村的所有制坚决退回到1958年以前。在省委三级干部大会上，闫红彦反复宣讲左倾思想路线带来的危害，讲解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道理，指出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中很长的历史阶段，绝不能违背客观发展的规律，谁违背了他，谁就要付出代价，受到历史的惩罚。1963年春节邓小平视察云南，闫红彦向他作了汇报，得到了支持，他的决心更大、信心更足了。   
       闫红彦烧的第二把火就是亲自解决那两庄棘手的难事：水肿病死人和边民外逃。原来造成缺粮死人的直接原因来自1958年，在人民日报上发布的一份全国农田水利进展情况的统计表，那上面报道了全国各省区完成水利工程的进度，云南排名全国倒数第二，于是好大喜功的原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坐不住了，他立即批示全省动员，数日之内必须迎头赶上，达到生产率90%以上，每天干活保证9-10个小时，日夜赶工，还具体提出按级负责，包公完成任务。《云南日报》社论：“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不是不可能，而是敢不敢胜利。”省委把这件事提高到两条路线的高度，号召拔掉右倾保守下游的白棋，插上力争上游的红旗，消灭落后县。再加上那年下半年，又掀起钢铁翻番的群众运动。于是1600万人的云南竟出动了300万人修水利，400万人炼钢铁的“壮举”，直接导致灾难的发生，最后中央不得不走马换将。高征购加上1957年云南粮食减产又有大战水利、大炼钢铁，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是饿死人的直接原因。但根子还是政策路线上的左倾。更可怕的是，灾害发生了许多干部不是主动救灾而是担心自己被打成右倾，害怕被社会主义抹黑而不报告不处理，甚至有人报告上面也不积极解决。闫红彦抓住陆良事件、金华事件进行典型解剖，在全省干部中进行教育，大力表扬时任怒江州委副书记和白族干部王旭，是他在第一时间得知灾情上报省委，而对知情不报的所有相关部门和领导予以怒斥：不管人民群众的死活，要这样的领导干什么？还是不是共产党？他大刀阔斧的表彰一批、处分一批、撤职一批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受到震动。省委从省州县医院和卫校，以及昆明军区驻军部队的医院抽调医护人员组成多支医疗队，带着药品紧急奔赴各肿病严重的地区医治抢救病人，驻军十四军腾出营房收治病号，到1960年5月基本上控制了肿病死亡的蔓延。  
       闫红彦向中央紧急请调粮食进行救助，具体规定每个水肿病人粮食、蔬菜和肉类补助的标准，派人专项监督，保证落实。当他深入到一个公社发现那里征购粮食，使得群众只剩下三天的口粮时，气得当场就撤了那个公社的书记，命令他们马上停止征粮，因为他们谎报虚报产量，害的群众几乎把口粮全部上缴，完全不顾群众的死活。闫红彦亲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云南农村群众生活的艰辛，提出了调整改进所有制、宽与民的解决办法，撤销了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政策，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得到毛主席的支持，稳定了大局促进了安定，边民外逃得到了控制。
       为了促进生产和经济的发展，省委制订了一系列适合当地实际的政策，发展多种经营改善民生促进贸易。他率先冲破“三级所有”试行生产队自主核标，克服平均主义大锅饭，放宽“小自由”把生产民营活动交给农民。在山区实行“特产抵交公粮”“三三制”等促进云南各省经济发展，这些制度政策实行了几年，取得很好的效果。到1964年云南省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人民群众生活得到改善，那年周总理出访缅甸来到昆明，对云南的发展以及闫红彦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62年中央七千人的大会上闫红彦做了重点发言，他介绍了在云南的工作，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

       闫红彦在云南工作了7年，始终秉持党的实事求是精神，不唯上只唯实，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越左越好的时代是多么难得啊！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想所做全以人民利益为主，表现出一名共产党人高盛的情操。1966年文革中“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打倒邓小平，把枪口对准了闫红彦，希望找到陷害邓小平的证据，但正直刚强的闫红彦与这祸国殃民的奸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就在他被拉出批斗的前夕，他还在电话中与那位权高势大的陈伯达奋力争辩，指责他们的做法误国害党，以至他最后被活活打死！   
      半个世纪过去了，一些云南上年纪的老人常常提起闫红彦，人民不会忘记在艰苦年代为人民做好事的人。云南边疆儿女深深怀念着那位来自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好省委书记——闫红彦！

      作者简介：

      王放为三秦儿女红色宣讲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