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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伯平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赵伯平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深入实际，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他胸襟坦白，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深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赵伯平生于1902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日表示对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共产党员的怀念，显得更有意义。
习仲勋夫人齐心在赵伯平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疾风知劲草 严霜识真木
——深切怀念赵伯平同志
赵伯平同志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西北地区最早从事革命活动的老同志之一。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并肩战斗，为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作出过重要贡献。
伯平同志出生于1902年，比仲勋大十一岁。1932年春，仲勋发动两当兵变之后，辗转来到照金根据地，找到了刘志丹和谢子长，年底，受组织派遣，仲勋重返渭北地区开展革命活动。也就在这一时期，当时担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的仲勋同志，与时任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的赵伯平同志有了很深的交往，并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仲勋曾对我谈起，当时伯平同志化名周中，比他晚两个月到三原。他们一见如故，很谈得来。伯平同志读书很多，满腹经纶，特别重视政治理论的学习，经常给仲勋他们这些年轻同志讲中国革命的历史，向他们推荐了许多革命理论书籍。仲勋说，与伯平同志在三原共事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却十分难忘。到三原工作之前，仲勋一直从事学运、兵运、农运工作，没有时间学习理论，在赵伯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这段时间，仲勋在政治理论的学习上，受到了他的启蒙。时隔半个世纪，仲勋甚至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伯平同志在三原城墙上和他谈话时的情景。
仲勋与赵伯平同志的战友深情和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终生不渝。即使后来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和党和国家领导人，成为伯平同志的上级，仲勋也一如既往地敬重赵老，称赵老为“老大哥”和“良师益友”。
1933年秋，因叛徒出卖，伯平同志被捕，囚禁在“陕西第一模范监狱”达三年之久。在狱中，他仍然认真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撰写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文章，和吕剑人等同志一道，通过绝食、演剧等形式，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遭到严刑拷打，始终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直到西安事变后，伯平同志才在组织帮助下获释出狱。
值得一提的是，伯平同志在西安坐牢的时候，赵大嫂不畏艰险，常到监狱去给他送饭。对于一位没有文化，从未出过远门，又带着年幼孩子的农村小脚女子来说，真是难能可贵。而在以后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无论地位怎么变动，伯平同志始终不嫌弃没有文化的赵大嫂，而赵大嫂明知有危险，仍然支持丈夫从事革命活动，他们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相伴一生，令人敬重。
抗日战争期间，赵伯平先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执委、常委，并兼任民运部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关中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为党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赵老多才多艺，担任过西北文艺家协会主席，曾亲自动手创作了《新考试》、《大上当》、《抓汉奸》、《祁半仙》、《特种学校》等现代秦腔剧本，活跃了边区军民的文化生活，生动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1942年，为配合延安整风，伯平先后改编了《民族魂》、《石达开》、《三滴血》三个剧本，这三出戏在边区中央大礼堂演出后，轰动延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等领导同志观看演出后，称赞这三个戏改编得好。
仲勋也十分热爱戏剧艺术，尤其对许多地方剧种情有独钟。解放初期，党和政府接管西安易俗社，伯平同志请仲勋同志参加大会，仲勋一进门看到戏台上挂着“庆祝党和政府接管易俗社”的横幅，就对伯平同志说，不能叫接管，应该叫“接办”——接管是对那些国民党留下来的机构，对易俗社这样的进步文艺团体，只能是“接办”——接着办下去，办得更好。伯平同志表示赞同，马上让人更换了横幅。上世纪五十年代，伯平同志在陕西亲自抓戏改，抓戏曲创作，都得到仲勋的大力支持，他们俩互相配合，多次组织陕西地方戏曲进京演出，这些演出轰动京城，成为陕西文化建设史上的盛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仲勋评价说，伯平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的突出特点是“知难而不退，临危而不惧，遇险而不惊、，蒙冤而不怨”。
仲勋同志曾回忆说，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康生搞“抢救失足者运动”，把陕西地下党打成所谓的“红旗党”，使许多同志蒙冤受屈。伯平挺身而出，据理力争，顶住压力，保护了陕西地下党的许多同志。1948年春，关中部分地区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乱划成分。伯平发现后，严厉批评，坚决纠正。他说“土改中‘右’是不对的。但‘左’比‘右’更坏。宁‘左’勿‘右’，看似’可爱’，实则‘可恨可悲’，破坏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后来他还提醒地、县干部，对于右和“左”的问题，一定要具体分析，谨慎对待。切忌无限上纲，伤害同志。
面对党内一次又一次的“左”倾思潮，赵伯平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不随波逐流，更不人云亦云。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捏造罪名，给毛主席写条子，指责习仲勋等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此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批判“彭高习反党集团”斗争运动。伯平在运动中保持沉默，别人劝他发言表态，他严肃地说：“不表态就是表态。仲勋是个好同志！”有位在习老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当时在陕西任职，他颠倒黑白，捏造事实写材料揭发仲勋，伯平同志严肃地找这位同志谈话，对他进行批评。在人人自危的政治运动中，伯平同志这样做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也因此受到不公正对待，成为审查的对象，并被免去在陕西担任的党政重要职务。尽管如此，伯平同志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从不动摇。
自从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一案被审查之后，仲勋就与伯平同志失去了见面的机会。他们没有想到，再次见面，竟然是在“文革”中的“牛棚”里，当时仲勋下放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被“造反派”们押解到西安批斗，与赵伯平关押在一处。他们没有想到竟然在这样的地方见面，不禁悲喜交集，忧愤不已。即使身处这样的逆境，他们也没有悲观失望，都相信总有云开日出的那一天。
短暂的重逢之后，仲勋和伯平同志又被分别关押监管，音讯全无。1975年，仲勋和伯平同志都被解除历时多年的监禁，分别流放安置在湖北沙市和河南洛阳，两人彼此牵挂，都在打探对方的消息。伯平同志到沙市不久，就嘱咐外孙赴京探问仲勋的消息，直到外孙在洛阳见到了我和仲勋，并向他告知我们的情况后，他才放下心来。这足以看出仲勋与伯平同志之间兄弟般革命情谊，这种情谊如同冬天的阳光，给人以温暖，令人难以忘怀。
仲勋对伯平同志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忍辱负重、光明磊落的品格十分钦佩。1988年3月，仲勋曾当着许多老领导、老同志的面称伯平同志是他的“良师益友”，还把他与伯平同志名字中的“伯”、“仲”两字合在一起说“伯仲、伯仲，你是伯，我是仲，你是我的老大哥”。媒体后来报道了仲勋与伯平同志的这次会见。显然，仲勋不仅是表达他与伯平同志之间那种深沉凝重的革命情谊，也是刻意要向世人彰显伯平同志的品格节操。
今天是伯平同志110周年诞辰，我和我的儿女们以崇敬的心情对他表示深切的怀念。我们要学习赵伯平同志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革命家胆略和一身正气、刚正不阿的高尚情操。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同心同德，振奋精神，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 王放 )
附：
陕西省隆重纪念赵伯平诞辰100周年
袁纯清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刘揆楚艾丕善出席
2002年6月27日上午，纪念赵伯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陕西省委党校举行。省委副书记袁纯清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揆楚、省政协副主席艾丕善出席会议。
赵伯平同志1902年7月1日出生在陕西蓝田县康禾村。早年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于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赵伯平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一起，领导了陕西地区早期的革命斗争，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赵伯平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并先后兼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关中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务，为巩固、发展党的组织，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解放后，赵伯平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宣传部长兼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等职，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展陕西经济付出了极大心血。“文革”期间，他坚持真理，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离休后，赵伯平不顾年迈，撰写回忆录，直到1993年5月7日因病逝世，为党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袁纯清在讲话中说，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赵伯平同志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那坚定的革命信念，崇高的革命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袁纯清指出，我们纪念赵伯平同志，就是要大力弘扬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继往开来，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我们要以振兴陕西为己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团结一心，努力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各项任务，为实现建设西部经济强省的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
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及赵伯平的战友、同事，部属和亲属70 多人参加了座谈会。（孙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