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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红军密码破译先驱曹祥仁
发布人:彩虹   更新时间:2024-07-09    点击:145763次
  

石鼎


曹祥仁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密码破译专家之一,也是我军密码破译事业的开创者和杰出的领导者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从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红军长征……一直到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屡建功勋,却又默默无闻。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之际,特撰文以资纪念。


首破国民党军密码


1931年9月江西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特别是当年12月14日宁都暴动后,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起义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红军增加了1万7千人,同时增加了8部电台和40多名电台工作人员,这一事件引起国民党军的警惕,他们立即加强了对无线电通信的管理,各部无线电通信都正式加密了。

此时红一方面军总部也根据无线电侦察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把侦察台从无线电总队分出,划归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谍报科,实现了无线电侦察与无线电通信的分离。当时谍报科科长是刚到中央苏区的曾希圣。

曾希圣,湖南资兴人,生于1904年。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上海中央军委机关任参谋部谍报科科长,后因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曾希圣于1931年12月从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

曾希圣来到中央苏区就担任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谍报科科长,当时正处于国民党军电台加密后,红军的无线电侦察基本失效的困难时期。1932年2月的赣州战役,由于侦察台无法译出国民党军加密的电报,红军对国民党军的增援部署全然不知,致使攻城的红三军团陷于国民党军里外夹击的危险境地,最终虽由红五军团增援,用大刀杀开一条血路接应红三军团撤出战斗,但红军损失掺重,共伤亡3000余人,其中牺牲的师团级干部就有10余名。

赣州战役的失败使曾希圣清楚地认识到,破译国民党军电台的密码已成为红军无线电侦察工作面临的首要任务。当他把这一想法报告给总参谋长叶剑英,并转告朱德、周恩来后,立刻得到了他们的肯定。

当时江西国民党军在无线电密码通信方面使用的是“展密”。红军要在既无经验和基础,又无教员与教材的条件下,破译对方的密码,任务十分艰巨。

曾希圣布置侦察台大量抄收敌台发出的密电,并按部别和时间登记编号,通过战况分析敌军电报,判断其大概内容;同时也向加入红军的原国民党军电台人员,了解国民党密码和译电的一般情况,特别是向党的无线电通信创始人周恩来请教,以求弄清编码的规律。

1932年5月,红一方面军总部给谍报科增设了一部侦察电台,并调来了无线电二分队的报务员胡立教和红三军团最优秀的报务员曹祥仁。

曹祥仁是湖北省大冶县人。1929年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参加红军地方游击队。1930年1月正式编入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五军第五纵队,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红三军团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学员班长,训练班结业后,任红三军团总部无线电队支部书记。在通信和侦察工作中,曹祥仁的无线电收发报技术提高很快。他的听力极为聪敏,不久就可以通过报务员的发报手法和不同机器的声音差异,分辨出是哪个敌台和哪个报务员在值班,有时不戴耳机也能辨别无误。他的钻研精神和记忆能力极强,在夜以继日的报务工作和侦听实践中,熟记了几千字的常用明码,听到电码便可迅速在脑海中转换为文字。在对敌台进行侦听时,可立即破解对方电台简单的台密和通密。突出的技术能力和工作热情,使曹祥仁成为红三军团公认的最优秀的报务员。当红一方面军总部到红三军团为谍报科侦察台选调侦收员时,一向很少表扬下级的彭德怀军团长说:那个天才的小鬼,把他送去。

曹祥仁来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侦察台时,侦察工作仍陷于停顿。侦察台抄下来的国民党军密码电报已累积了好几大筐,成了无法解读的“天书”,行军时用扁担挑着,越积越多,却一筹莫展。7月,曹祥仁在报务当班之余,开始参加破译研究,他与曾希圣一起,苦苦思索、猜译,但无明显进展。

1932年8月20日,研究工作出现了突破的契机。红军攻占宜黄县城时,曾希圣从缴获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一个军官的公文包中,发现一份国民党第九路军司令孙连仲发给守城部队的电报,其中有30来个字已译出,密码名为“展密”,但没有找到密码本。以这份部分译出的电报稿为基础,曾希圣与曹祥仁共同猜译余下未译出的部份。曾希圣中文底子好,曹祥仁对码子熟悉,二人密切配合。他们结合国民党军的情况,将不断侦收到的“展密”电报拿来对照研究。由于国民党军的电文内容繁杂,文体古怪,碰到疑难军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也凑过来一起参加猜字,一起研究电文的格式和文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钻研,于1932年10月终于将“展密”全本贯通。

破译“展密”成功后,第一次完整译出的国民党军电报是一份重要的作战命令,但大家对猜译出的电文是否准确没有把握,因此在发往前方指挥部的情报上还注明“不知确否,仅供参考”。当前方根据这份情报打了一个伏击战,并取得胜利时,总部领导非常高兴,朱总司令激动地说:“真了不起,如虎添翼!”还摸着曹祥仁的头说:“还是你这个小孩子行。”

70多年后,张震将军在2008年1月评述首破国民党军密码“展密”的意义时说:“密码技术的掌握,使红军的侦察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技侦情报工作的独特优势,在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枫山埠战斗


通过破译“展密”,使曾希圣、曹祥仁逐步摸索到国民党军密码的编制规律和语言习惯,信心大增。他们一鼓足气,到1932年年底,在二个月的时间里又连续破开密码共17本,将中央苏区周围国民党军使用的通用密本全部破开。这样一来,红军对国民党军的任何行动都能做到了如指掌。通过破译密码电报得来的情报为红军总部掌握敌情变化、预测战事发展、打赢战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1933年1月的枫山埠战斗就是一个范例。

1933年1月初,红一方面军由黎川向金溪北进,途中在黄狮渡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五师第十三旅,活捉旅长周士达。1月5日,部队集结在金溪、后车、左坊营、黄狮渡一带待命。蒋介石为进行报复,命令国民党军进攻金溪附近的左坊营、黄狮渡。由吴奇伟率第九十师、第二十七师担任主攻,周至柔指挥第十四师和第五师在琅踞一带牵制红军。1月6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得知上述情报后,立即部署兵力,派出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二十二军分路迎击。

6日午夜至7日凌晨,曹祥仁独自当班守机。按照常规,这时国民党军已下达进攻命令,我军也做了应战部署,电台应该是激战前夜的片刻沉寂。不料刚过午夜,突然发现有5个国民党军电台同时都在发出“十万火急”的呼叫。在这稍纵即逝的紧要时刻,曹祥仁高度集中精力,迅速转动频率旋钮,选台侦听。他凭借扎实的报务功底,和对多种密本的超强记忆,以及对国民党军情况的跟踪了解,通过报头和前几组电码,迅速分辩出对方使用的密型,在脑海中瞬间转化为电文汉字,并即时作出判断、处理。也就是说,曹祥仁听、译并用,几乎是同时对五个台的信号进行选择、处理。

一开始曹祥仁认为吴奇伟既已下达进攻命令,可能不会有新情况,于是首先侦听第十四师电台。抄了10多个字后,发现电文很长,像是个宿营报告。即转听第五师电台,电报是发往南昌的,想必与当前战事无关……。最后再转到吴奇伟部电台时,从滴滴嗒嗒的无线电信号中,曹祥仁立即分辨出:“如下:(1)”三个字,他当即判断,这是吴奇伟指挥部的电台正在用密电下达新命令,敌情可能有重大变化。他毫不犹豫地盯住这个台,把后续电报抄完并迅速译出。

虽然这份电报前面已发的90多个字没有抄到,但恰好抓到国民党军重新部署进攻的核心内容。国民党军临时改变作战部署,兵分两路合击红军主力。吴奇伟率第二十七师和第九十师第二六八旅为左路,沿浒湾、金溪大道东进,经枫山埠进攻左坊营,周至柔率第十四师、第五师为右路,由牵制改为迂回至杨家渡渡河,进攻琅踞、左坊营、黄狮渡,企图切断我军后路,对我形成大包围。

形势十分危急,我军如按原部署作战,就会遭受到很大损失,而且位于左坊营后龚村的红军总部也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周恩来、朱德闻讯赶到,他们进一步了解情况后,马上作出新的部署。命红一军团,第二十二军星夜转移到枫山埠附近,准备伏击吴奇伟部。红三军团仍向琅踞方向进击。增派红五军团开到黄狮渡西南,阻击国民党军第十四师和第五师。

8日凌晨,电台工作人员全神贯注地紧紧盯住吴奇伟部电台的通报。周恩来、朱德也来到现场,等待吴奇伟部出发时间的确切情报。一开始因为吴奇伟部的电台仍在活动,判断他们还没有出动,红军就在途中休息待命。大约8点多钟,终于收到吴奇伟部队离开宿营地向左坊营开进的电报。红军各部便分头向指定阵地开进。9点30分,红一军团在枫山埠附近发起正面进攻,重创了吴奇伟的铁军第九十师。在战斗过程中,曹祥仁还侦收到敌旅长夏梦中被我军击伤的消息,大家都很高兴。当天黄昏时,罗炳辉率红二十二军占领浒湾,并追击敌军直抵抚州对岸,枫山埠之战大获全胜。这场战斗的胜利,即是红军作战部队的胜利,也是无线电侦察部门的胜利,其中曹祥仁立了大功。

曹祥仁从用手指迅速转动旋钮选定电台、耳朵及时捕捉电波信号、大脑随即先把电波信号转换成数码信号,再根据数码信号从多本已破密本的记忆中选出相应的密本,最后再根据密本把密码转换成对应的文字,在瞬间完成如此之多的工序,如果没有纯熟的侦收技巧和大量的破译实践,没有过人的天赋和高度的责任心是不可能做到的。曹祥仁创下了无线电技术侦察史上的惊人纪录。


土城之战


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撤离遵义,向赤水西进。准备在泸州和宜宾一线北渡长江,到四川去创建根据地。

中央红军撤离遵义的当天,二局就截获蒋介石发出的电令,“追剿军蹑匪急追,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聚歼之”,并具体命令川军、滇军于本月三十日以前沿长江、横江、金沙江,组成二道防线,“严阵固守,以待追剿军赶到。”

四川军阀刘湘在红军占领遵义时,就判断中央红军会从黔北转入川南,与红四方面军配合,把四川变成第二个江西。所以他在蒋介石的支持下,采用北守南攻的方针,调集了12个旅于川南,严密封锁长江。并不惜血本,决心赶在中央红军渡江入川之前,出省作战,在黔西北地区,堵截与合围红军。

刘湘令廖泽率川军模范师第三旅尾追红军主力,同时又令郭勋祺的教导师第三旅和潘佐的独立第四旅从四川江津南下,直插温水,企图拦腰截杀红军。廖泽不是刘湘的嫡系,追击不积极,只是尾随。所以在1月23日,当郭、潘两个旅到达温水时,红军大队已经通过,该部就变成了追击红军的前队了。

红一军团24日攻占土城,26日到达赤水城郊,遭到先入城的川军两个旅的反扑。此时,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也都与堵截和尾追的川军发生战斗,前堵后追的川军迟滞了红军北上渡江的行动。

1月27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在去土城镇的路上,发现土城以东的山谷地带是个合围国民党追兵的好地方。当即就下令红三、红五军团占领土城以东两侧有利地形,准备痛击尾追的川军,解决红军腹背受敌的困境,为渡江创造条件。当天下午3点,郭勋祺的先头部队就在青杠坡与红军发生了激战。晚上,军委命令彭德怀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于明晨以“迅速干脆的手段”,消灭青杠坡之敌。

此时,二局的工作碰到了困难。因为国民党军用的密码是不统一的,中央军内部,中央军与各地军阀部队之间的通讯用的都是中央军的密本;各地军阀内部多用自行编制的密码。中央红军长期在江西作战,对国民党中央军和湘、粤、闽等地军阀部队的密码非常熟悉,并都已破解。而中央决定进入四川才没有几天,所以二局尚未掌控川军的密码,只能从中央军的电报中获取情报。为了尽快突破川军的密码,27日下午,二局随军委进入土城后,立即投入全部力量,搜索郭勋祺的电台,同时开始破译该部的密码。他们很快就发现郭勋祺部使用的密码不仅是自编本,而且是复杂的来去本,破译难度很高。战事紧急,曹祥仁和曾希圣、邹毕兆三人彻夜工作,突击破译。

1月28日清晨5时,红三、红五军团分南北两路向青杠坡的敌军发起攻击。没有料到的是,郭、潘两个旅都是装备精良的加强旅,每个旅有三个团的兵力,而非常规的两个团。战斗打的非常激烈,打了约3、4个小时后,红五军团部分阵地一度反被敌人突破,四面都是枪声,情况万分危急。此时朱总司令非常镇定,拨出驳壳枪来,命令警卫连,“走,跟我上去看看!”。总司令的大勇大智使大家也迅速镇定下来。 毛泽东、周恩来等到大埂上瞭望,见形势紧张,就急令红一军团二师火速从元厚回援土城。

在红二师没有返回的2、3个小时里,红三军团在青杠坡的战斗打得极为惨烈,双方死伤惨重。红三军团四师十团政委杨勇带队冲锋,子弹从他的右腮入唇部出,一进一出,杨勇失去了6颗牙。当时,血如泉涌,用嘴指挥不了战斗,他就用笔下达命令,脸上是血,手上是血,笔上是血,纸上也是血……最后昏倒在血泊中;张震的腿部被炮弹片划伤……。

在白马山,川军一度逼进白马山军委指挥所前沿。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周恩来命令干部团发起反冲锋,击退敌人夺回阵地,双方形成对峙局面。为了弄清敌情,周恩来、王稼祥满面尘土地赶到二局,对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说,“你们赶快搞清情况,我们来帮你们弄饭。”

下午1点,红二师跑步赶到土城。一小时后,红军开始反攻,敌受重创,退却固守。此时,郭勋祺部虽伤亡惨重,但川军廖泽旅的先头团赶来增援,当面敌军又得到加强。郭勋祺下令机炮兵尽量轰击,直至弹药打光。而红军则准备继续组织兵力,解决郭、潘两个旅。

28日下午2、3点钟时,经过一天多的紧张工作,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人终于破开了郭勋祺的来去本密码——“正密”,这时才发现红军周围已布满了敌军。东面有川军四个旅,除了郭勋祺、潘佐、廖泽的三个旅外,独立第三旅正在增援途中。教导师第二旅由西面向土城迂回,赤水的敌第五师两个旅及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也从西北面向红军侧后运动。东南方还有薛岳的重兵。

敌军电报反映,此役川军“调集机炮,多次肉搏”,红军“阵毙达二千”,伤俘“官兵三、四千人”,被俘红军“稍立辄倒地,每枪仅弹数枚”。川军主帅刘湘下令,要将“饥疲不堪”的红军“一网打尽”。

川军南路总指挥潘文华也发电给各部:“刻尚在土城东端猛战中,我达、廖两旅,正向土城猛攻,期协郭、潘各部,一致歼灭。匪主力全在土城一点,合围之势已成,请各友军各派小部轻装截击。”

党中央收到二局的报告后,下午5时召开政治局和军委紧急会议,果断决定:放弃歼敌,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突出重围。 

傍晚,郭勋祺派旅参谋长去潘佐旅借来机关枪弹药数千,迫击炮弹数百,准备翌日与红军再战。

晚9时许,二局再次侦获潘文华发出的急电,称“匪主力确在土城一带”, 命下属6个旅 “向土城猛剿,期于聚歼此匪。”

1月29日凌晨3时,军委向各军团发出一渡赤水的电令,要求红军各部 “于今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以南西进。”中央红军主力遵照命令,分3路摆脱当面敌军,黎明前在土城渡口西渡赤水,脱离绝地,向西南方的叙永、古蔺地区快速退去。

拂晓,备足弹药,欲聚歼红军于此地的郭勋祺部,发现红军已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去,遂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整。

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据有人统计,除了当时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大部分领导外,建国后的八大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都在土城的包围圈中,另外,开国十大元帅中,除了贺龙、陈毅、徐向前外,其他7人也在其中,还有200多名开国将军也都参加了土城之战。幸亏二局在关键时刻破开川军密码,发现红军处于危险境地,中央及时改变策略,红军抢在敌人最后收紧包围圈之前撤出战斗。否则,继续与敌纠缠,后果不堪设想。


侦获“巴巴罗莎’计划


“巴巴罗莎’计划是德国准备突然袭击苏联的作战计划,制订于1940年12月,1941年5月希特勒将进攻苏联的日期定为当年的6月22日。在德军向苏联发动偷袭前,军委二局就从国民党特务系统向重庆的报告电文中截获了这一情报,内容是“德军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望注意查核。”最初经手这份情报的是破译科的是宋兆宜和整理科的刘平。当校译组长白枫(即余湛,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拿到这份情报后,感觉事关重大,又难辨真伪,就马上找到主管负责人彭富九,和他一起把情报送给时任军委二局局长的曹祥仁。曹祥仁看了情报后说:这事太重大,不管怎样,马上报!于是曹祥仁就立即骑马从安寨碟子沟赶往延安去汇报。不久曹祥仁从毛主席处回来后,告诉彭富九和白枫他们,毛主席对希特勒将进攻苏联的情报很重视,已经把它转告斯大林了。事隔不久,苏联驻延安联络组的负责人在许光达的陪同下,专程到碟子沟,正式转达了苏方对军委二局的感谢。

当年6月18日,在香港工作的中共秘密情报人员潘汉年也获得了“巴巴罗莎’计划的情报。潘汉年把情报传给了在重庆的周恩来,周恩来又立即转报延安党中央。毛主席见后,命立即转告苏联。

由于中共中央及时向苏联通报了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苏联提前进入了一级战备。斯大林后来专门为此事致电毛泽东表示感谢。

1962年初,中苏交恶。周恩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讲到中苏关系时,就以中共曾向苏共提供德军将偷袭苏联的情报为例,说明中共也帮助过苏共。但是周恩来同时又出人意外的说了一句:“我忘记了这个情报是谁给我的。”今天看来,可能是因为当时潘汉年正在蒙冤被关押期间,不便提及。

除了中共中央提供的情报之外,苏联自己的情报系统也从多条渠道获得了德国将进攻苏联的情报。比如,在日本工作的著名苏联情报员佐尔格报告了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的大致时间;苏联在瑞士工作的情报员道拉更从一位反纳粹的德国高级军官处获得了德军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也报告给了莫斯科。另外,苏联驻重庆大使馆也得到了这份情报。苏联大使馆的情报来源是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领导的情报小组。阎宝航情报小组成立于1941年春。当时,苏共提出要求,希望中共能介绍中共党员帮助他们搜集情报。于是周恩来就选定由阎宝航来负责组建情报小组,这个情报小组作为苏联在重庆的情报机构直属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领导。所以当阎宝航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在国民党高层聚会中获知德军将进攻苏联的消息后,马上通过情报小组成员李正文把这一重要情报迅速报告给了罗申。事后,罗申向阎宝航转达了斯大林的谢意,罗申本人也受到苏联方面的奖励,并获得勋章。1995年,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五十周年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阎宝航及由他领导的情报小组颁发了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


“大泄密”粉碎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国民党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6月,军委二局获悉,蒋介石分别密令胡宗南和阎锡山等部40万大军准备偷袭延安。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辉也及时向延安报告了胡宗南的企图。两个不同来源的情报相互补充,印证,预示延安正面临着严重危机。

军委一局作战室组成了一个专门的作战组,密切监视、研究国民党军的情况,并及时向叶剑英参谋长汇报。当时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为10:1,敌我力量差距悬殊。

7月2日,二局又侦知,胡宗南电令各部队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待命进攻。延安形势危急,毛泽东紧急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商量对策。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军委一局局长伍修权,军委二局局长曹祥仁等职能部门主管也列席了会议。伍修权让参谋通知曹祥仁说:叶参座令他迅速赶到杨家岭党中央书记处……,要他放下电话就骑马跑来,越快越好。

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在会上,毛泽东说:严守党的机密是党的纪律,今天党中央书记处讨论后,决心想大泄一次密。他对曹祥仁说,我们所得到的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报,蒋介石给胡宗南的电令、胡宗南给各部队的电令,你曹祥仁领导的第二局也同时收到了,并且都已破译出来。毛主席又对李克农说,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要害核心部门的同志,干得很出色,他们及时将胡宗南、阎锡山等部收到的蒋介石命令和胡、阎下达向我进攻的命令,都抄录出来秘密转到我们手中了。你李克农和曹祥仁两家所提供的情报,使我们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敌情的掌握了如指掌,这是我党我军最大的机密了。现在为了粉碎蒋介石对边区和对延安的进攻,要从华北调部队到延安,时间已来不及,我们中央书记处研究,只有一个良策,就是将蒋介石和胡宗南下达的调动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进攻延安的电报、命令公布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揭破蒋介石的反共大阴谋,只有这样国内广大民主人士、广大人民群众,才会相信这是真的,国际上美国、英国、苏联也才会相信我们共产党不是用假话搞危言耸听。这样,就可以得到国内、国外的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和各民主人士是要继续团结抗日的,是反对蒋介石不抗日,搞分裂反共的。

毛泽东还对李克农和曹祥仁说,我们中央书记处决定:公布蒋介石和胡宗南发给国民党军各集团军、各军进攻边区和进攻延安的电报和书面命令。我们以这次大泄密来挽救边区和挽救延安的危局,我们在很危险的时候,走这一着险棋,以泄密为代价,来换取制止蒋介石的进攻。 

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李克农和曹祥仁当即很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与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 

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听到李克农、曹祥仁的表态后,都很高兴。毛泽东这时下决心的说:我们就下这一着险棋!接着毛泽东又要求伍修权迅速将蒋介石、胡宗南六月份以来调动军队,准备进攻边区和延安的电报整理出来,立即发报给重庆的周恩来和前方的彭德怀。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对外公布,并同时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向他们提出严重抗议和警告。

在会上,刘少奇要求李克农尽可能地迅速转移或撤出我党在国民党军中,会因此而暴露的同志,以避免这些好同志被捕牺牲。叶剑英总参谋长也对曹祥仁说:国民党军会认为是我军截获了他们电报后破译得来的情报,一定会改换密码。要求二局集中全局的技术力量,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国民党军更换的新密电码破译出来,迅速恢复截获和破译国民党的电报密码,以保障仍能迅速获得情报。

会后,7月4日和6日,朱德总司令先后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提出严正抗议。7日新华社发布重大新闻,将蒋介石、胡宗南调集重兵图谋闪击延安的内幕详情公布于世。9日延安军民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12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以上文电均大量使用二局的情报,列举了大量国民党军的番号、行止时间和地点等,使蒋介石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蒋介石遭到社会各界的一致抗议和谴责,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偷袭延安的行动。胡宗南只好以“敝部换防,请勿误会”作复。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就这样被制止了。

事后,胡宗南系统的密码发生了很大变化。二局为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发挥了作用,承担了困难,也为掩护潜伏在国军党军中的同志做出了贡献。

毛泽东以“大泄密”的方式把蒋介石搞得狼狈不堪,十分被动。蒋介石暴跳如雷地骂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戴笠无能,大骂他的侍从室头目钱大钧无能,追问他们发出的电报怎么同时能被共产党收到译出来呢?共产党发出的电报,国民党为什么破译不出来呢? 

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后来在评论此事时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来势那样凶猛,但兵不血刃,敌人狼狈败退,我们是以智取胜的。毛主席英明果断地使用二局密息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调重兵移作进攻边区之用。那时二局工作做得好,对敌情掌握得及时、准确。二局技侦情报经毛主席使用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辽沈战役


1947年5月底,曹祥仁从晋察冀来到东北。6月,经东总首长批准,技侦工作从东总情报处分离出来,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二局,曹祥仁兼任局长。东总二局一成立,曹祥仁就把我军在东北地区的技侦人员和设备都集中起来,并办了多期报务训练班和破译训练班,即培养了新人,又提高了全局的技术水平。在秋季和冬季攻势作战期间,曹祥仁身先士卒,带领全局破译敌军现用密码110多个,全面掌控了国民党军的各种动态情况,为东总首长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依据。

二局的出色成绩多次受到东总首长赞扬,林彪说,“有人说我会打仗,我打仗靠的是情况明”,“掌握敌人情况靠的就是你们”。林彪还说,“作战方案定了,部队部署好了,敌情有变化,与其说等我下命令,不如说等二局下命令”。在冬季攻势结束的第二天,林彪、刘亚楼特地到二局看望大家,林彪在讲话中说:“二局工作很重要,在这次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战争之胜利有你们的工作因素,其作用不亚于几个纵队。”刘亚楼参谋长说,技术侦察“是指挥员的命根子,须臾不可分离。”

冬季战役之后,东北解放军总兵力已发展到103万。东北国民党军龟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块孤立的地区之内,完全陷于守势。东北解放军从数量到质量都占绝对优势,已具备了解放全东北的实力。但是下一步东北的战略决战该怎么打,毛泽东和东北局及野战军领导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此时,曹祥仁也曾反复建议,打长春不可取,南下打锦州是正确的。他在军事会议上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说,“用损失5万骨干部队的代价,去打一座孤城,是蠢猪才干的事”。余湛回忆说:曹祥仁提出,不要打长春,而应该打锦州,但未被司令员林彪采纳。他很不满意地对我说,长春是座死城,现在吃饭、烤火都成了严重问题,困也把他们困死了,有什么打头?应当打锦州,把东北敌人同关内的联系切断。当毛主席电令打锦州时,他高兴得眉飞色舞。说,还是毛主席高明,没有他,我们又得冤枉死一批人。

1948年8月,曹祥仁被任命为东北野战军副参谋长兼东北军区司令部二局局长。此时的东北二局已发展成一支具有120名侦收员、60名破译员、总计近400人并配有40余部电台的技侦队伍,是东野首长的主要情报来源。所以,当东野前指准备南下打锦州时,决定把二局带上。

1948年9月30日晚,东野前指和二局分乘两列火车缓缓驶出双城。东野首长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精干的东野首脑机关乘坐在第二列火车上。第一列火车载的是东北二局的300多人,这列火车有10节车厢,其中6节客车,4节用于休息,一节用于侦收工作,百余名侦收员在副局长钱江和刘少宏主任的组织下,24小时不间断地轮班抄收敌台电报。一节用于破译工作,几十名破译人员在曹祥仁局长和破译科林非、岳军的带领下,埋头苦干,连续攻克了国民党军不断变换和使用的新密种。还有4节货车,上面装载着设备、马匹和大车等物资。在这列车上,东北二局的几十部电台严密监控着东北全境及邻近地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动向。与此同时,彭富九领导的华北六处也在配合向东北二局传报傅作义集团增援锦州的动向。两列火车每行进几十分钟就要在小站停车,二局立即向跟进的林、罗、刘首长报告最新敌情,接着再走,情报传递极其快捷。

10月2日,列车接近郑家屯,东北二局侦悉:蒋介石飞抵沈阳,成立东、西兵团对进,夹击我围攻锦州之师。国民党新五军和九十五师拟于葫芦岛登陆,增援东进侯镜如兵团,在海、空军的支援下,向锦州推进。这一情报使林彪感到压力倍增,一度曾对南下打锦州的战略部署产生过犹豫。

10月4日凌晨,列车抵达阜新。在四天的行程中,东北二局破译了6个国民党军新密种,共提供百余份有价值的情报。东北国民党军的整体部署和战略意图;西进兵团和东进兵团的行止;以及长春,沈阳,锦西的敌情全都放在林彪的办公桌上,情报完整、及时,使野战军首长对敌情掌握得清清楚楚。

10月5日,东野前指改乘汽车向锦州进发,二局乘坐20辆汽车随行。10月7日,二局到达锦州外围。当时野司驻扎在牤牛屯,二局驻在野司后方5公里处的瓜贾寺和双塔寺,距锦州只有25公里。在这里,二局全体同志连续奋战了27个日日夜夜,获取了大量情报,圆满完成了配合我军阻击国民党军东进和西进兵团,攻克锦州,解放长春;进行辽西会战,围歼廖耀湘兵团和攻占沈阳、营口,解放全东北的任务。

在此期间,身为东野副参谋长兼二局局长的曹祥仁,一直和二局一起住在瓜贾寺。他废寝忘食、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上。他时而到侦收台前,了解敌台情况,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力量;时而到破译、情报办公室,和破译人员一同攻关,或者同校译、通报人员共同研究敌情。每当获得重要情报,便立即向林、罗、刘首长报告。

10月10日凌晨,塔山阻击战打响。10月14日上午,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15日18时,锦州全城解放。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二局死盯着敌情变化,不断向总部报告情况。野司作战处长苏静说,“东野的指挥叫超常指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二局的情报。野司命令经常不通过兵团,不通过军,直接发给师,军、兵团对此都不提意见”。锦州城内守军总司令范汉杰的指挥部临时易地,但他仍感到:我到哪里,解放军的炮火即跟到哪里,好像完全了解我的位置一样。

攻克锦州后,国民党军一片慌乱。10月15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当日他就用东北“剿总”的一个专用密码给驻守长春的第一兵团发了一份电报,命长春守敌南撤。二局收到这份密电后,由破译科的孙世聪负责破译。他虽然不能译出这份电报的全文,但从片言只字中知道这是一份命令长春守敌撤退的电报。曹祥仁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来到现场,和孙世聪一起逐字逐码地进行破译研究,将全文贯通。当电文中出现“立即向沈阳转进……违者军法从处……中正手谕”这样一些内容后,曹祥仁顾不上吃饭,拿着这份电报,就坐上通信员开的摩托车,赶到牤牛屯向林彪报告。林彪接到报告后,当即下令位于彰武地区的第六纵队,以急行军速度,日夜兼程开赴沈阳——长春之间的昌图地区,准备阻击并聚歼长春南撤之敌。

在我军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10月17日,曾泽生的六十军起义;19日,郑洞国和新七军放下武器,长春宣告和平解放。

10月20日,经东野请示,毛泽东复电同意,东野主力准备立即回头,歼灭在辽西平原的廖耀湘兵团。当天,在野司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林彪对曹祥仁讲:为打好解放东北最后一仗,“现急需了解的是,廖耀湘的指挥意图。这最后一仗能否实现,一切看二局的情报而定。”还说,你们分析廖的动向,不要那么多,三、四个方案,就问你们他到底要上哪?辽西会战到底怎么打法,二局要拿出根据来。

对此,曹祥仁感到压力很大。因为我军攻克锦州后,廖耀湘率领援锦的西进兵团5个军,正在辽西的彰武、新立屯一带,而这几天廖兵团的无线电几乎是完全静默,侦察台无报可抄。曹祥仁凭着多年的战场经验,经过分析、思考后,向林彪、刘亚楼报告:“大兵团作战离不开无线电联络,没有无线电联络就可以判断,廖兵团肯定是在原地按兵不动,犹豫不前。”

后来披露的文献表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当时蒋介石令廖耀湘继续西进,收复锦州;卫立煌要廖退回沈阳;廖自己则想向营口转移,从海上撤离东北。三级指挥意见各异,廖耀湘举棋不定,所以就在原地没动。

一向对二局极其信任的林、罗、刘首长,接受了曹祥仁的判断,于10月20日定下了在野外围歼廖兵团的作战计划。锦州战役后仅仅休整了三天,东野十个纵队和数个独立师就迅速集结,从四面八方向廖耀湘逼进。10月22日,黑山阻击战打响,堵住廖耀湘向南退却之路。10月23日,各纵队大体完成对廖兵团的合围。二局也严密布控,监控廖兵团是突围南下还是东返沈阳。10月25日,在辽西大平原上,打响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战斗。

然而,乱军之中,廖耀湘的兵团司令部仍旧去向不明。野司着急,二局更是紧张地搜索着。这时在瓜贾寺的二局办公室里,曹祥仁从未加处理的杂报中发现一份明码电报,上面写着:“王先生……屍胡家窝棚……”,当时因为值班人员感到内容古怪,又是明码报,不会是重要情况,就放到了不处理的杂报中。但曹祥仁一看,当即敏锐地判断:王先生是廖耀湘的代号,“屍”字的中文电报明码是“1451”, 而相近的“0451”是到达的“到”字,两者仅一码之差。曹祥仁断定,一定是抄码子抄错了,根据电文,廖耀湘的兵团司令部已撤到胡家窝棚! 

情报一通出,总部即命令各部迅速向胡家窝棚进击歼敌。26日,东野各部将廖耀湘兵团合围在黑山、大虎山约120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双方在野外展开前所未有的大混战。三纵发起攻击,敲掉了廖兵团在胡家窝棚的指挥部。由于去营口的路被东野部队阻断,26日夜间,廖耀湘用无线电话下达向沈阳撤退的命令,又被二局截获。林彪收到这份情报后,立即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各部趁夜“主动寻敌攻歼”。

27日,大混战继续,东北野战军各部对敌实施迅速的包围、穿插、分割。在东野部队机动、勇猛的打击之下,廖耀湘兵团溃不成军,五个军十二个师全部在野外被歼。廖耀湘化装潜逃,11月6日,在黑山以西被东北野战军俘虏。

廖耀湘被俘后,曹祥仁负责审问廖耀湘,林彪、刘亚楼在隔壁的办公室静听。廖耀湘对其迅速被歼,颇不服气,表示“失败都是老头子指挥混乱,我的部队本来是很能打的,曾经在滇缅边境消灭日军”。曹祥仁针锋相对,反驳道:“你们五个军打人家一个师,有什么好吹的”。廖耀湘被驳,无言以对,遂问“能不能允许给上海的妻子写封信”?曹答:“可以,你写嘛”。林、刘对审讯情况感到满意,林彪赞扬:“曹祥仁军事上行,政治上也行。

1948年11月4日,东野总部进驻沈阳。刘亚楼在干部会议上说:“技侦部队在辽沈战役中立了大功。当时,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员就是凭借技侦情报来下达命令的。”

辽沈战役全面胜利,东北二局功不可没。


后记


1949年3月31日,中央军委通令各大军区、野战军:“拟举办一所机要通信干部学校。负责训练二局、三局及机要处的工作人员,提高在职干部的知识能力,并附设高级研究机构。”中央领导非常重视这所学校,毛泽东亲自选定曹祥仁担任校长和政委。4月,周恩来向曹祥仁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并对组建学校做了重要指示。曹祥仁上任后,从选校址到聘请教师、招收学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当年11月27日,位于张家口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就举办了开学典礼。

1952年5月,根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军委工程学校撤销并根据专业分别成立三所学校。后来的西安军电和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就是当时分出来的院校。

1950年4月,周恩来又把曹祥仁调到外交部,由李涛接任军委工程学校的校长兼政委。8月曹祥仁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全权特命大使,也就是后来常说的将军大使之一。

1954年秋,大使期满回国。1955年初,曹祥仁接到中央组织部通知,调第一机械工业部任副部长。

1958年5月,调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工业生产。

1959年初,调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6年,文革爆发,曹祥仁受到冲击。1967年,经毛泽东批准,和各省的一批省委书记一起被周恩来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在京期间,碾转与京西宾馆、部队营区和中直招待所等地,不幸得了急性类风湿性关节炎,却一度被误诊为感冒,以至病情加重。

1969年10月,根据中央紧急通知,带病去了湖北省潜江县总口农场。12月病危,被接到汉口抢救治疗。1970年秋,经周恩来批准,曹祥仁回到北京治疗。

1975年1月,曹祥仁作为人民代表参加了四届人大。

1975年8月24日,曹祥仁病逝于北京医院。

       作者简介

       石鼎,1949年出生,1969年在吉林省下乡,1973年入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学习。1977年毕业后曾在北京自动化技术研究所、原总参三部、原上海申大集团等单位工作过。父亲石英(己病故,曾任上海市付市长),岳父曹祥仁(己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