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导航
王放
与时间赛跑 果断营救
1935年11月18日下午4点，钱安澜交给父亲一份由陈海涛提供的紧急情报。
上面写着一连串地址：一共有18处之多，都是中共上海局下属机关。
敌人当晚8点动手抓捕这18处中共上海局下属机关人员，想一网打尽上海地下组织。
父亲接到情报后，心急如焚，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父亲来不及请示汇报。当机立断，只有先行动后汇报。人们说：打仗靠的是群胆，地下工作靠的是孤胆。那么我要说，孤胆靠的就是对革命的信念那！这时父亲，一心想着必须全力以赴挽救自己身边革命同志的生命和我们党的组织。多延误一分一秒，党的机关，自己的同志就会遭受损失，被敌人抓捕。时间不等人，时间就是生命。地下组织工作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接到情报后先要向上级领导请示汇报，再决定行动。而这时父亲丝毫没有考虑到不请示汇报，以后自己会受到组织什么样的处理？时间只有4小时，一旦我党组织机关被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父亲迅速用毛笔抄写了一份约16厘米长，八九厘米宽的绝密地址后，穿上他那件为掩护工作很阔气的皮夹克，似个大商人模样，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警报站，已经是下午4点半了。
只有3个半小时了，3个半小时啊！
他一进门，就从驻站的交通员小张手里接过孩子，
急忙把抄着18处绝密地址信件交给小张说“出问题了！巡捕房今晚行动，逮捕我们的同志，我们要抢在敌特前头，尽快按这份名单上的人员，通知他们火速撤离！”父亲并且特别交代：“每到一处找到地址后，敲门三下，不管开门与否，开门后不准进去，不管是男是女都对之讲一句暗号：’老家带信来，你妈病了，叫你赶快回去。’说完就走，不许停留。”并再三叮嘱：“到了晚上8点钟，无论情报是否送完，都必须停止行动。销毁原件。要保护组织，保护自己！不能让自己的同志撞在敌人手里。”
小张接过情报，连忙换上旗袍，拿着小型马蹄表，装入随身携带的手提袋里，冲出家门，叫了辆黄包车，挨家挨户去通知。
快到晚上8点钟时，只剩最后一处了。这地址竟是她三哥孟野星的甘思东路所驻的机关，（今嘉善路）她看见三哥住所楼上的联络信号仍然挂着。她不顾一切从后门冲上楼，通知三哥，并马上拆除接头暗号后，兄妹二人急速下楼，从后门出来。挽着胳膊，就如一对情人似的，二人依偎着，款款步出弄堂。此时敌人的警车已经呼啸着冲进了弄堂，正与他们二人擦肩而过。（因敌人不认识我党人员，只知道机关地址。）
孟非回来后，父亲离开警报站。马上赶到上级联系人徐强那里汇报以上情况。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赞扬好评。
由于这次撤离情报，通知得非常及时，才使这18处我党的秘密机关全部撤离。没有一个同志遇难，这时父亲才松了一口气。总算放下了悬在心里的担心。
事后，徐强与我父亲及孟非，在一起谈论起这事，他们都为自己的行动而感到欣慰！
直到解放后，回忆起来，才知道这18处机关被解救的同志有：
北京市委书记处的书记—陈克寒
北京某部的离休干部—齐健
国家计委—金树望
南京大学组织部长—李辛
江苏省 纺织厅 副厅长—施月琴
1946年，牺牲了的—孟野星。
智送情报 受到陈毅司令员赞扬
1938年9月，上海特科负责人徐强同志，深思熟虑后决定交给父亲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到新四军第一支队指挥部去，要亲手交给陈毅司令员一份重要情报。
情报内容是：当时活动在江阴一带，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简称“武抗”。武抗同志通过各种办法，收集到关于： 澄锡虞一带、苏常太一带、杭嘉湖一带地区，以及青浦和沪南沿线十几处由我党领导的游击队、抗日武装的分布区域。领导人姓名、政治面貌、多少人数、多少枪支弹药的数目、（包括胡肇汉等部队）
还有日伪军、国民党军、忠义救国军的部队、他们的番号、指挥官姓名、部队人数和他们配备的装备、武器、活动区域、活动规律、以及日军侵略部署的详细情报。
啊！这份情报可谓分量不轻啊！情报内容极多，真是一份重量级的情报。组织上再三考虑后，决定交父亲去完成。
父亲是一个细心、灵敏的人，他机智勇敢，有坚强执著的信念。
上级再三再三的交代，这份情报非常重要，一定要亲手交到陈毅司令员手中。说明这份情报的重要性，不管什么情况下不能让别人代交或转交。
父亲接过这项任务，即向党组织表示：坚决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这项重大任务。我的头可断、血可流、但我的心不变、志不移，为党为人民奋斗是我共产党人的宗旨。请党组织相信我：
我一定用生命来安全、护送好这份情报。只要我人在情报就在。
因为：她是决定着新四军东进，作战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
任务是接到手了，但怎样才能使这份情报隐藏的不被敌人发现？且能安全的送达呢？
这可是父亲几天来日思夜想，来回考虑的一个头等重要问题。
父亲默默寻找着各种办法。由于情报内容非常多：如果写在几张纸上，缝在衣服里，内容太多，容易暴露。
把他暗藏在鞋底里面呢？太大也装不下，且要走遥远的路途也不方便。
把它装在随行皮箱或藤包里的夹层里，万一被敌人查见，情报会暴露。
我党“武抗”人员所做的一切工作全毁了，也不保险。会给新四军作战带来重大惨败，对我党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父亲白天黑夜思索了几天，最终想到：用行医的办法。
本会一些中医的父亲，就找来一大本线装的旧中医书，把书拆开来，用密写药水，整整齐齐地写在对折书页的反面（即内页）。然后，再按照原样装订好厚厚的一册书，放在藤包里，藤包下面有夹层。
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父亲独自一人离开上海，坐火车到了无锡。立即步行到江阴的西石桥。
找到了父亲曾经在那里举办过我党“武装抗日救国政训班”学习过的牟坤堂同志。
此人二十岁左右。父亲了解这人思想进步，机动灵活。打算由他陪同掩护，一起执行这次任务。
当时，原来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何克希将军也在西石桥工作，也考虑到这份情报的重要价值,特派牟坤堂辅助父亲执行这项任务。
这天，父亲穿着浅灰色的长衫，眼上戴着一副深褐色的太阳眼镜，头上戴着灰白色帆布制作的礼帽，一手拎着黄褐色的手提藤包。一手拿着一把随行的暗黄色的油布伞，像似一个给人看病的大夫。
牟坤堂装扮成大夫的伙计，戴着一顶竹编的斗笠，也拿着一把土黄色的油布伞。
他们俩绕着乡间不太被敌人注意的小路行走着。走到偏僻没人注意的地方，他们就加快步伐，连奔带跑地赶路。
一路上既没喝上一口水，也没吃上一口饭，只有被火辣辣的太阳烤晒着，出汗口渴。
他们忍着饥饿，在这艰苦的条件下，父亲一心想的就是快快赶路，及早把情报送到。
他俩紧走快赶，走过一程赶一程的。
傍晚，到了访仙桥。在那里找到了父亲熟悉的管文蔚的弟弟—管文炳。
夜间看着像似休息睡觉，可是，父亲并没有熟睡，思考着第二天的行程。
想着万一遇到突如其来的问题，遇到敌人搜查、询问又该怎样对付？他满脑子思索着怎样应对碰到的各种问题。直到天亮，他俩即起身匆匆吃了早饭，再继续赶路。行程中遇到趟水过河，父亲第一想到藤包里那份党的重要情报。必须安全保存，安全的保护好。
他一手将身上的长衫撩到肩膀上，并二手把藤包高高的举过头顶上方，生怕藤包里的情报遇水受潮看不清。他们赶了一天的路程到了道士桥。
晚间，父亲深深地大口呼吸、喘着气，侥幸地感到绕道的这些小路，虽要一会爬山、一会淌水过河，辛苦疲劳，好在没被敌人发现。
天空星月刚落，他们又出发赶路了。他们翻山越岭，绕过偏僻的山坡，急切的心情只想着： 早日把党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新四军。
他们以顽强的信念克服了重重困难。当晚到了离丹阳县严陵镇不远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我党的吴仲超同志。（1932年担任中共无锡县委书记和无锡中心县委书记等职）
由于几天在山路行走，他们的双脚都肿了，脚底下走起了一片血泡，疼痛难忍，走一步崴一步。有时就找路边粗些的树枝当作拐棍。
为了不被人家看出他们的血泡是为送情报赶路而走起的。就在吴忠超那里住了二夜。
晚上他们用火烧过的铁针一个一个把脚底的血泡挑破放掉血水，这样就不太痛了。
他们胸有沉重，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为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坚持不懈，忍着疼痛，一心想着继续赶路，早日将情报送到陈司令手中东方太阳还没露脸，他们又早早起身准备出发。
这天吴忠超也派人陪同他们去新四军的老六团，叶飞部队。他们恨不得将自己的二条腿变成汽车轮子，要与汽车赛跑，与火车拼搏。一路飞快加速，一个站点接一个站点往前赶。
他们机智勇敢的钻过了铁丝网，加倍警惕的闯过了一道道敌人的封锁线。他们一路跋山涉水，趟过了运河，跨过了铁路。天渐渐黑了，他们只好在叶飞部队住下。
多少天来父亲哪能安心的入睡？
而且，这些天这本装着我党重要情报的中医书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身边。
表面看父亲很平静，可他的心里是多么的着急，随时随地在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早日安全的把“武抗”人民辛勤获得的情报，亲手送到新四军陈毅司令员的手里。
晚上，父亲翻来复去怎么也没睡着，他想：眼看快要到新四军陈毅部队的驻地了，但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要用生命守护好这份情报到最后时刻。
父亲时时守护着藤包里的中医书。
夜间他把中医书拿在手中像似在看书，一会闭眼时，又把这书放在头下，当枕头枕着，实际 是守护着这份重要情报，时时刻刻不离手。
他满脑子考虑的是这份情报的安全性。
好不容易熬到清晨，叶飞深知他们有重要任务在身，便派人一路护送他两到江苏 溧阳县 茅山脚下的 竹箦桥。
经过6天5夜的徒步行程，这天傍晚终于到了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司令员的驻地。
父亲彬彬有礼地向站岗的哨兵问道：
“陈毅司令在哪里？”
站岗哨兵用手指着说：“就在前面那座小楼里。”
父亲三步并作两步地踏进小楼，问道“陈毅司令是哪一位啊？”陈司令爽朗地回答：“我就是陈毅！”
这时父亲兴奋而稳重地，赶紧从藤包里取出那本装着重要情报的旧中医书，恭恭敬敬地递到陈毅司令面前说：“这是‘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武抗）’的同志要我捎上的‘礼物’。”
陈毅收下“礼物”会意到其中的重要性，立刻和政治部主任刘炎同志，到一间密室里去“验收”。 这时，父亲长长地、欣慰地舒了一口气，终于将情报安全地送到了陈毅司令员的手中。并详细说明了密写显影的方法：要用碘酒涂上，密写的内容就显示出来了。
陈毅司令立即命令机要室同志着手处理情报显影。
通过显影，《中医书》里，每一页的反面都出现了工工整整的情报字迹。
这时父亲心情非常激动，忘掉了一路的惊险、艰苦、饥饿、疲劳和脚底下血泡的疼痛。
就像孩子回到了娘家一样，他激动的眼泪在眼里闪闪发光，同时也露出了内心的微笑。
最终，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这项光荣而艰巨、重要的任务。
当陈毅司令员看到情报内容后，得知这份情报出自眼前这位脸色白晰的山东来客—刘光州之手，高兴得很啊!捂掌大笑！兴奋地说：
“天赐我也！太好了！太好了！你们‘武抗’同志送给了我一盏明灯。这下可好办啦！我们打仗就有依据喽！再也不会做瞎子啦！”
并拍拍父亲的肩膀说：“这份情报太好了‘武抗’同志对我新四军作战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明天我就派专人把这份情报送到军部去。
这天，陈毅司令特地安排好父亲、牟坤棠两人休息。
父亲回忆中还讲到，第二天，他们俩说单盖毯子夜里还冷喔。陈毅司令很关心他们又给他两一人加了一条毯子。
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我们今天夜里盖得都是七孔、九孔被，蚕丝被等等，睡觉多么的暖和。对比之下，那时战士们打仗多么的艰苦，只有一条毯子，露宿在野外。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啊。
在一支队司令部的第三天，由陈毅司令当东道主，特意安排伙房宰杀了一只鸡，款待他俩。同时由政治部主任刘炎同志一起作陪。把他俩当作大客人来招待哦！陈毅司令说：
“我请客，你们不必客气，吃就是了。吃只鸡在你们那里算不上什么，我们这里能吃到鸡啊，可是个优待啦！你们好好吃，吃饱了好赶路。”
父亲与牟坤棠吃完饭就要告辞了。
分手时，陈毅司令交给父亲一封信，让他带到上海。父亲将这信（实际是一个纸卷）暗藏在藤包底下的隔层里。党的特科组织有严密的纪律性，让你带的不管是封口或不封口的信件，或是折好的纸条，纸卷，特科党员都不会擅自打开看一下，都是原封不动带交给领导。到上海后，父亲把纸卷交给了徐强同志。
据徐强后来告诉父亲，此信是转交给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的。
有一次冯雪峰（1934年参加长征）交给父亲一个任务，到天津取情报。父亲就装扮成一个跑单帮的身份。他把一支锡管牙膏的尾部小心翼翼的撬开，（那时的牙膏都是铝锡制品做的包装）
父亲把情报折叠的很小，塞在这牙膏尾部。然后再按照牙膏原来的样子，把尾部卷好压扁。情报装在里面，外观一点都看不出来。
父亲也以同样的方法去香港等地传送各种情报。
潘震亚1934年参加革命的，当时是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及律师。
凭借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能收集到上海、南京等地敌方的情报。在西安事变后，潘震亚搞到一份日本“田中奏折”让父亲秘送给徐强，后来这份“田中奏折”再传送到延安，及时向党中央传递了敌情。（这份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1927年6、7月份，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并确定侵略中国的具体方针。会后，日本首相田中义炮制了一份秘密奏折给天皇，声称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王放，陕西三秦儿女红色宣讲团团长。
责任编辑：张卫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