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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央苏区时期的曹祥仁
发布人:彩虹   更新时间:2024-07-09    点击:152601次
  

石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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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祥仁

曹祥仁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密码破译专家之一,也是我军密码破译事业的开创者和杰出的领导者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从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红军长征……一直到辽沈战役,屡建功勋,却又默默无闻。他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正是我军无线电技术侦察事业从无到有,并逐步走向正规化的初创时期。在这一时期,曹祥仁对我军无线电技术侦察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功不可没,现特撰文以资纪念。


红军初建无线电台


1930年10月下旬起,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指挥10万国民党军,分三路进剿江西革命根据地。按照朱德、毛泽东“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主力4万人已退至根据地中部的东固、南垄、龙岗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12月下旬,进入根据地腹地的国民党军,在赤卫队、少先队的阻击和袭扰下已疲惫不堪。12月29日午后8时,朱德、毛泽东签发攻击龙岗之国民党军张辉瓒部第十八师的命令,命令中特别要求各部在战斗中,不准破坏无线电台。30日晨,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及两个旅孤军深入至龙岗,并继续向东进犯时,遭红军主力包围,傍晚被全歼。红军活捉了师长张辉瓒,毙伤俘国民党军近1万人,缴获武器9000余件,子弹100多万发,还缴获电台1部(但发报机已损坏),俘虏电台人员10名。

随后,红军乘胜追击,1931年1月3日,在东韶又击溃了谭道源第五十师的1个多旅,歼敌3000人,缴获甚多,其中又有电台1部。余下的国民党军纷纷撤退,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一次反“围剿”所缴获的一部半电台和俘虏的电台人员为红军开创无线电通讯工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必要的技术人才。从张辉瓒师解放过来的10名电台人员有:队长李仁忠(改名李三毛、第三次反“围剿”中逃跑),报务王诤(原名吴人鉴)、吴如生(原名罗世熔)、韦文宫(原名韩依冠),机务刘盛炳、文书李家驹、架线李国梁、学员刘寅(原名刘达端)等。

1931年1月3日,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朱云卿参谋长亲自与王诤、刘寅等谈话。当参谋处长郭化若介绍了他们的情况之后,毛总政委非常和蔼地对他们说,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就要把这些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希望你们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总司令那天很高兴,讲话也比较多。他说,你们要好好地干,你们在外面是谋生,是干事,到红军里也是干事,但红军是为工人、农民干事的,为无产阶级打天下的。将来,全国人民要翻身解放,无产阶级要夺得天下,你们还是一样的干。你们在外面有较高的待遇,我们也一样给。外面有的东西,我们这里现在没有,将来也会有。革命事业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红军首长的教育和勉励,使王诤、刘寅等人深受感动,并开始按照总部首长的指示开展工作。为了尽快架设电台,他们找到了充电机、蓄电池、干电池等。没有天线,就用竹子拉起一根单线做天线。经过东拼西凑,1月6日就在江西宁都小布镇赤坎村架起了收报机,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电台。

当时因为只有一部半电台,无法进行通信联络,所以最初的任务仅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朱德总司令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到电台来听新闻,来时还要带上一包麻雀牌香烟给电台吸烟的同志。毛泽东总政委也抽空去给他们上党课,他们看到红军的高级领导,又是大知识分子,却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就更坚定了参加红军的信心。

另外新参加红军的王铮、吴如生等报务人员对国民党部队电台的呼号、波长、组织状况、隶属关系及声音、手法等通信特征都很熟悉,对敌台互相之间使用的简单台密也有所了解,所以他们能从敌台经常拍发的QRC(贵军驻在何地)、QRG(贵军属何部)及QRA(贵台何名)谈话中获得敌军驻地、番号和行至时间等有关情报,这引起了总部首长的高度重视。红一方面军总部专门派参谋处长郭化若负责电台的组织业务工作,他是黄埔生,做王诤等人的工作,很有效果。副官长杨立三帮助解决生活物资问题。红军还对解放的技术人员实行了优厚的津贴制度。那时,红军战士一天只有3个铜板的生活费,而对这些人却给了很高的生活待遇。王诤当时是每月50块银元,其他人每月40、30元不等。第二次反“围剿”前夕,他们对组织上给于的特殊待遇很过意不去,就联名给总部写信,请求免发技术津贴。后来左权亲笔复函,表扬了他们这种精神,同时说明对待技术人员在生活上应有所照顾。以后只把津贴酌减了一些,50元减为30元,30元减为20元。

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总部成立无线电队,队长王诤,政委是冯文彬。3月,党中央在上海的无线电工作人员曾三、伍云甫、涂作潮也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加强了党对无线电队的领导。


调无线电训练班学习


无线电队刚成立时,技术人员都是从国民党部队解放过来的,红军在对他们进行教育、团结、改造的同时,也迫切需要培养更多自己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不断发展和壮大红军的无线电技术队伍。

1931年1月28日,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向红一方面军各部发出开办无线电训练班的通知:

“我们成立无线电队有半个月了。在这半个月的考察当中,无线电收音机所收的敌人的电报,确有使我们对于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的侦察得到不少的帮助。我们现在更积极的准备扩充无线电队的组织,使各军团各军都有以应下列的需要:

一、使我们中央区与其他各特区,一、三军团与红军其他各军团的通讯灵便。

二、使我们容易得到外面的以至国外的政治消息。

三、使我们各军间的通讯更加密切。

四、使我们更能封锁敌军的电台,侦察其行动。

因此我们要各部按照下列的人数选调可造的青年到总部无线电队来学习:……” 

“要看清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更重要些。”

根据这一命令,2月10日,红一方面军正式开办无线电训练班,王诤、吴如生、韦文宫、刘寅等任教员。第一期训练班毕业的学员有12名,他们是:胡立教、李赤华(女)、李建华(女)、曹丹辉、钟贞一、温亮彰、李力田、骆炳林、吴慕林、周淼、肖英和钟佩兰(女)。

1931年4~5月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红三军团在军团部所在地会昌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队长吴如生,政委杨光池,教员有吴如生、韦文宫等,学员有曹祥仁、方智等4人,曹祥仁任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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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曹祥仁在杭州

曹祥仁,湖北省大冶县人,1914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4岁丧母,6岁开始读书,9岁丧父后,在亲房叔伯资助下,读书读到11岁就停学了,开始替人放牛当雇工。在大革命时期,曹祥仁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了儿童团,1929年5月加入青年团,8月参加地方游击队,1930年1月参加红军,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7月至9月间参加了两次攻打长沙的战斗并负伤。1931年初参加红三军团第八军第四师举办的连政治委员训练班,结业后调任第四师政治部青年干事。

曹祥仁进入训练班后,特别好学,还没有正式上课,他就追着教员问摩尔斯符号。教员说到时候会教的,但他仍然不停地追问,直到教员告诉他了为止。等到正式开课时,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10个摩尔斯码。最后,曹祥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在红三军团军团部电台工作。

至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又连续开办了10期无线电训练班,其中陆续进入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学员有邹毕兆、钱昌鑫(钱江)、肖森、宾玉、唐道德(唐明)、黄荣、李行律、钟夫翔、胡备文、刘少宏、贺回仔(贺子明)、雷永通等人。

训练班的学员都是经过严格审查挑选出来的,他们多数来自基层单位,平均年龄不满20岁,文化程度相当于高小水平,学习非常刻苦。当时由于敌人频繁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各种物资奇缺,给部队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生活上,曾以碱代盐;没粮食,吃南瓜;没床板,铺稻草打地铺;没鞋穿,光着脚;粗衣短裤,被盖单薄。在教学上困难更甚,连干电池、文具用品也很难得到补充。教员上课经常以墙代板,以炭代笔。学习初期,学员之间用嘴念电码符号,一人念,其他人用树枝在地上写。后来有了蜂鸣器,就用蜂鸣器发出的微小信号,训练听力,边听边抄,由慢到快循序渐进。练习发报也别有风趣,右手的拇、食、中三个指头按在桌子的边缘或自己的腿上,上下长短地抖动着手腕,并使其弹力均匀。经过几个月的学习,这些学员不但学到了无线电技术,还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培养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后来他们都成了技术骨干,为发展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技术侦察事业作出了贡献。


无线电侦察首次建功


1931年3月,何应钦指挥20万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分兵4路开始对中央根据地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指挥下,依据“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力于3月下旬向南撤至广昌、宁都、石城地区。4月1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至4月23日,国民党军先后进至江背洞、龙岗头、富田、水南、严坊、招携、界上、横石、广昌一线。面对强敌,红军根据“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两个师。

4月下旬,红军秘密集结于离富田约40里的东固地区,等待国民党军离开富田时,即在运动中予以歼灭。这时红军无线电队跟随毛泽东和朱德移驻在东固坳,他们不分白天黑夜,一直在侦听富田、吉安地区国民党军电台的通报、通话内容,掌握着国民党军的动态。20多天后,机会终于来了,5月15日黄昏,红军截获到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吉安留守处电台之间的明码交谈。师部电台告:“我们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去哪里?”师部台答:“东固。”这份情报送到总部后,毛泽东和朱德看了很高兴,立即进行临战前的紧张准备,各军按部署往国民党军方向运动。16日,一举歼灭了公秉藩师全部和王金钰师一个旅的大部。这是无线电技术侦察的首次建功,王诤起了主要作用。

之后红军乘胜挥师东进,分别于19日、22日、27日、29日在白沙、东韶、广昌和福建建宁击败了郭华宗、孙连仲、朱绍良、刘和鼎等部,红军在半个月时间里,横扫七百里,歼敌三万多,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又缴获了三部电台,其中一部是100瓦的大功率电台。6月,红一方面军在福建建宁成立了无线电总队,队长王诤,政委伍云甫,总队下设五个无线电分队,同时还特别设了一部专门的侦察台,使无线电技术侦察逐步与无线电通信分离。6月2日,红三军团与后方的红一方面军总部建立了无线电联络。9月中旬,利用100瓦大电台,江西的中央根据地也与上海的党中央正式建立了无线电联络。

1931年6月初,蒋介石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又调集了30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这次采取的是“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主力。

7月1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他们来得快,攻得猛,红一方面军继续“诱敌深入”。当时,国民党军尚不知道红军有无线电侦察能力,国民党军中的非蒋嫡系部队,常使用明码进行无线电通信。但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无线电通信中已开始使用密码,红军尚无法还原电报的文字内容。所幸的是在以前的战斗中,红军曾缴获过国民党军的密码本。1931年7月23日下午4时,随红三军行动的电台报务员曹丹辉侦收到一份何应钦发给各路国民党军的“万万火急”密码电报,共324个字,采用的密码是“壮密”。曹丹辉用缴获的密码本译出了这份电报,电报内容暴露了国民党军“分进合击”、“限10天扑灭共匪”的战役企图和各路兵力的部署情况。电报经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和政委蔡会文阅后,立即送到红一方面军总部。总部首长根据这一情报,指挥红军迅速隐蔽转移,致使国民党军进入中央根据地20多天,仍未能找到红军主力。7月下旬,红军主力转移到赣南兴国地区待机。7月31日,又侦获到国民党军调动进入根据地的十几个师,分路由北而南,由东而西,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而予以消灭的情报。面对直逼眼前的国民党军,红一方面军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红军主力迅速东移,于8月4日晚在国民党军力量比较薄弱的中间地带穿插至敌后,而后分别于6日、7日、11日在莲塘、良村、黄陂取得了三战三捷,缴枪逾万。

8月11日,红三军在黄陂与龙冈之间的君埠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会合时。毛泽东总政委派总部参谋胡公侠找到了曹丹辉,一见面毛泽东就拉住曹丹辉的手,亲切地问长问短:问他多大啦,读了几年书,现在工作怎么样……,曹丹辉高兴而又有点羞涩地回答了毛总政委的每一句问话。最后毛总政委说:“你收到的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 接着他又指示胡参谋:“你告诉副官处,奖些钱给他买鸡蛋吃。”后来副官处发给了三块钱,他们买了鸡,买了肉,晚饭时猛吃了一顿。

随后红军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于9月7日在老营盘歼国民党军第九师1个旅,在高兴圩给国民党军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以严重打击,9月15日又在方石岭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全部及第九师的炮兵团和1个步兵营。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


曾、曹首破国民党军密码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特别是1931年12月14日宁都暴动后,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起义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红军增加了1万7千人,同时增加了8部电台和40多名电台工作人员,这一事件引起国民党军的警惕,他们立即加强了对无线电通信的管理,各部无线电通信都正式加密了。

此时红一方面军总部也根据无线电侦察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把侦察台从无线电总队分出,划归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谍报科,实现了无线电侦察与无线电通信的分离。最早的报务员有无线电训练班一期的李力田等。谍报科科长是刚到中央苏区的曾希圣。

曾希圣是湖南资兴人,1904年出生。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4月,曾希圣加入共产党。1931年在上海中央军委机关任参谋部谍报科科长。当年因为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连续被捕叛变,使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不得不紧急疏散。1931年12月,曾希圣从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

曾希圣来到中央苏区就担任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谍报科科长,当时正处于国民党军电台加密后,红军的无线电侦察基本失效的困难时期。1932年2月的赣州战役,由于侦察台无法译出国民党军加密的电报,红军对国民党军的增援部署全然不知,致使攻城的红三军团陷于国民党军里外夹击的危险境地,最终虽由红五军团增援,用大刀杀开一条血路接应红三军团撤出战斗,但红军伤亡3000余人,第十一、第十九、第三十七师政治委员张赤男、王愚、欧阳健等10余名师团级干部牺牲,第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后遭杀害,红军损失掺重。

赣州战役失败固然原因很多,但敌情不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原因突显出国民党军全面使用无线电密码通信后,红军的无线电侦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破译国民党军电台的密码已成为无线电侦察工作面临的首要任务。

曾希圣在痛苦之时,想起一件往事。那是他在山东烟台国民党军做兵运工作时,结识过电报局的一名报务员。这个报务员曾对他说过军用密码电报是可以猜译的,这给曾希圣很大启发。他想只要能攻开破译难关,就可以获得国民党军的战役情报。他把这个想法报告总参谋长叶剑英,并转告朱德、周恩来,得到了他们的肯定。

当时在无线电密码通信方面,福建国民党军使用“枢密”,湖南国民党军使用“晶密”和“协密”等,江西国民党军使用“展密”。

红军要在既无经验和基础,又无教员与教材的条件下,破译对方的密码,实现零的突破,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而且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曾希圣知难而上,他一方面布置侦察台大量抄收敌台发出的密电,并按部别和时间登记编号,通过战况分析敌军电报,判断其大概内容;另一方面是向加入红军的原国民党军电台人员,了解国民党密码和译电的一般情况,特别是向党的无线电通信创始人周恩来请教,以求弄清编码的规律。同时,又十分注意收集部队缴获的敌人密码本和电报底稿,以便从中找出破译的办法。

1932年5月,红一方面军总部给谍报科增设了一部侦察电台,并调来了无线电二分队的报务员胡立教和红三军团最优秀的报务员曹祥仁。

曹祥仁在红三军团总部无线电队任支部书记。在通信和侦察工作中,曹祥仁的无线电收发报技术提高很快,他的听力极为聪敏,不久就可以通过报务员的发报手法和不同机器的声音差异,分辨出是哪个敌台和哪个报务员在值班,有时不戴耳机也能辨别无误。他的钻研精神和记忆能力极强,在夜以继日的报务工作和侦听实践中,熟记了几千字的常用明码,听到电码便可迅速在脑海中转换为文字。在对敌台进行侦听时,可破解对方电台简单的台密和通密。突出的技术能力和工作热情,使曹祥仁成为红三军团公认的最优秀的报务员。当红一方面军总部到红三军团为谍报科侦察台选调侦收员时,一向很少表扬下级的彭德怀军团长说:那个天才的小鬼,把他送去。

曹祥仁来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侦察台时,侦察工作仍陷于停顿。侦察台抄下来的国民党军密码电报已累积了好几大筐,成了无法解读的“天书”,行军时用扁担挑着,越积越多,却一筹莫展。这时,曹祥仁读了一本从上海传入苏区的有关破译密码的书,书名为“斗智”,是美国人写的。这本书激发了他对破译密码的坚定信心和极大兴趣。7月,曹祥仁在报务当班之余,开始参加破译研究,他与曾希圣一起,苦苦思索、猜译,但无明显进展。

1932年8月20日,研究工作出现了突破的契机。红军攻占宜黄县城时,曾希圣从缴获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一个军官的公文包中,发现一份国民党第九路军司令孙连仲发给守城部队的电报,其中有30来个字已译出,密码名为“展密”,但没有找到密码本。以这份部分译出的电报稿为基础,曾希圣与曹祥仁共同猜译余下未译出的部份。曾希圣中文底子好,曹祥仁对码子熟悉,二人密切配合。他们结合国民党军的情况,将不断侦收到的“展密”电报拿来对照研究。由于国民党军的电文内容繁杂,文体古怪,碰到疑难军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也凑过来一起参加猜字,一起研究电文的格式和文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钻研,于1932年10月终于将“展密”全本贯通。

破译“展密”成功后,第一次完整译出的国民党军电报是一份重要的作战命令,但大家对猜译出的电文是否准确没有把握,因此在发往前方指挥部的情报上还注明“不知确否,仅供参考”。当前方根据这份情报打了一个伏击战,消灭了国民党军两个营时,总部领导非常高兴,朱总司令激动地说:“真了不起,如虎添翼!”还摸着曹祥仁的头说:“还是你这个小孩子行。”

从历史的角度看,成功破译“展密”标志着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事业开始进入到以密码破译为关键技术的新阶段。无线电技术侦察的情报,来源于敌方的机要核心,来源权威,准确、可靠,且手段及时、安全、经济。红军有了破译密码的能力后,就打通了一条获取敌人核心情报的重要途径。往往国民党军尚未译出接到的电报,他们的电文已送到红军总部首长面前。从此无线电技侦情报就成为红军总部指挥决策的准确依据和红军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70多年后,张震将军在2008年1月评价首破国民党军密码“展密”的意义时说:“密码技术的掌握,使红军的侦察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技侦情报工作的独特优势,在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枫山埠战斗立大功


首破国民党军密码为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开创了新局面。以此为契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后来成立了第二局,这是红军第一个专门从事无线电技术侦察和破译密码的部门,曾希圣为首任局长。

1932年12月,总部又为二局增加一部电台,并从红三军军部电台调来优秀报务员邹毕兆。邹毕兆当年17岁,湖南邵阳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共青团,同年6月调红一方面军总部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任红三军军部报务员。邹毕兆技术优异,思维聪敏,一到二局,就在当班报务之余,参加了破译工作,很快就成为了行家里手。

此时,二局侦察电台总数已增至三部,技术人员达10余人,其中有曹祥仁(侦收、破译)、邹毕兆(侦收、破译)、胡立教(侦收)、王震(侦收,与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同名)、李力田(侦收)、李廉士(侦收,宁都暴动参加红军)、李作鹏(校译)、卢伟良(校译)等。

破开“展密”,使曾希圣、曹祥仁逐步摸索到国民党军密码的编制规律和语言习惯,信心大增。他们一鼓足气,到1932年年底,在二个月的时间里又连续破开密码近20种,将中央苏区周围国民党军使用的通用密本全部破开。这样一来,红军对国民党军的任何行动都能做到了如指掌。二局通过破译密码电报得来的情报为红军总部掌握敌情变化、预测战事发展、打赢战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1933年1月的枫山埠战斗就是一个范例。

1933年1月初,红一方面军由黎川向金溪北进,途中在黄狮渡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五师第十三旅,活捉旅长周士达。1月5日,部队集结在金溪、后车、左坊营、黄狮渡一带待命。蒋介石为进行报复,命令国民党军进攻金溪附近的左坊营、黄狮渡。由吴奇伟率第九十师、第二十七师担任主攻,第十四师在琅踞一带牵制红军。1月6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得知上述情报后,立即部署兵力,派出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二十二军分路迎击。

6日午夜至7日凌晨,曹祥仁独自当班守机。按照常规,这时国民党军已下达进攻命令,我军也做了应战部署,电台应该是激战前夜的片刻沉寂。不料刚过午夜,突然发现有5个国民党军电台同时都在发出“十万火急”的呼叫。在这稍纵即逝的紧要时刻,曹祥仁高度集中精力,迅速转动频率旋钮,选台侦听。他凭借扎实的报务功底,和对多种密本的超强记忆,以及对国民党军情况的跟踪了解,通过报头和前几组电码,迅速分辩出对方使用的密型,在脑海中瞬间转化为电文汉字,并即时作出判断、处理。也就是说,曹祥仁听、译并用,几乎是同时对五个台的信号进行选择、处理。

曹祥仁认为吴奇伟既已下达进攻命令,可能不会有新情况,于是首先转听第十四师电台。抄了10多个字后,发现报文很长,像是个宿营报告。即转听第五师电台,电报是发往南昌的,想必与当前战事无关……。最后转到吴奇伟部电台时,从滴滴嗒嗒的无线电信号中,曹祥仁立即分辨出:“如下:(1)”三个字,他当即判断,这是吴奇伟指挥部的电台正用密电下达新命令,敌情可能有重大变化。他毫不犹豫地盯住这个台,把后续电报抄完并迅速译出。

虽然这份电报前面已发的90多个字没有抄到,但恰好抓到国民党军重新部署进攻的核心内容。国民党军临时改变作战部署,兵分两路合击红军主力。吴奇伟率第二十七师和第九十师第二六八旅为左路,沿浒湾、金溪大道东进,经枫山埠进攻左坊营,周至柔率第十四师、第五师为右路,由牵制改为迂回至杨家渡渡河,向黄狮渡进攻,企图切断我军后路,对我形成大包围。

形势十分危急,我军如按原部署作战,就会遭受到很大损失,而且位于战场附近的红军总部也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周恩来、朱德亲自赶到二局,他们进一步了解情况后,马上作出新的部署。命红一军团,第二十二军星夜转移到枫山埠附近,准备伏击吴奇伟部。红五军团开到黄狮渡西南,阻击国民党军第十四师和第五师。红三军团仍向琅踞方向进击。

8日凌晨,二局根据吴奇伟部的电台仍在活动,判断他们还没有出动,红军就在途中休息待命。周恩来、朱德和各军团首长都在等待二局提供吴奇伟部出发时间的确切情报,二局工作人员则全神贯注地紧紧盯住吴奇伟部电台的通报。大约8点多钟,二局终于收到吴奇伟部队离开宿营地向左坊营开进的电报。红军各部便分头向指定阵地开进。9点30分,红一军团在枫山埠附近发起正面进攻,重创了吴奇伟的铁军第九十师。红二十二军黄昏时占领浒湾,追击敌军直抵抚州对岸,枫山埠之战大获全胜。这场战斗的胜利,即是红军作战部队的胜利,也是无线电侦察部门的胜利,其中曹祥仁立了大功。

曹祥仁从用手指迅速旋转旋钮选定电台、耳朵即时捕捉电波信号、大脑随即从20多种已破密本中反应出相应的密码,从电码反应出密码,再从密码反应出有意义的文字,在瞬间完成如此之多的工序,如果没有纯熟的侦收技术和大量的破译实践,没有超人的天赋是不可能做到的。曹祥仁创下了无线电技术侦察史上的惊人纪录。


主破“特别本”“猛密”


从1932年8月开始,设在南昌的国民党军赣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意识到无线电通信泄密的问题,特地聘请外国密码专家帮助改进密码编制。1933年2月,在江西参加“围剿”作战的国民党军,几乎全部换成了新的“特别本”密码“猛密”。这种“特别本”保密程度提高了,破译的难度也加大了。

但“猛密”使用不久就被红军破译了。这是红军首次破译国民党军的“特别本”密码,其中,曹祥仁起了主要作用。“猛密”的破译使得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时,他的战役意图和兵力部署都在红军的掌控之中。

1933年2月,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调集五十万大军,分左、中、右三路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一开始二局就提供了蒋介石的调兵部署和陈诚命令各纵队于20日前完成集结的情报,但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仍然强令红一方面军于2月12日开始攻打南丰城。在久攻不克的过程中,二局不断地提供了国民党军所有调兵增援的部署和意图。2月23日,为了不被国民党军包围,红一方面军决定撤围南丰,向东韶、洛口地区秘密撤退。同时令红军第十一军伪装主力,向黎川佯动。

2月25日二局侦获,国民党军误以为红军主力退向黎川,陈诚率中路军的三个纵队向黎川分进合击。其中吴奇伟率第二纵队4个师由贵溪、金溪南下,向黎川、樟村之线攻击。第一纵队司令罗卓英率第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由宜黄、乐安到宜黄南部的黄陂、新丰地区集中后,出广昌、宁都,堵截红军后路。与吴奇伟部合击红军主力于黎川地区。面对这种情况,红一方面军总部首长认为:罗卓英的第一纵队态势孤立,其所部由宜黄南进后,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行动不便,协同困难,必会给红军造成反击机会。所以当即命令红一、红三、红五军团等部向宜黄南部隐蔽开进设伏。

2月26日,二局又侦悉,国民党军第一纵队的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奉命于26日由乐安出动,第五十二师沿摩罗嶂大山南麓经大平圩登仙桥、桥头向黄陂圩前进。第五十九师沿摩罗嶂大山北麓经固岗、霍源向黄陂圩、河口地区前进。红一方面军主力就分为左右两翼,沿国民党军行军路线设伏。27日13时,左翼的红一军团首先对进至登仙桥的第五十二师突然发起攻击,随后右翼的红三、红五军团也分别加入战斗,战至28日,红军全歼第五十二师,俘虏师长李明(负重伤,后亡)。围歼第五十九师大部,活捉师长陈时骥。战斗期间,二局又侦悉,罗卓英的第十一师正急速自宜黄增援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为此,红一方面军总部首长当机立断,未等战场清理完毕,即率主力撤离战场,至小布、东韶、南团地区隐蔽。

3月中旬,陈诚改分进合击为中间突破,分前后二个纵队交互掩护向广昌推进,企图寻歼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二局的情报,掌握了国民党军的作战意图,决定将计就计,借机歼敌。为了分散敌人,创造战机,红军第十一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国民党军前纵部队加速前进。红军主力则秘密北移,迫近草台冈、徐庄一带待机,准备侧击国民党军后纵部队。国民党军果然将红军第十一军误认为红军主力,命令前纵部队加速前进,致使前后二个纵队拉开距离五十公里。这一情报又被二局侦获。

3月19日夜,朱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作战局长张云逸,在吴村一个地主院子里,正在分析一天来国民党军情况的变化时,接到二局局长曾希圣的情报,张云逸念道:“敌前纵队第十四师、第十师、第九十师和后纵队第五师经东陂、新丰向甘竹前进;其第九师在东陂山区占领阵地;其第十一师已进驻黄陂。”朱总司令说:“我们的战略还是各个击破,令第十一军钳制和吸引敌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四个师后,截击敌人后纵队两个师。”刘伯承也提出了在草台冈围歼敌军的建议。总司令下了决心,叫张云逸起草命令。这时,又接到二局送去的第二份情报,说是:“今(19)日下午二时敌第十一师前卫部队与我侦察部队在草台冈遭遇,接触后敌后续部队已停止前进。据侦听,罗卓英令前卫第八十三旅连夜撤回五里排。”草台冈距五里排二十余里,国民党军三个小时即可缩回去。于是,已起草的命令作废,重新研究作战方案。鸡叫头遍时,又议定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正在起草命令,二局的第三份情报又到。报告说“敌第十一师并未北撤,后续部队和辎重行李于天黑前全部到达草台冈,正彻夜构筑工事。”原来国民党第十一师师长肖乾自恃是王牌师,不肯撤退。待张云逸念完情报,刘伯承哈哈大笑,幽默地说:“天助我也。总司令,下命令吧。”朱德总司令马上派人去请周恩来总政委。周恩来一到作战室,刘伯承就汇报了一夜来的情况变化和我军的部署,周恩来听完汇报,表示完全同意,随即和总司令朱德一起签署下发作战命令,命令红军部队“于21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一师,然后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3月21日,经过一天激战,至黄昏国民党军的王牌第十一师全部瓦解,除师长肖乾被击毙外,伤旅长一人,毙团长三人,营以下官兵伤亡惨重,俘虏3000多人。第五十九师一七五旅以及第九师的一个团,也被我歼灭大部。陈诚在抚州听到第十一师被歼的消息,急得吐血,急令吴奇伟率前纵队向南丰撤退,罗卓英率后纵队残部,向宜黄撤退。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就这样被打破了。

对于第十一师被歼,蒋介石在写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损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1933年4月,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遭到惨败之后,亲自到崇仁城内陈诚的中路军指挥部视察。二局侦获敌报,得知蒋介石定于日间取水路回南昌,聊以观山景水色,“示形败而不馁”。周恩来、朱德立即指派部队在蒋要经过的河道边设伏。崇仁附近的河水不大,很容易截击。可是后来又截获电报,说蒋介石改乘汽车回南昌了。算是蒋介石的命大,躲过了红军的伏击。

二局的杰出工作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吴奇伟第二纵队第十师师长李默庵,虽未遭到红军歼灭性打击,但他也为第一纵队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的覆灭所震惊。他感伤于李明、陈时骥两位师长在黄陂登仙桥地区一死一伤,不禁写了一首诗,尾联是“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并用师部电台转发给在上海的夫人顾林,以抒忧伤心怀。二局截获并破译了这首诗,报告给朱德和周恩来。1936年12月周恩来到西安处理西安事变时,见到他的黄埔学生李默庵,想起了这首诗,说李的诗写得好,并随口念出诗句。李默庵大吃一惊,三年前写的这首诗不曾示人,又是用密码电报发给夫人的,周恩来何以得知?!周恩来直言相告,红军截获了电报。李默庵更是大惊失色,他震惊于红军无线电侦察的能力。


首任破译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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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于延安,左起:军委一局局长郭化若,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军委二局局长曹祥仁,军委三局局长王诤

1933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成立,同时,中革军委第二局在瑞金乌石垅成立,任命曾希圣为局长,负责前方二局(也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二局),钱壮飞、谭震林(不久调走)任副局长,领导后方二局。新成立的军委二局将密码破译工作进一步专业化,增加了破译科建制,曹祥仁首任破译科科长,在前方二局工作,承担着破译的主要任务。邹毕兆调后方二局负责破译工作。

曹祥仁只读过四年私塾,但搞起破译来,非常出色。他肯下苦功夫,从无畏难情绪,任何新花样的密码,他都要立志破译出来。他坚信凡是密码,都是可破译的。在破译过程中,不论是从找出破译的线索、从构思、还是从苦干、从效果等方面来看,他都是突出的。他精通破译规律,在他手中没有破译不出的密码,曹祥仁是名符其实的破译专家,他成为红军首任破译科科长时,尚不满19岁。

中革军委二局成立时,前方二局有电台三部,重点侦听北路国民党军的电台。人员除破译科曹祥仁外,其他工作人员主要有:译电校对李作鹏、段连绍、叶楚屏、芦伟良、林茂元、吴元、陈仲山、李云卿;侦收胡立教、李力田、李建华,赵宾玉,叶根,胡备文,李廉士,朱谋生等人。

后方二局的人员中,破译有邹毕兆;译电校对有严重、邬一之、钟鼎兴、戴镜元、钟能俊等;侦收有王震(与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同名)、钱江、唐明、李行律、刘少宏、肖蒲德、贺俊侦、林仁贵、陈铭兴等。后方二局也有电台三部,侦破对象是福建第十九路军、广东陈济棠、湖南何健。

1933年底,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二局随周恩来总政委、朱德总司令及前方总司令部回到瑞金乌石垅,与后方二局合并办公。1934年1月,前、后方二局正式合并,仍称中革军委第二局,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下设三个科:第一科(破译),科长曹祥仁;第二科(侦收),科长王震,副科长李廉士,报务主任胡立教;第三科(校译),科长李作鹏。合并后陆续调来的有雷永通、张树材、赖际发、郭显勋,还有机务员曾庆标。合并后又增加一部电台,共有机器七部。二局力量得到充实、加强。

至此,二局体制基本确立,建立了完整的组织系统,形成了科学的分工体系,侦收、破译、译电三部分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二局的保密体系也从此建立,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最高层领导直接指导和掌握他们的工作。从破译密码得到的情报通报给部队时,都用“谍息”、“密息”作来源。军委机关内部进行严格的保密教育,要求全体干部、参谋严格保守军事机密,以至于在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红军内部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二局这样一个部门的存在。

二 局的破译核心是曾希圣和曹祥仁、邹毕兆。在这一核心中,曹祥仁、邹毕兆是侦收、破译的双能手,为了破译敌人的电报,曹祥仁经常连续数日彻夜不眠地工作,吃饭、走路、甚至解手的时候脑子都沉浸在密码数字中。一次,他连续七天七夜未上床睡觉,直至完成任务时,却因肺炎高烧病倒在床上。当时苏区缺盐,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特别发给他二两咸盐,他坚持不要,直到刘伯承总长亲自劝他,他才收下。他工作起来总是全神贯注,冬天炭火燃着了裤子,竟全然不知,直到别人大喝一声,他才恍然大悟,停下工作去扑灭身上的火焰。邹毕兆得了疟疾,有时一天发两次病,或冷或热的,无法工作,但只要一不发病,就马上开始工作。

在破译与反破译的斗争中,对立双方都在同时进行着攻防两条战线的努力。周恩来在江西时曾问曹祥仁,“你觉得我们自已的密码怎么样?”曹祥仁答,“我们的密码太简单,我用五天就可以破出来。”周恩来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布置加强我军自身的通信保密。

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红军的机要保密工作做得极其精细周密,以至于国民党军一直没有能够破译出红军的密码。1933年8月,国民党军委会负责破译工作的电务股股长黄季弼报告称:“赤匪内部对于电报甚为注意,而且甚有研究也。”“职股对于赤匪电报迭经逐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属无从着手。” 

曹祥仁曾说,破译能力和保密水平相辅相成。一般来说,能破对方的密码,就说明我方密码水平比对方高,我们的密码大体是安全的。反之,如果对方的密码你破不开,自己的密码就会被对方掌握。二局破译能力的不断进步,也在促进着我军通信保密水平的不断提升。

历史证明,红军在破密和保密两个方面都压倒了对手。尽管红军在武器装备上始终落后于对手,但在技术侦察、情报信息战领域,却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一信息战的优势是此后整个革命战争中人民军队取得胜利,特别是长征中红军能够绝地逢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破译三杰”荣获红星奖章


二局钱壮飞副局长对破译工作很关心。当时,邹毕兆将破译的密码登记在一个小本子上,钱壮飞经常拿来查看并计数。到1933年7月,二局已成功破译国民党军密码达一百本,为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做出重要贡献。钱壮飞为其取名“百美图”,并在二局召开“百本纪念会”,搞了个庆祝活动,还买了一些肉来,改善了一次生活。

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首次决定,将“八月一日”定为红军成立纪念日,在这天开展广泛的纪念活动。7月9日,中革军委以代主席项英名义颁布《中央军委关于颁布红星奖章命令》,授予“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在某一战役当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的”和“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的红军官兵以红星奖章。

红星奖章由钱壮飞设计,一等奖章金制,二等奖章银质,三等奖章铜质。

一等红星奖章获得者只有朱德、周恩来、彭德怀3人。二、三等红星奖章获得者除了红军初创时期的著名将领和战斗英雄以外,同时还有在隐蔽战线上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的三位密码破译人员,他们是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破译科科长曹祥仁和破译能手邹毕兆。

军委和总司令部后来还特意召开了为情报机要人员庆功受奖的秘密大会。朱总司令亲临会场,周恩来总政委亲手为曾希圣挂上了二等红星奖章,为曹祥仁、邹毕兆挂上了三等红星奖章。周恩来还在会上对大家说:军委总部的无线电台、情报、机要工作很重要,任务极其艰巨繁重,红军作战的胜利,固然依靠党的正确领导,指挥的正确,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和武器的装备,但是情报工作准确与否是有关键性作用的。因此,红军的情报、机要和报务人员,应该受到重视和尊敬。现在听说有少数同志不愿意做情报机要和参谋工作,说这些工作单调,枯燥无味,不主动,无自由。有的甚至说,宁愿到前方去当个鸡头也不想在后方做牛尾巴。意思是说,鸡头虽小,但能啼鸣发号施令,牛尾巴虽大,可老在后头默默无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红军的情报、机要、报务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虽然不能说是望远镜,显微镜和千里眼,但把这些工作比喻为军委首长的‘助听器’、‘放大镜’、“得力帮手或有力助手”总可以嘛!各项工作如同一部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是不可缺少的,都是革命战争所需要的,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什么大小高低贵贱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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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二局系统干部。前排左四为毛泽东,左三为曹祥仁,时任东北野战军副参谋长兼二局局长,照片右一为周恩来,右二为邓小平

周恩来的讲话,对二局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鼓励大家为革命战争把情报工作做得更好,使二局工作人员深受教育和鼓舞,大家都一致表示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不闹情绪,安心工作。会后,朱总司令和周总政委与二局的同志一起会餐,一起联欢,亲自动员说唱、讲故事,一直闹到深夜才散。

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位红星奖章获得者是中央红军当之无愧的“破译三杰”。他们在受奖群体中的出现,说明密码破译已成为无线电侦察的主要技术手段,标志着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队伍已走向成熟。


红军提前战略转移


出色的无线电侦察工作,是红军居于劣势而能克制胜敌的一个法宝。但是,要取得战争的胜利,除了需要及时、准确的情报外,指挥员的战略思想和在作战中对情报的判断运用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从1933年5月至9月,蒋介石完成了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工作。他筹措了大量资金,调集了上百架飞机和50万大军,包围了中央苏区。其中北路作为主攻,集中了大量嫡系部队。蒋介石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新战略,实行“以守为攻”,“广筑堡垒”,“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的作战原则。同时,加紧对苏区的经济封锁,要“抽干塘里水,活捉塘里鱼”。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和困难。

9月中旬,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前,二局就侦获国民党军多次催促补充物资给养的密电,以及北路军前线总指挥蒋鼎文在抚州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及调动部队的情报。25日前,又获得南城地区国民党军五个师向黎川进逼,和抽调宜黄、乐安、崇仁地区国民党军东进的情报。所有迹象都预示“围剿”即将开始。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军进攻黎川,第五次“围剿”开始。28日,黎川失守。博古等中央领导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一方面军碾转于黎川、金溪、资溪一带,在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和碉堡封锁线之间寻求作战,结果使红一方面军陷入战略和战役的被动地位。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于九月底到达中央苏区。李德一到中央苏区,博古就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他。李德从二局提供的“相当准确的情报”中,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面临的危险处境。当时,红军领导层在对形势的判断上大家都比较一致。但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意见就有分歧了。在强敌进攻面前,毛泽东主张,红军必须依托苏区的有利条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实行战略退却,以保存军力,准备反攻,“若不后退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李德则依据他以往的作战经验,和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战术,坚持以正规战原则指导10万红军作战。

正当红军危机之时,发生了“福建事变”。国民党军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第十九路军,联合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于11月20日,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其实在1933年9月,第十九路军就决心“联共反蒋抗日”,并在下旬派人到瑞金谈判,10月双方签署《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红军派张云逸为驻福建人民政府的军事代表,还与第十九路军建立了电台联络,两处来往的密码电报,都不经中央机要科,而是由二局的邹毕兆负责。

蒋介石为了平息“福建事变”,慌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在京沪杭地区抽调2个师,共11个师入闽镇压第十九路军,暂缓了对中央苏区的攻势。此时红军在福建边上有10个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建议出兵援助第十九路军,但被拒绝了,因为博古等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认为陈铭枢等反蒋势力属于“第三势力”,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

蒋介石在剿灭第十九路军的过程中,通过第十九路军副参谋长范汉杰获取了李济深、陈铭枢使用的密电码,控制了第十九路军的无线电联络,对李、陈的反蒋战略和作战方案了解得一清二楚,很快就平复了“福建事变”,使红军丧失了打破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1934年1月,蒋介石平息了第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之后,调整部署,以蒋鼎文为总指挥,组成了有16个师兵力的东路军,重新开始大规模进攻中央苏区,形势对红军更加不利。李德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战对阵地战的作战指导,使红军像“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在战场上节节失利。2、3月间,红军分兵把口,东堵西挡,完全陷于被动。

1934年3月下旬,红军撤至广昌一带。经李德提议,党中央决定成立野战司令部,博古任政委,朱德挂名,实际由李德作主。刘伯承按照上述决定,组成100多人的野战司令部班子,二局有曾希圣、曹祥仁等参加。他们4月初从瑞金出发,大概在6、7日抵广昌城郊。尽管他们准确地侦察判断了国民党军的战役部署,但李德仍坚持他的阵地防御战,红军损失惨重,未能扭转战局,遂于4月27日晚放弃广昌。4月底野战司令部撤销,各单位人员归原建制。

红军失守广昌后,蒋介石又组织六路大军进攻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区。红军也分兵六路,消极防御,致使部队大量减员,根据地日渐缩小。

1934年7月中旬,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原湘鄂赣军区总指挥孔荷宠叛变,他把标有瑞金中央机关驻地的地图交给了国民党。蒋介石在南昌接见了孔荷宠,并派出大批飞机轰炸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瑞金的住址。军委二局侦悉到蒋介石的上述计划,使瑞金的大部分党、政、军中央机关在8月初飞机轰炸之前,都转移到瑞金以西十五公里的云石山地区,保证了中央与军委的安全。当时,二局也随总司令部从乌石垅移住梅坑。

8月以后,五次反“围剿”进入最后阶段。二局紧张地监控着各个防御方向上的国民党军情,8月23日,曾希圣向总司令部提交国民党军情综合报告,总司令部于当日通报全军。8月26日,二局在长汀方向破获新的情报,得悉李延年纵队“定三十号集中朋口、壁州地域,准备向河田、长汀进攻”,朱总司令接报后,当即命令红一军团(缺第十五师)与红二十四师“在朋口以西地域抗击李纵队”。31日午后,国民党军第十三师第八旅3个团冒进到温坊,红一军团当即发起进攻,并将其包围,激战到翌日拂晓,全歼国民党军2个团;9月3日,再歼1个团。两次战斗红军共毙伤国民党军2000余人,俘虏2400人,缴枪1800支(挺),迫击炮6门,子弹44万余发,迫击炮弹341发,手榴弹3000余枚,骡马50匹,西药11担及各种通信器材等,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少有的胜利。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战事多发,情况复杂。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密码,已完全是自编本密码,许多密码也由四位数密码升级为五位数密码,密码变换频率也明显加快。密码破译的难度提高和周期加快增加了二局的工作压力。另外由于敌人加紧经济封锁,二局的生活更加艰苦,每天都吃盐水煮竹笋。曾希圣原本健壮的身体也扛不住了,还得了胃溃疡。曹祥仁身材瘦小,又经常发烧、患肺炎,全仗着年轻,顽强地硬挺着。蚊子肆虐,使邹毕兆不断地患疟疾。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位破译者克服了种种困难,加班加点地拼命工作,在1933年9月就攻克了敌人的五位数密码。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一年时间里,他们共破出国民党军密码300本,而且大多数是自编本密码。中央通过二局的工作,对蒋介石军队的所有活动,包括意图在内,都了解的清清楚楚。蒋介石军队凡配有电台的师和旅以上的司令部,他们干什么,只要通过电报的,红军就知道什么。邹毕兆曾回忆说:“曹祥仁同志表现在破译上特别能干,……他破译速度最快,在长征前第五次反‘围剿’的一年时间,我们破译了300个密码,一部分还是难度很大的来去本,由曹祥仁同志完成着破译的主要任务。凡是蒋介石及各派军阀的密码,只要是与红军有关的,都一个不漏地破译了出来。”

曹祥仁也回忆说,二局对敌情的掌握可以说是清清楚楚。虽然仗未打好,但二局还是为减少红军伤亡,为战略转移争取时间,做出了贡献。

由于李德等的战略错误,温坊战斗的局部胜利,没能改变红军总体被动的形势。根据李德制定的8、9、10三个月的作战计划,红军依然分兵把守,全线抵抗。各路红军英勇拼杀,终无力抗衡,前方接连失利。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地区,人力物力资源濒临枯竭,中央红军的处境十分危急,只剩下突围这一条路,且刻不容缓。

按原计划,红军突围转移的日期定为10月底,或11月初。由于二局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蒋介石把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日期大约提前了一个月,中央决定提前实施战略转移。

1933年10月10日傍晚,二局跟随中央军委离开瑞金梅坑,开始长征。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红军行动飘乎不定,没有根据地群众可以依靠,地下党也无法及时联络,二局几乎是唯一的情报来源。红军艰难转战而不溃,陷入绝地又逢生,无线电技术侦察一路及时提供准确情报,做出了无法忽略的重要贡献。这些都得益于二局在中央苏区初创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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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杭州接见浙江省委领导干部,右四为毛泽东,右三为曹祥仁

在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创建过程中,王诤、刘寅等是开头人,曾希圣、曹祥仁是红军密码破译的创始者、创造者。他们对二局和破译工作的贡献,多次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刘伯承等赞扬,毛泽东曾说:“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刘伯承也曾形象地说,有了二局,“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老一辈革命领袖称曾希圣是“创业的人”。 称曹祥仁“是第一个把码子变成字的人”。周恩来曾说,“在江西和长征路上侦察工作起着很大作用,关系着全军生命性的问题,那时候曹祥仁同志立了很大功劳。”

       曹祥仁简介

       曹祥仁,1914年10月出生,湖北省大冶县人。1929年5月加入青年团,8月参加红军地方游击队。1930年1月正式参加红军,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青年干事、红三军团总部无线电队支部书记。1932年5月,调到红一方面军谍报科工作。同年10月,与曾希圣一起成功地首破国民党军的密码“展密”。1933年5月首任中革军委二局破译科科长。1938年,任中央军委二局副局长、代理局长、局长。1945年7月,带队到晋察冀军区开展无线电侦察事业,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兼晋察冀军区二局局长。1947年4月,赴东北工作。曾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兼东北野战军二局局长、东北野战军副参谋长兼东北野战军二局局长。1949年3月,受命组建中央军委机要工程学校,任校长兼党委书记。1950年7月,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特命全权大使。1954年年底回国后,任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8年下半年,调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1958年12月至1967年1月,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75年8月24日,因病逝世于北京。生前曾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和第四届人大代表。

       作者简介

石鼎,1949年出生,1969年在吉林省下乡,1973年入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学习。1977年毕业后曾在北京自动化技术研究所、原总参三部、原上海申大集团等单位工作过。父亲石英(己病故,曾任上海市付市长),岳父曹祥仁(己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