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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虹生

1961年暑假，我带着弟弟妹妹到抚顺去看望爸爸。在招待所刚安排住下，爸爸就给我们布置了3项任务：一、参观煤矿工人的劳动；二、访问劳动模范；三、每天除打扫自己房间的卫生之外，还要帮助服务员打扫公共卫生，并且吃招待所最低水平的伙食。

我们亲眼看到，爸爸整天穿着工作服，工人干什么，他也干什么，工人带饭，他也带饭，还和工人换着吃。班余经常到工人家去谈心。我们和他一起到工厂，碰见的工人都亲亲热热地叫他“老贾”，把他当成知心朋友。

那天，爸爸带着我们去煤矿参观。爸爸亲手给我戴上矿工帽，帮我穿上工作服，套上大雨靴，带着我，跟工人叔叔一道坐斜梯下了矿井。井下坑道里到处是水，我小心翼翼地跟在一位工人叔叔的后面，踩着木板，借着矿灯的微光向前走。到了掌子面，看到许多工人赤着背，手举风钻在煤壁上打眼。有的坑道又矮又窄，只能蹲着干活。工人的身上、脸上全是煤末，除了眼睛和嘴巴，几乎和周围的黑煤难分彼此。

回到地面，我对爸爸说：“这回我可明白为什么煤能给人们带来温暖了，原来，它里面包含着那么多煤矿工人艰苦的劳动啊！”

爸爸感慨地说：“是啊，我们的工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人！在国家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有时连饭都吃不饱，可他们仍然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有这样英雄的人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呢！”后来，组织调爸爸回北京，他非常留恋地说：“我才上了二年级，连初小还没有毕业呢！”

当我们开学日期将近，要离开招待所时，许多服务员出来送我们，热情地邀我们再去。爸爸满意地说：“看来你们这次表现不错，因为你们得到了工人师傅和服务员同志的好评。”

爸爸对人民群众的真挚感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1976年7月28日，唐山、天津一带发生特大地震。震后清晨，我赶去机关，听说对面居民楼三层尚有人未出来，即扔下车子，从震坏的楼房中爬上去。以后又来了几个人。当时，余震不断，听得见声，觉得出晃，还有砖头不断掉下来。我们拼命地挖，从两户人家挖出9个人，其中3人挖出后即停止了呼吸，2人送进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其余4人经抢救脱险。为此，天津市授予我“市级抗震模范”的称号，并在《天津日报》登上了光荣榜。

“甘当螺丝钉”

1963年，大姐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了。爸爸问起她的志愿，她自豪地说：“第一志愿——边疆，第二志愿——农村，第三志愿——工厂！”爸爸高兴了，连连说：“壮志可嘉，壮志可嘉！”后来，大姐被分配到房山县琉璃河首都水泥厂当中学教师。

一天，小弟走到我跟前悄悄说：“大哥，大姐回来了。”我想，不会吧？大姐是个爽快人，每次回家，人未到，声先闻，总是风风火火的。这次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啊？

小弟领我到大姐屋前，隔着门缝一看，她正趴在床上哭鼻子呢。我们马上去向爸爸“报告”，爸爸却说：“先不要管她，让她斗争斗争。”

我们都知道，爸爸最喜欢大姐，看来，这次爸爸是真动了气。吃晚饭时，谁也没有讲话。饭后，爸爸把大姐叫到跟前，让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也坐在那里，平静地说：“达黎，把你的想法说说吧！”

客厅里静极了。大姐还未开口，眼泪就叭哒叭哒掉下来。原来，琉璃河当时还很荒凉，到处是垃圾和一洼一洼的泥水，房屋又破又矮，那所中学还没有城里的小学大。更让大姐伤心的是，学校让她改行教语文。而且群众中不文明的生活习惯也叫大姐难以忍受。大姐说：“我本来是诚心诚意想着向工人师傅们学习的，可是事实太使我失望。我在这样的环境里能有什么出息？”

听着听着，我也有点同情大姐了。可是，爸爸却越听越生气，点烟时手都有些发抖。他激动地大声质问：“讲完了？讲了那么多，无非是两条嘛：第一，北大毕业生去无名中学教书，屈了才；第二，有知识，讲文明的大学生，看不起愚昧无知的工人！”

大姐猛一抬头，刚想申辩，爸爸的手一举：“不用解释！就算你说的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那不反过来更加证明那里是多么需要知识，需要教育吗？为什么只是想着自己的专业，而不想一想工人们的需要？不想一想工人的孩子们的需要呢？我和你妈妈都是从贫苦的农村出来的，你却看不起劳动人民，这不是忘本是什么？”

我长这么大，从没有见爸爸这样厉颜正色地批评过孩子。奇怪的是，大姐反而不哭了。她瞪大眼睛，专心地听着。

“你有革命热情”，爸爸缓和了下来说，这是可贵的。但更可贵的是要勇于实践。你到基层去，到工人中去吧，那里需要你，同时也有丰富的政治营养，能治好你的毛病，使你更健康、更坚强！……”

几天后，大姐穿着朴素的衣服，带着简单的行李回到房山，在水泥厂中学整整工作了15年。

一次，大姐把日记给爸爸看，爸爸指着一段读道：“劳动人民培养我上了大学，有了知识，今天回来把知识教给工人子弟，我觉得工作很有意义。”写得不错嘛，这样就能做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了。

爸爸非常欣赏雷锋同志这句话。他在抚顺工作时，曾和雷锋一起开过会，谈过话，多次向我们介绍过雷锋的好思想。

爸爸自己就是这样一颗拧在哪里就在哪里起作用的螺丝钉。他做民族统战工作时，对党的民族理论做出了贡献，做财经工作时，被誉为党内高级干部中的经济建设专家，是周总理和陈云同志的得力助手。1959年以后，爸爸下放到发电厂，他把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团结干部和工人，纠正“左”倾蛮干，整顿和恢复生产，创造出好经验，在抚顺市、东北局和水电部得到推广，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1965年，爸爸手书了一首长诗，题为《座右铭》，挂在自己的卧室里。其中有4句是：

有党万事足，

无私一身轻。

放下臭架子，

甘当螺丝钉。

行年过半百，

壮志奋兼程。

老马途能识，

悬崖奋勇登。

这是爸爸无私无畏、能官能民、胸怀坦荡、赤胆忠心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兄弟姐妹都把这首长诗抄在日记本上，也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不能讲假话”

1958年，全国“大跃进”，刮起了“共产风”、瞎指挥风和浮夸风。全民大炼钢铁，不分工农兵学商，都争先恐后地搞“小土炉”。在那种狂热的气氛中，即使有看法，也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唱反调。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全家人正在吃晚饭，大姐讲了个笑话：“同学们晚上炼钢，白天上课就打瞌睡，几乎三分之二的学生睡着了。我旁边一个同学，一边记笔记一边睡，本子上划的尽是道道。咚一下，脑袋都撞在椅子的扶手上了！”大家都哈哈大笑，唯独爸爸没有笑。他若有所思地说：“学生还是要以学为主嘛！参加劳动当然是必要的，但不是这么个劳动法。”我说：“我们学校领导也动员啦，说人人都要为大炼钢铁出力。”爸爸生气地说：“钢是这样炼出来的吗？开玩笑！”

后来，浮夸风越刮越厉害。根本做不到的事情，都说能做到；甚至还没有做的事情，也说已做到了。高指标，吹大牛，“卫星”越放越玄乎。有一次，我兴奋地告诉爸爸，我们学校在搞实验田，把土地深翻了2米多，力争亩产小麦1万斤！

爸爸让我拿来纸笔，说：“你们是学生，学过算术，自己拿笔算算。1万斤小麦分装成1斤1袋，就是1万袋，你们把这1万袋小麦排列在1亩地里，除去株距、行距和枝枝叶叶，平均每颗麦穗上要结多少麦粒？这是能办得到的事情吗？”

我似懂非懂，奇怪地问：“连1万斤也产不了，怎么有的地方放‘卫星’，说亩产好几万斤呢？”

爸爸皱着眉头说：“问题严重就在这里！有的地方弄虚作假，趁上级验收的前1天，把好几亩的麦子突击移种到1亩地里。第2天，当着上级的面开镰收割，扬场过磅。那些不动脑子的官僚主义者就只好上当受骗。”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自己骗自己呢？”

爸爸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那时，爸爸经常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白天找人谈话，开座谈会，晚上就拼命看书、写材料。还请秘书把所见的问题整理成卡片，说要搞个东西给中央。有一次，我见秘书张叔叔向爸爸汇报什么问题，爸爸忽然激动地高声说：“做一个负责干部，我要对党负责。无论如何，我不能对党讲假话！”

后来，听说爸爸在国家计委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一个实事求是的报告。一位叔叔要妈妈提醒爸爸，注意政治气候，许多同志为他捏着一把汗。爸爸对妈妈说：“不要紧，无非是讲了一些真话。一个共产党员，总要讲党性嘛！”

1959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又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爸爸和彭德怀伯伯一起，在会上受到批判斗争。我们一个朋友讲，他在家里看到文件，说爸爸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D分子”。我心里难过极了，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有一天禁不住闯到爸爸屋里，贸然问了一句：“爸爸，您怎么会反D呢？您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爸爸痛苦而又真诚地对我说：“孩子，你要相信，我是不会反D的！我自己也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

那个时候，爸爸心情非常沉重，总是关在屋里看书、写材料，避免和别人接触。过去妈妈工作忙，不太管爸爸的生活。可是这时，却对爸爸照顾得特别周到，每顿饭都要亲自安排，亲手送进爸爸的房间。一连好几个月，爸爸偶尔到院子里散散步，我们才能见他一面。他比以前瘦多了，脸色苍白，眼睛深深地凹陷下去，增添了不少白头发。看到这情景，我们的心都碎了！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爸爸的情绪开朗起来，家里也慢慢恢复了往日那种正常的亲密生活。我们都为此而感到欣慰，但并不了解其中缘故。我悄悄问妈妈，妈妈说：“你爸爸自信没有犯原则错误，他已向中央要求到基层去工作了。不工作，他受不了。”这大概就是他下放抚顺后，给北京来信中所写的“庐山教训信无辜”的心情吧！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爸爸又上了主席台，开完会，他对我们说：“现在你们大了，我可以告诉你们，爸爸并没有犯什么大错误。我的体会是，无论如何不能讲假话，要当老实人，做老实事，讲老实话。孩子们，实事求是有时候是很困难的，但再困难也要坚持！”

爸爸这段话，生动地概括了他一生的特点。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扩大化相当严重。有的单位甚至按百分比抓右派，达不到“指标”，领导者就有当右派的危险。但是，爸爸仍然坚持实事求是，在他所领导的国务院第四办公室，没有划一个右派，没有冤枉一个人。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爸爸不改初衷。一伙自称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闯进家来强令爸爸回答4个问题。爸爸耐心解释道：“这些问题都关系国家经济的最高机密，不能对你们讲。”

这些暴徒又是辱骂，又是推搡，爸爸还是不说。他们又威逼在家的姐姐和妹妹，让他们同爸爸划清界限，逼爸爸回答问题。爸爸坚定地说：“没有总理和富春同志的批示，什么也不能奉告！”

爸爸就是这样，宁肯自己受难，也绝不拿原则作交易。坏人无计可施，就加倍地折磨他，迫害他，竟在1967年5月7日对他下了毒手。

爸爸终于以身殉职了！他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在他身后，我们全家人经历了种种非人的磨难，但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人在压力下颓废、沉沦。

是的，我们是从爸爸的身上汲取了力量。同时，也只是在我们自己也无端遭受歧视、孤立、诬陷和打击时，才更深地理解了爸爸坚持真理的难能可贵。

爸爸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是无形的，也是无价的。我们决心很好地继承这份无价的遗产，并把它再传给我们的孩子。

      注：贾虹生是贾拓夫前辈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