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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虹生
我的父亲贾拓夫为党的事业奋斗了40年,当他在1967年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害死时,没有给我们子女留下什么财产,然而,他那崇高的品质和革命情操,却是一份极其珍贵而又丰富的精神遗产,永远激励着我们。
“你也要飞起来!”
1959年,我在上中学时,有一件事震动了世界,也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这就是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第一次飞上了太空。当时,我对着加加林的照片禁不住想,中国是火药和火箭的故乡,别的国家能做到的事情,难道我们就做不到?
1961年暑假的一天,爸爸拿着一张带照片的报纸给我们看,“啊,又一个苏联宇航员飞上了太空!”我惊喜地喊道。爸爸诙谐地说:“可惜是苏联的季托夫,不是中国的贾拓夫”大家听了都笑起来。爸爸抚着我的肩膀说:“贾拓夫飞不上去了,贾拓夫的儿子还可以飞嘛!我们中国现在还很落后,但一定要建设好,这就需要你们这一代努力啦。虹生,有这个雄心壮志吗?将来,你也要飞起来!”爸爸的话使我从兴奋转入沉思。我暗下决心,要为我们自己的导弹、火箭飞起来而努力学习。
说到学习,爸爸的刻苦精神对我是一种无形的鞭策和激励。爸爸小时,家境贫寒,爷爷、奶奶是靠借债供爸爸上学的。14岁时,爸爸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陕北“最高学府”——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参加革命后,爸爸仍如饥似渴地读书,受到人们的称赞。在延安时,毛主席曾称誉爸爸是“陕北才子”,还开玩笑说:拓夫既姓贾,又是宝,是我们党内的“贾宝玉”。
革命胜利后,爸爸担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仍在百忙之中孜孜不倦地读书、钻研。爸爸的卧室除了一张床、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外,全是书架,连个沙发都没有。会客厅四周也排满了书柜、书架。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和读书,还不时在本子上记点什么。
在爸爸的熏陶下,我们兄弟姐妹学习都很认真。每到月底的那个星期日,大家都要把成绩册交给爸爸检查。成绩册一般都能使爸爸满意。爸爸看完后,还要给每个人提点意见或要求,鼓励几句。然后,大家就一齐唱歌,《毕业歌》、《大路歌》、《游击队之歌》,一首接一首。爸爸的低音,姐姐的高音,还有弟弟的童音,汇成有趣的合唱,每个人都非常开心。那真是愉快的日子!
但是,偶尔也有不愉快的时候。有一次,爸爸看着二姐的成绩册说:“晓黎的成绩全优,不错。可怎么免体育呢?”妈妈说:她肺部有阴影,还要再检查。爸爸对二姐说:“得了病,不要怕。你怕它,它就是真老虎,要吃你,你不怕它,它就是纸老虎,你可以戳穿它。”接着,讲起他25岁在西安做地下工作时战胜肺病的故事。那时,爸爸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斗争艰苦,条件很差,得了肺病,就像现在得了癌症一样可怕。医生预言他活不过5个月。爸爸想,反正要死了,那就抓紧时间再为党多做些工作吧!于是,把组织给他治病的50块现大洋,大部分用于工作,小部分补充营养,买很多生蒜吃。心里无牵无挂地忘我工作。1年多后,忽然想起早已超过了5个月。再去找那位大夫,不料他自己得了肺病,已经死了。二姐听了爸爸的故事,郁闷的心情舒展了,她一面认真看病,一面坚持上课,1年半后,不但身体恢复了健康,而且考上了科技大学。
还有一次不愉快是我引起的。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一次操行得了3分。爸爸拿着成绩册严肃地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我上课时没好好听讲,说话来着,老师说我了……不过,老师讲的我都会。”
我知道,这样的成绩在兄弟姐妹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心想,等着挨训吧!可是,爸爸并没有发脾气,而是耐心地给我讲遵守纪律和尊重老师劳动的道理。最后,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要想将来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从小一定要全面发展,不是一好,也不是两好,而是三好;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
爸爸的声音不高,但每字每句都镌刻在我的心里。从这以后,无论是在学校学习,还是在工作岗位上,我再也没有违反过纪律。我在北京四中学习的6年中,一直是三好学生,高中毕业时,获得了北京市颁发的银质奖章,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导弹专业,实现了为我国导弹起飞而奋斗的诺言。
四 件 夹 克
记得我上初中时,一天彭德怀伯伯到家里来,他指着我和妹妹穿的黑色旧灯芯绒夹克问妈妈:“白茜,你是怎么搞得嘛?给娃娃们穿得这么旧,连男娃女娃都分不清喽!”
那时我个子长得矮,衣服太大,就把袖子卷了两折凑合着穿。而妹妹的衣服又小了,露着半截小胳膊。妈妈说;“虹生这件,是他二姐穿小了刚给他的,男孩长得快,很快就会合体的。小女这件,该给她弟弟了。”说到这里,妈妈笑了笑:“其实,这已经比在西北时好得多了!”
彭伯伯高兴地说:“好啊,说得好啊!有些干部进了城,成了洋包子,自己像个官佬子,孩子们也打扮得像个少爷仔。咱们这些土包子跟不上,也不去跟喽!”又转向爸爸说:“拓夫,你们这一手好啊!”
说起黑夹克,还有一段来历呢。1952年,爸爸从西安调到北京工作,妈妈破天荒从商店买了一些黑灯芯绒,给我们4个大孩子每人做了一件夹克。在这之前,我们都是上保育小学,穿供给制发下来的黑色或蓝色的小制服,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合体而漂亮的衣服。刚穿上新夹克,我们心里美滋滋的。逢年过节,出门做客,都要穿上这件“礼服”。谁知后来再也不轻易给我们添置新衣服了。这4件夹克像接力棒一样,一个一个往下传,旧了拆拆,破了补补,小了接接。大姐那件最大的,我们兄弟姐妹7个人都穿过。
说起来,现在有的青年朋友也许不信:我们的爸爸是4级“大首长”,妈妈也是司局级的老干部,可是我们7个兄弟姐妹,上小学以来没有穿过皮鞋。穿的布鞋,多数还是从农村来的阿姨给做的。我上初中时,爸爸请司机杨叔叔领我到天桥市场上,买来修鞋用的铁脚、锤子和刀子,让我们学着自己修鞋、补鞋。
妈妈还给我们买来理发工具,让我们互相理发,兄弟姐妹都学会了这门手艺。大姐当中学教师后,自己买了一套理发工具,给学生们理发,直到十年内乱砸了她的工具为止。现在,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的头发还都是我们自己来理。
小时候,爸爸妈妈从不允许我们乱花钱,上到高中,每人每月给1元零用钱。我的两个弟弟每周从寄宿的育才学校回家,经常步行10几站路,把省下的车钱攒下来买书。我们虽然都喜欢集邮,但谁也不向父母伸手要钱,而是自己动手做集邮册。20多年了,这些集邮册还保存在家里。
我们之所以有这样艰苦朴素的好家风,是爸爸妈妈言传身教的结果。国家计委刚建时,爸爸任副主任。那时,我们家住在东城区一个大院子里,房子很多,也很漂亮。院里的小花园有果树,还有荡船和滑梯,真是孩子们的乐园。可是,爸爸却非常不安,请求组织又安排了两位负责同志搬进来同住。即使这样,仍有空房,后来,爸爸对妈妈说:“许多同志住房困难,我们这里却闲着房子这不行!看来,我们不搬走,人家不好住进来。再说,这里离机关远了点,上下班要浪费多少汽油和时间呐?不如搬一个近一点的地方去。”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我们挑选了好几处住址,爸爸妈妈不是嫌院子太大、房子太多,就是嫌太高级,最后,选中西城区一个小院。那里房间质量较差,潮湿漏雨,连卫生间都没有,爸爸却很满意。经过简单修缮,在过道盖了卫生间,我们就搬了进去。一直住到“文化大革命”中爸爸被“四人帮”害死。
爸爸到抚顺电厂工作时,组织给他派了公务员,但爸爸却坚持要自己照管自己的生活,安排公务员到工厂去学技术。爸爸调到首都钢铁公司后,本可以坐小车上下班,但他买了张月票,和大家一样挤公共汽车。他穿一身布制服,披一件工人穿的蓝色棉大衣,与普通职工毫无两样。
爸爸最痛恨干部、干部子弟搞特殊化。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我参加国庆游行通过天安门时,看到城楼检阅台上站着许多将军,身穿笔挺的蓝绿色军礼服,头戴镶红的大檐帽,肩章和勋章金光闪闪,真是威武极了。回到家里,我好奇地问:“爸爸,听同学说,上将才能上天安门,你也在天安门上。要是你有军衔,应该是什么将呢?”爸爸立刻警觉地反问“你问这个干什么?”见爸爸这么严厉,我不敢再说下去。爸爸缓和了语气说:“在我们一些干部子弟中,有一个很坏的风气,比谁的父母官大,好像父母官大,自己的身价也高了,神气得不得了。这种思想最没有出息,你可不能学这种坏样子!”
后来,爸爸多次对我们讲:“干部子弟无功受禄,过早地享受了过高的生活待遇,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相反,这是欠了人民的账,这笔账是要还的呀!你们只有好好学习,多学些本事,将来加倍地报效国家,报答人民才对!”
1959年庐山会议上,爸爸被错误地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的帽子,从领导岗位上撤了职,下放到抚顺电厂当厂长。这突然的事变,使我们做子女的心灵受到巨大的冲击。看到敬爱的爸爸“犯了错误”,被罢了官,我们心情非常沉重,脸上也觉得不光彩。爸爸见我们灰溜溜的样子,就把大家叫到一起,严肃地说:“爸爸官大,你们就沾沾自喜,爸爸官小了,你们就垂头丧气。如果爸爸当了工人,或者回老家种地,难道你们就不要我这个老子了?”爸爸的话一针见血,触及到我们思想深处最隐蔽的东西,使我们无言以对。他感慨地说:把自己的情绪同父母的职务联系在一起,这种盲目的优越感,同清末八旗子弟腐朽的封建思想有什么不同?孩子们要想在社会上自立,要想为党、为人民做些事情,不能靠父母,还是要靠自己,靠勤奋努力和真才实学才行!
爸爸讲的每字每句,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
“早已投身在火炉”
一年夏天,我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回北京过暑假,本想痛痛快快地玩玩。可是,见了爸爸,他却对我说:“你上了大学,参了军,但并不了解社会。应该利用假期,参加一些劳动,接触社会,接触群众,去学习一些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
我按照爸爸的要求,约了几个在京的同学,组织了一个义务劳动小组,到时传祥同志所在的清洁队掏大粪。那时还没有吸粪的汽车,全靠人背粪桶,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掏。乍一开始,我们都拿不住那劲,几十斤重,半人多高的粪桶,往肩上一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屎尿都溅到身上。可是,看到清洁队师傅们熟练麻利的动作,他们那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以及“宁愿一人臭,换得万人香”的高贵品质,我们很快就爱上了这项特殊的工作。不管我们走到哪家,居民们一点都不嫌弃。大娘端出茶水给我们喝,大伯递过毛巾让我们擦汗,小弟弟小妹妹还拿出板凳,拉我们坐下休息。群众中那种真诚友好的感情,温暖着我们的心,一种为人民服务的自豪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
劳动几天之后,爸爸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在我们社会里,各种工作都是光荣的。有人瞧不起掏粪工人,嫌他们臭。其实,这种肮脏的思想才臭呢!”
爸爸笑着问我:“你真的不觉得大粪臭吗?”
我说:“一开始,真臭得我够呛。可是,当我想到,自己的劳动给群众带来了方便,给首都带来了清洁时,就觉得不那么臭了。”
爸爸高兴地说:“这很好,说明你劳动确有收获!”
听一些伯伯叔叔讲,爸爸历来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他14岁参加革命,到他54岁被害死,整整40年,无论是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还是长征中担任中央红军白军工作部部长,无论是搞民族理论、统一战线,还是搞财经、计划工作,他都和群众打成一片,不断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特别是建国后,他作为经济战线的一位领导人,更加注重调查研究。全国大多数省市,大部分工业部门,他几乎都去了解过。每到一地,都要和干部、工人座谈,有时还参加劳动。
即使1959年遭受冤屈,被贬官下放,他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把去基层工作当成重新向群众学习的好机会。1960年爸爸被下放到抚顺发电厂不久,就在一封信中意气风发地写了一首诗:
下放煤都原有故,
庐山教训信无辜。
京中同志如相问,
早已投身在火炉。
注:贾虹生是贾拓夫前辈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