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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延年

李章达（1889.1.25—1953.12.9），我国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活动家。他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矢志不渝，百折不挠，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被中共誉为“一个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前进的积极战士”“一个优秀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首届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中国民主同盟首届中央常务委员兼南方总支部主任委员，1949年9月以中国人民救国会首席代表身份被邀请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

1919年夏，李章达接到朱执信从上海寄出的一封来信。信中言及他与孙中山、廖仲恺等人正在上海筹办报纸和刊物，宣传革命，传播新文化，宣传三民主义，探索中国发展之路，祈盼李章达能迅速前来上海一起共事，助以臂力，并肩战斗。当时的国民党总部在上海，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等领袖人物齐集上海，李章达住在上海长滨路民厚里廖仲恺家里一年时间，与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三人日夕相见，不仅亲聆孙中山的教诲，耳提面命，受益良多，而且他同朱执信、廖仲恺二人一起做事，同甘共苦，关系日深。这期间，平时除了在《建设》杂志社工作外，他还跟朱执信学习革命理论。闲暇之日，李章达还与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及其家人围坐一起，品茗聊天，或评论政局，针砭时弊，彼此之间宛如一家人，亲密无间，关系融洽。

受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思想影响，奠定了李章达一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信仰追求。这时候，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已经在华夏大地引起反响，孙中山对此尤感兴趣。他赞扬十月革命对俄国带来的新变化。从苏俄的成功实践中，他看到了新的曙光和希望。他决定指派李章达同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前往苏俄学习与考察并且代表孙中山本人向苏俄寻求全方位合作支持，希冀能通过亲临其境，“零距离”接触，实地深入调查研究，以便真正学到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理论，用之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使中国早日革命成功，彻底挽救长期以来“列强欺辱、武人争雄”的民族危机。由于廖仲恺领导革命工作甚忙，朱执信1920年在东莞虎门牺牲，李章达成为孙中山派出到苏俄考察革命的第一人。何香凝回忆李章达的文章提到“章达一共去过二次苏联，章达到苏联的时候，列宁还没有去世”。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李章达“联系国共双方甚为得力”，而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却反对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阴谋阻挠和破坏国共合作，章达坚决地与之进行斗争。在此期间，跟随廖仲恺做党务工作，任中央党部秘书。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对李章达甚为倚重，每有重要工作或任务，多交给章达去完成。而章达对廖仲恺夫妇也十分敬重，积极主动地协助他们做好党务工作及其他革命工作。那时候，国民党右派分子胡汉民、邹鲁等人，反对国共合作，对李章达的行动极为不满，但他毫不动摇，始终义无反顾地支持廖仲恺，维护和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

1924年8月，李章达被委任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部长。①甫经上任，他便频频出席各种会议，紧密团结中共农运领袖彭湃，中共党员阮啸仙、何友逖等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农民运动中去。

1924年8月21日，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毕业及第二届新学员开学典礼大会召开，孙中山、李章达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出席大会。李章达致开会辞，孙中山发表讲话，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发表了演说。当时在大革命浪潮推动下，广东各地乡村农民都纷纷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9月25日，广州市郊长洲农民协会举行成立大会，李章达不辞劳苦，亲临现场，并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农民兄弟鼓劲助威，全力支持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

1924年国民党“一大”李章达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专门任命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大王”彭湃为中央农民部秘书，任命共产党元老阮啸仙为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

李章达还规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每一届学员，必须到黄埔军校军训，首先是把有军事素质的人才输送到黄埔军校，又全面提高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的军事素养，毕业后更好地在当地开展农民运动”。

1926年4月，李章达奉国民政府之命，出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兼任）一职。时值国共两党第一次携手合作，作为大革命策源地的广东，观瞻所系，世人瞩目。尤其是广东省的省会城市广州，当时为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国民政府机关所在地，治安的好与坏、社会的稳定与动荡，都极大地关系到国民革命的顺利进行。李章达任命共产党重要干部杨匏安为除暴安民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举兵北伐后，李章达遵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之命，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政督察委员会并兼任委员留守广州，维持后方社会治安，同时还为北伐军招募夫役，畜拉肩挑，输送各种军事物资前往北伐前线，做好后勤，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李章达积极鼓吹反帝反封建、赞成国共合作，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拥护者和支持者。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工农群众运动蓬勃高涨，章达感受到工农民众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所显示出的强大力量。他希望能依靠工农民众力量，共同做好广州市的社会治安工作。他在担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大力提倡警民联防，主张工警合作，彼此互相配合，通力协作，章达于1926年11月间在广州组织举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工人、警察联欢大会。会前，为使社会各界人士对这一活动有更多了解，他们散发了《广州工警联欢大会宣传大纲》，说明举行工警联欢大会的意义，“是要使革命的工人与革命的警察，更加互相认识其地位，互相明白其责任而切实合作。”该《大纲》指出：“在国民革命当中，警察与工人都是在都市中站在最重要的地位，而工人与警察亦当在这个时期共通合力而巩固革命基础，所以要工警携手联合，乃能收获效果”；特别是时值“北伐时期中，后方治安问题万分严重，帝国主义走狗反革命派受帝国主义嗾使，其正欲乘此时机图谋扰乱我后方……革命的警察要消灭这些反动势力，必须与最革命的最有力量的工人协力一致”，因此，要“保障革命胜利，巩固革命基础，非工警合作不可”。

1926年11月28日，在李章达领导和支持下，广州市工人、警察联欢大会在中山大学大操场隆重举行。是日，到会者有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海员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等广州市各工界团体的工人，广州市公安局及其属下各区的警察约10000多人。会间，广州市公安局局长李章达、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代表邓中夏、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共代表苏兆征等均发表了演说。会后还举行了工警联合大游行。声势浩大，气氛热烈，轰动一时。③这种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社会治安的做法，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公安历史上的一大创举，深为广大革命群众欢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不仅当年出版的报刊争相报道，而且还曾被民新影画公司拍成纪录影片，广为传播。此时期，李章达与中共元老杨殷、澎湃、杨匏安、苏兆征、邓中夏的接触也较为密切，深受共产党人的思想启发和影响。

1927年4月，蒋介石实行“清党”后，李章达不但和共产党人保持密切联系，而且还尽了最大努力去掩护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1927年共产党广州起义失败后，共产党员叶挺被反动派缉捕。有一天，叶挺巧妙地躲避了反动派的搜查，混进一艘英国轮船的大货仓里，逃到了香港。英轮一抵岸，叶挺就急匆匆地直奔李章达的住家。他不怕受牵连，毫不犹豫地收留了这位反动派正在到处通缉的共产党朋友。尔后，又慷慨解囊，给予资助，让叶挺安全转移往外地。④

1933年1月，李章达离港赴闽，出任国民政府福建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1月18日，李章达出席了“闽变”主要策划人和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州东郊鼓山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讨论了成立联共、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政府。当时，李章达是这样认为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已失去人心，蒋介石宣称奉行孙中山主张只是骗人的鬼话，而国民党内部汪精卫组织的改组委员会（即改组派），也是与蒋介石一丘之貉，没有任何作用。因而他建议必须进行根本之改革，应立即公开宣告脱离国民党，与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重新组织革命政团，进行革命。⑤李章达的建议，获得大多数与会者赞同。于是，大家推举李章达起草脱离国民党之电文，并由李章达领衔发出。他出任中华共和国11名中央政府委员之一，兼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大多数参与者都撤退到了香港。中国共产党中央认为，十九路军和李济深等国民党左派人士，是一股抗日反蒋的力量，就此解体遣散，未免可惜。故中共代表潘汉年到香港后，就指示中共党员梅龚彬帮助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章达等重整抗日反蒋旗鼓，⑥加强团结，以图再举。中共党员梅龚彬同李章达一起商讨，极力主张成立团体更合乎实际。他们觉得还是以成立团体的方式来将十九路军将领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团结起来，效果将会更好。因为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应联合一切主张抗日的力量，建立抗日政治团体，更易于宣传民众，发动民众。李济深等人对成立团体之事，也表示赞同。于是，在中国共产党支持和推动下，1935年夏，李章达在香港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梅龚彬等人，发起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其基本主张是抗日、反蒋、联共。“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还创办了机关报《大众日报》，李章达任社长，中共党员石辟澜任特约评论员。在李章达领导下，《大众日报》办得很有特色，不仅在香港有影响，而且在华南各省和南洋一带都拥有不少热心读者，成为颇受广大民众欢迎的抗日救国宣传阵地。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宋庆龄、沈钧儒等人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各界救国会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李章达和何思敬、洪飚（周楠）、石辟澜、吴涵真、方少逸、吴超炯等作为华南地区（包括穗、港、澳）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会”（简称“全救会”），李章达被选为“全救会”中央执行委员。随后，李章达与中共党员何思敬、陈汝棠等在香港成立“全国各界救国会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或“华南救国会”）。“南总”是全救会在华南地区的机构，总部设在香港。华南救国会设有理事会，李章达任会长，中共党员何思敬任宣传部部长，吴涵真任组织部长。⑦“南总”在“全救会”领导下，负有指导华南地区抗日救国运动之责。在“救国会”成员中，有很多人都是中共重要干部，如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以及何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兼广州市第二任市长）、宣侠夫（共产党八路军中将）、石辟澜、梅龚彬、吴有恒、周楠、陈希周、何思敬、姚彰风、连贯，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薛尚实书记，组织重建中共地下市委的王均予、吴超炯、张劲夫、钱俊瑞等，都是共产党员，李章达与他们一起风雨同舟，休戚与共，一起奋斗。为此，“南总”成立后，在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发动和组织各地各界基本群众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分析和政策主张，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和促进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很好的作用。1949年9月，李章达就是以中国人民救国会首席代表身份被邀请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并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56名中央政府委员之一，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员。

（未完待续）

注释：

①大本营秘书处，《李章达任农民部长公函》，1924年8月23日。

②《广州工警联欢大会宣传大纲》，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24日。

③《工警联欢大会之热烈》，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29日。

④尹翠薇，《回忆李章达》，载《广东文史资料》，第十辑。

⑤蒋光鼐，《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九辑。

⑥《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

⑦《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