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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家营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忘的地方啊！

一九三六年秋，刚过完雪山、草地到甘南的会宁，我就被调到西路军妇女先锋团任秘书（后来兼任一营分总支书记），随部队西渡黄河，沿河西走廊西进。西路军经过古浪、永昌、高台、临泽，同几倍、十几倍的敌人连续地鏖战、拼搏，只有消耗，没有补充，损失惨重。

一九三七年年初，西路军的征程已到了最后阶段。我们妇女抗日先锋团从临泽突围后，随总部退到了倪家营子。

倪家营子，位于祁连山东北侧的大戈壁边缘地带，是个南北长八九里，东西宽三四里，由一个个土围子和一块块耕地交织组成的大村子。这里干旱寒冷，风沙大，缺粮少水。

整个西路军剩下的一万多人马全部拥进了倪家营子。这里很难找到一户人家，严重的缺粮少水成为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和威胁我们生存的大问题。

我们每天的饭就是一两把炒谷子或炒荞麦。炒谷子，闻起来有股香味，可是，没有水放进嘴里干嚼，谷壳如同干木头渣子一样，卡在嗓子里很难咽下去。调皮的小战士们把吃饭比作“第一战斗。”

有一天，政治战士沈秀英(现名沈玲)跑来叫我：“李秘书，该进行‘第一战斗’了。”

“好，咱们比赛。”我边答应边掏出一点儿炒谷子放进嘴里，但干得无法下咽。

“来！小李，小沈，听我的口令，一齐干！”吴富莲政委也嚼着干谷子走了过来，挥着两手喊：“一，二，下！”

我们仨一齐使劲，炒谷子总算咽下去了，眼泪也憋出来了。一面是饿得咕咕乱叫的肚子，一面是冒烟渗血的嗓子和溃烂的口腔，这真比打一次冲锋还难啊！

找吃的难，吃起来难，吃完了更难。干吃炒谷子，不易消化，三四天也解不出大便。实在没法时，只好一点一点往外抠。到后来，连这点炒谷子也难保证了。

当时，天寒地冻，别说野莱，就连草根也见不到。我们很久没有吃过盐、油和蔬菜，不少同志得了浮肿病，脸和手脚都肿胀得很厉害，走起路来，晃晃荡荡。

干渴比饥饿还逼人。每天，我们团只能分到一桶水。这桶水抬到团部后，张庭福司务长(川陕苏维埃主席熊国炳的夫人)亲自拿着勺子给各连和机关分水。分到连里后，每个人能喝上一两口。人人嘴唇都裂着口子，舌头干得打不过弯来，连说话都有些困难，口腔溃烂，尿血……疾病在部队中蔓延着。

为了解决水的问题，团领导决定自己动手，将敌人填死的一口井挖开。可是，谈何容易啊！数九寒天，地硬如铁，一镐头下去，只打出一个白点子，虎口被震得直流血。团里组织了几个突击队轮流干。王泉媛团长带着我也参加到突击队里，和大家一块挖。我们不分昼夜，不顾饥寒，一点一点顽强地挖掘。一个不行， 另一个上；一个下来，又一个上去。一天，两天，一米一米地加深着。越往下越难挖，井深口小，一次只能用绳子系着下去一个人，用小件工具一点一点地挖。一次，绳子断了，一名红军战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挖到十多米时，遇上了有毒气体，连续牺牲了几名同志。经过十多天的苦干，我们终于挖到了井底，每天可以舀到一两桶泥汤水。

大西北的冬天是很难熬的。我们穿的是破烂的单军衣。凛冽的寒风夹着大戈壁滩上的沙石，就象万把飞刀利箭向我们射来。身上、脸上被割出一道又一道的口子，痛彻肌肤。夜间，哨兵站一班岗下来，个个都变成了“白胡子老头”，头发上，眉毛上，挂着一串串冰凌。夜间，尽管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仍然冻得难以入睡。女同志最苦的是来月经。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只能用破布条、破草鞋，甚至用柴灰、干草，干沙子来凑合，大腿间被磨得红肿出血。不少同志落下了病根。

我们在这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里，顽强地进行着备战工作。

我们共设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鹿砦，第二道是战壕，第三道是我们住的土围子。构筑好自己的阵地后，我们还支援主要防御方向的部队 —— 三十军。

我们都是女同志，可干起活来，比男同志也差不了多少。砍树、抬木头、设鹿砦、挖战壕，人人争先恐后地干。晕倒了，爬起来再干；碰伤了，仍旧不停。休息时，我们还为部队唱歌演节目。

在倪家营子的艰苦生活中，最受大家尊敬和最让人难忘的，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川东老妇——“红军妈妈”。

“红军妈妈”原是到部队来找儿子的，儿子没找到，她却留下了。她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来到甘南，又参加了西路军。她姓什么，叫什么，没有人问过，从团长，政委到战土，都称呼她“红军妈妈”。

“红军妈妈”五十多岁，个子不高，脸上布满了皱纹。她出身贫苦，干活麻利，待人厚道。为了照顾她，王团长把她安排在后勤。可她一天到晚总是忙个不停，和大家一起设鹿砦、挖战壕，拾柴、照顾伤病员。我们全团的干部战士都把她当作亲生母亲一样爱戴，“红军妈妈”也把我们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疼爱。

水，越来越困难，我们组织部队到敌人封锁的老塘里去挖冰，有时不但挖不回冰来，还有伤亡。挖回来的冰也不多，每人只能分到核桃大小的一两块。大家象吃冰糖似地含在嘴里，慢慢地滋润着冒烟的嗓子，不忍下咽。“红军妈妈”每次都将分给她的冰块轻轻塞到伤病战士的嘴里，慈祥地说:“好孩子，慢慢吃！”战士们也常常对“红军妈妈”发动“突然袭击”，趁其不备，几个小丫头七手八脚把“红军妈妈”抱住，将她们自己的冰块塞进“红军妈妈”的嘴里，一直逼着老人全部咽下去才松手，随后便嘻嘻哈哈地跑开。

团里的病号越来越多了。有一个战士连续发高烧，最后说起了胡话，眼看就不行了。“红军妈妈”搂着她，心如刀绞，可到哪儿去找水呢?

临近黄昏时，“红军妈妈”趁大家不注意，一个人悄悄地走出土围子，爬过战壕，越过鹿砦，向远处的小山坡跑去。王团长闻讯，立即带领我们追了出来，只见“红军妈妈”正在山坡背阴处，将积雪大把大把地往脸盆里捧。

“快，命令一连进入阵地，准备战斗!”王团长忽地抽出匣子枪，向前边的战壕跑去。

“是！”我转身又跑进土围子，带领一连战土跑出土围子。这时，只听一阵唿哨声，一队敌兵从山脚处拐了出来。

“红军妈妈，快跑！快跑……”战士们急切地高声喊了起来。

“红军妈妈”双手抱着装满白雪的脸盆，向阵地跑来。 这时，又是一声刺耳的唿哨声，敌骑兵似狼群一样向她扑过去。“红军妈妈”紧紧抱着脸盆，拼命地跑着……随着一阵揪心的马蹄声，只见刀光一闪，“红军妈妈”扑倒在地，双手仍死死地抱着脸盆，洁白的雪被染红了。她艰难地抬起头，最后望了大家一眼，便永远离开了我们。

全团干部战士都为失去自己的“红军妈妈”伤心地痛哭。

我们团的位置虽然不是防御的主要方向，但大家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性。白天放的是班哨，晚上放的是排哨。围子里的人，不论是白天干活，还是晚上睡觉，都人不离枪，枪不离人，随时准备战斗。每天晚上，王团长都要带我查一两次哨。我们俩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荒野里摸索前进，查一次哨，少说也要摔四五个跟头，常常磕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一天黄昏，二十多个敌骑兵向我们进行试探性进攻。王团长当机立断：不暴露我们是女兵，把敌人放进来，争取全歼。敌骑兵冲过鹿砦，我正面防御的一连立即沿堑壕退到两侧，让开一道口子。敌人以为找到了我们防御阵地的薄弱处，狂呼乱叫地向土围子冲来。在敌人离土围子百把米时，王团长一声令下：“打！”一阵排子枪打了出去，四五个敌人应声落马。趁敌人慌乱之际，一连从两侧一阵猛射，敌人狼狈逃窜了。由于我们枪支弹药少，又无机枪，未能全歼来犯之敌，只取得一个小小的胜利。

一天傍晚，王团长、吴政委带我来到总部，接受了出三十副担架到三十军阵地抢救伤员的任务。首长特意强调：“记住，你们这次是直接到敌我拼杀的战场上去抢救伤员，没有部队掩护和支援。你们一定要做好一切准备。”

我们立即赶回团部，王团长向全团传达了任务，并从各连挑选了一百多人，组成三十个抢救小组。每组三四个人， 一副担架，一支步枪，一两把大刀或马刀。吴政委作了简短动员后，王团长带领我们出发了。

当我们接近三十军八十八师阵地时，天已落黑。奇怪的是， 听不见一声枪响，一片杂乱、激愤的声音从远处一阵阵传过来。王团长警惕地摆摆手，将队伍隐蔽在土围子墙下。她带上一营营长和我向前爬去，爬了约有十多米，来到土围子的一个豁口处。只见在不远的旷野上，一个个穿着单薄的红军战土正在用刺刀和大刀同挥动马刀的敌兵进行着一场殊死的肉搏战。喊杀声、刀枪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显得那样低沉、悲壮，那样惊心动魄。

“一营长，你带二队从右边上，我带一队从左边上。记住，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抢救伤员。”王团长说罢，将匣子枪往腰里一插，从背后拔出大刀，向前猛地一挥：“跟我上！”   

两支小分队象箭一样地射了出去。

“前方地上有个人影！”王团长急速命令我去看看。

我提着大刀向黑影摸去：“哪个部队的?”

“八十八师X X团。”伤员发出微弱的回答

“快，自己人，抬下去。”我和沈秀英，小张将这个重伤员抬上担架，送了下去。

我们继续向前摸索行进。

“啊，敌人！”只听一声惊叫，我猛地侧身，只见一个负伤的敌兵从我们的一副担架上滚了下来，拔腿就跑。两个抬担架的女战士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旁边担任掩护的小战士举枪就要打。我一步上前，将枪按住：“不能打！小心伤了自己人。”

这以后，我们有了经验，先将大刀准备好，是自己人就赶紧抬下去，是敌人就……

这时，部队已经知道我们担架队上来了，士气大振，杀声越来越响。许多重伤员不下火线，有的推开我们担架队的女战土，坚决不上担架；有的被迫抬上担架后，又从担架上滚下来，继续向敌人爬去……

部队伤亡越来越大，我们担架队从团长到战土，抬了大半夜，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加上身体本来就很虚弱，一个个都累得两腿发软，双手打颤。然而，谁也顾不得停下来松口气，谁也不敢坐下来休息。只要一坐下来或一松劲儿，就很难再站起来了。我们咬着牙坚持着。

担架队也出现了伤亡。有的在寻查伤员时被敌人砍伤，有的在抬送伤员的过程中遭到敌人袭击，也有的在同敌人拼搏中阵亡。战地救护更加紧张、更加困难地进行着。

天蒙蒙亮了，战场上已听不到喊杀声，只有不太重的撞击声。敌我双方都拼杀得精疲力尽。有的甚至坐在地上，你给我一刀，我给你一刀，进行着最后的殊死的拼杀。我们担架队也顽强地坚持着，战斗着。

“快上！”王团长突然大喊一声，用手一指。只见我们一个重伤员正用一条腿支撑着，艰难地招架着两个敌兵的砍杀。一营营长端着刺刀冲了上去，五六个女战士将那两个匪徒紧紧地围在中间，连砍带刺，将敌兵打死。

另一边，冯玉兰看见一个战士被敌人砍伤了，立即带一个小组冲上去。就在敌人马刀砍下来的一瞬间，她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伤员。同时，女战土的刺刀、马刀也捅进了敌人的胸膛。敌人死了，伤员得救了，可我们的冯玉兰却倒在了血泊中。我们一个个杀红了眼，王团长带领剩下的八九十个女战士，端着刺刀、大刀，拼着最后的一点力气， 向敌人扑了过去……

太阳出来了，战斗终于结束了。荒凉的戈壁滩上，尸横遍野，死一般的寂静。四五百名敌兵成为红军英雄们的刀下之鬼，我们女战土每个人也都是满身血污、伤痕。大家瞪着充血的眼睛，握着弯曲卷刃的刺刀、大刀，抬着残破的担架，回到了营地。

李开芬同志系四川省达县人，1931年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转党。历任宣传员、干事、宣传队长、医院看护长、外科医生、分总支书记、总支书记、大队（旅）政委；第二、第四机械部副司长、副局长、组织部长、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副兵团级）、顾问等职。1988年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她不到十四岁就参加了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长征中三次过草地。西征时，任妇女先锋团分总支书记的她亲率女战士用大刀砍倒敌人救出负伤的红军指战员。西路军失败后，她不畏敌人的严刑拷打和软化利诱，机智勇敢的带领一名红军女战士逃出敌人监狱，历经艰险回到党的怀抱，受到党中央代表谢觉哉和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的称赞。抗日战争时期，她参加了晋察冀军区的历次反扫荡战斗。解放战争中，她在华北军政大学女生大队（旅）任政委，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大批女干部。建国后，她先后为部队和我国的军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她一身正气、威武不屈，和“四人帮”及其爪牙做了坚决斗争，受到徐向前、彭冲等老领导的赞扬。回到军队后，她更是争分夺秒地为党为军队勤奋工作。短短三年，广阔的华北大平原、漫长的塞外边疆就留下了她三百多天和基层医护人员、干部战士吃住在一起的身影。尤其是她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所写的调查报告，被总后批转全军参阅并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重点报道。她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此文来自《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1987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