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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延贤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个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在全国开展。当时主要的斗争方向是广泛发动群众，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1946年2月间，获悉孙科来穗，李章达为此事主持召开在穗的民盟主要领导干部座谈会，他大意说：“孙科曾以‘左’的面目出现，企图猎取政治资本，我盟应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趁此机会以欢迎孙科为名义，同中共地下学联团结合作，发动广州大专院校学生，掀起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群众性的大示威游行。”参加会议的中共党员交叉民盟的有狄超白、周钢鸣、陈残云、易巩、洪道等。会议决定：这个任务交属下的广州市民盟负责。李章达亲临现场指挥，在此次斗争中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声势浩大，把请愿书送到“行政院”院长长孙科手中，收到了预期效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6年6月5日，广州国民党当局又派出大批军警，再次窜进市区各书店、兄弟图书公司以及《华商报》《正报》（称“中共广东区党委”的机关报）驻广州分社、营业处，强行搜劫，掠走财物，焚烧图书，殴打职员。此次暴行，致使30种报刊被迫停刊。广东的民主运动和文化事业遭到极大摧残。其为祸之烈，影响之坏，令人发指。李章达对此义愤填膺，公开大声疾呼：“凶手必须惩治，人权不容践踏，”“号称三民主义的国家一切人权，是不容许无法无天的蹂躏的。”（12）

《华商报》（图源：南方日报）

与此同时，李章达又与丘哲等人，以民盟南方总支部名义致函蒋介石、宋子文、张发奎、罗卓英以及旧政治协商会议的诸位代表，揭露广州暴徒蛮横封闭书店、焚烧书刊、摧残文化事业的事件真相，控诉广州当局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纵凶行暴，“以违法悖理之手段，公然摧残人民合法权益”（13）。李章达还在1946年6月29日发表的公开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国共和谈期间，广州连续发生封闭书店、摧残文化的严重事件，这不但证明了当局对和平民主的毫无诚意，而且是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准备和前奏。”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先后刺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消息传来，李章达倍感震惊。他从李、闻两人被杀事件中，深感到“今天的斗争确是特别的艰苦险恶”。但是，他无所畏惧，不为反动派的血腥暴行所吓倒，仍然义无反顾，奋然前行。他向世人大声疾呼：“民主战士是杀不完的”，号召人们“踏着公朴和一多先生的血迹向民主和平之途迈进”。

李章达与民盟南方总支部的成员也积极带头在广州筹建“广州人权保障大同盟”这个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建，李章达主持召开了广州市各大专院校的校长、院长、教授座谈会，即席宣布成立“广州人权保障大同盟”，并发表了成立广州人权保障大同盟宣言和通电，一方面向海内外广为宣传，大造舆论，扩大政治影响；另一方面立即响应西南抗议国民党法西斯暴政的行动，投身到反对内战、反对侵犯人权、争取人身自由的实际斗争中去。

1946年11月29日邓演达烈士殉国日，他在《华商报》发表纪念文章：“今天的民主力量比十五年前高涨得多了，邓先生牺牲奋斗的目标，确已在望。易言之，邓先生的血已培出了花果。世界的文明，就是有胆色者的血之积累。”有熟悉李章达的友人，都为他那富有正义感、敢于直言的品格和精神所折服，无不交口称赞他是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之下的“人权勇敢捍卫者”“民主的勇敢斗士”。

当时，在两广地区，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达到消灭人民武装之目的，挖空心思，制造种种借口，先是宣称“粤桂无共军”，后又污蔑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为“土匪”，以便为他们大肆纵兵“围剿”提供“合法”根据。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李章达与南方民盟的成员则大力宣称东江纵队的抗日功绩，以雄辩的事实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阴谋加以揭露和鞭挞。同时，他们还积极配合中共方面，广造国民党挑起内战的舆论，摆出具体确凿之事实，为争取军调小组来粤进行军事调处做了不懈的努力。

1946年1月25日，以中共代表方方、美方代表米勒和国民党代表黄维勤三人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抵达广州。当天，李章达就提请该小组从速派员前往东江解放区，对国民党军事当局遣兵进攻东江纵队的事实进行实地调查。李章达还与彭泽民、徐傅霖、丘哲等联名电请军调执行小组尽快行使职权，先令国民党军队撤离军事区域。公开发表的电文如下：

“顷闻贵组莅穗，港粤人民无任庆幸。溯自去年缔结《双十协定》以来，国军对东江中共军之进攻，反变本加厉；借‘剿匪’、‘清乡’之名，以消灭异己为实。近日东江难民逃来港九者，络绎于途，述其家乡情况，声泪俱下，饥寒交迫，令人怆然。而旅港之东江同胞更为故乡之家属安全，焦急万分。故咸望贵组迅速行使职权，先令国军撤出军事区域，停止冲突，俾人民得返其家乡，恢复秩序，然后再查明是非，商定调处办法，息争安民，是所盼祷。”

1946年1月26日，广州各报均登载广东军事当局发言人的谈话。谈话重弹“广东没有中共军队，只有些土匪”的老调，企图以这些骗人鬼话来遮掩其“剿灭”中共军队的丑恶图谋。

1946年1月底，李章达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说：“国民党顽固派“想用‘土匪’这一称呼来欺骗军事调处部执行小组的外国人，其实外国人比中国人自己还明白，只有请降落在香港的美机师出来证明一下，他什么面子也没有了。”李章达还说：中共军队“在广九路打击敌人，与敌伪作艰苦的斗争，保护老百姓，抢救难友。这些事实，都是有目共见的。假如他们是‘土匪’，老早就给老百姓消灭了。这样艰苦奋斗拥护民众的‘土匪’，我们正要培养他”。（李章达抗战初期担任粤区游击司令，东纵创建初期在当时是国民政府国共合作时期也是他管辖的编制部队，一向清廉的李章达曾私人捐助800大洋给买军械）。他最后还斥责国民党广东军事当局对中共军队的“有意污蔑”，指出“这实在是企图破坏协定，不近人情与毫无理智的举动”（14）。

当李章达闻悉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疯狂向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大举进攻的消息时，极为愤怒。他不顾个人安危，亲往广州市沙面张发奎私邸，当面向时任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行为。面前的张发奎拒不承认广东有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李章达据理力争，并列举了大量具体事实进行辩驳。他力劝张发奎应正视客观事实，顺从民意，摒弃成见，息兵言和，让国人能够休养生息。东纵问题，经过了历时半年之久的反复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广东中共军队的存在，这就使得国民党广东当局企图以诬蔑东纵为“土匪”队伍而实行武力消灭的阴谋，化为泡影，宣告破产。东江纵队安全北撤。

1946年6月23日，李章达与港粤各界人士何香凝、徐傅霖、彭泽民、蔡廷锴等还分别致电毛泽东主席和美国总统杜鲁门，呼吁和平，制止内战。7月7日，毛泽东主席复电，对李章达诸先生不遗余力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言论和行动，“至为感佩”。毛泽东主席在复电中还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和平”“决与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共同为争取和平实现而努力”。

1946年，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在广州活动期间，李章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中共地方组织与军调第八小组中的中共代表方方进行秘密联系。有一次，中共地下党通过内线关系，搞到了一份国民党将出动7个师的兵力准备围攻集结在惠（阳）东（莞）宝（安）三角地带的东江纵队主力的作战计划，需尽快送给方方同志，以便揭露敌人之阴谋。当时奉命送情报的共产党员黄秋耘同志，看到难以将情报直接交给中共代表方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黄秋耘找到李章达说明情况，李章达马上打电话给方方同志，请他来他家里吃顿便饭。方方接到了李章达的电话，也知道可能有要紧的事情，不到半个钟头就赶到了李公馆。此后，李章达的住家就成了中共地下党和中共代表方方接头的地点。方方与黄秋耘商定，利用李章达家交换绝密情报并约定每逢单日上午秋耘同志来一趟，下午方方则派人来一趟，交换情报，互递信息。他们按照这种方式传递过多次绝密情报，从未出过纰漏。

1946年1月25日，由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组成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抵达广州，与张发奎接洽，开始对广东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进行调处。张发奎断绝中共代表方与外界的联系，使中共方在谈判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左洪涛冒着生命危险与特务周旋，收集谈判进展情况，及时将情报送达上级组织。在他的努力下，方方与东江游击队领导人曾生、尹林平取得了联系，在广州行营中将参事李章达家里，左洪涛还设法安排方方与曾生、尹林平派来的代表何鼎华见面。李章达家遂成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的代表等中共南方局高级领导最安全的接洽地点。

1946年3月9日，尹林平飞抵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华南人民武装发展情况，揭露了国民党否认广东有中共武装部队，阻碍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开展工作的企图，中外舆论一片哗然。同一天，蒋介石电召张发奎赶到重庆。在重庆，面对周恩来有理有据的责问，张发奎不得不如实地对外公布中共代表方在广东的武装力量。

注释：

（12）《民盟南方总支部主席李章达对华商报记者的谈话》，《华商报》，1946年6月10日。

（13）《民盟南方总支部呼吁制止广州摧残自由暴行》，《华商报》，1946年6月9日。

（14）《李章达先生访问记》，《正报》，1946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