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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仲翔同志遗像（1944—2022）享年78岁
新红网讯（记者陈龙狮）根据徐世刚的短信获悉，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的次子万仲翔同志，因心脏病突发医治无效，于2022年11月7日下午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根据公开消息，万仲翔同志于1944年出生，曾任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办事处主任。晚年热心公益，长期致力于助教及扶贫等公益项目。
根据徐世刚的短信得知，亲属将在11月8日至11月10日在家中设置灵堂缅怀吊唁。
附件1：万里同志生平
新华网北京7月22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7月15日12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万里同志，原名万明礼，1916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一个贫民家庭，早年在家乡接受小学和初中教育。1933年秋考入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36年夏，万里同志从师范学校毕业，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东平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以教学为掩护，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发展地下党员，播撒革命火种。1937年10月，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万里同志组织筹建了中共东平县第一个县级组织——东平县工委，并担任书记。其间，他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小组，发展“民先”队员，成立抗日团体，创办抗日报刊，积极组织人民群众团结抗日，有效地扩大了党的影响。1938年5月，万里同志任中共泰西特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后任泰西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参与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1939年冬起，万里同志历任中共鲁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冀鲁豫区第二、八地委副书记。1940年4月，任冀鲁豫边区运西地委副书记，同年11月，任地委书记。在敌后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万里同志领导当地军民反“扫荡”、反“蚕食”，广泛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创建并坚持了运西抗日根据地，为冀鲁豫地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万里同志历任中共运西地委书记，中共冀鲁豫区委委员、运西东（第七）地委书记，积极组织运西地区人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开展武装自卫斗争。1947年7月，任中共冀鲁豫区委秘书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为迎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南，他参与领导冀鲁豫区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组织生产、支援前线，为实现解放战争的伟大战略转折作出了贡献。1948年1月，万里同志参加冀鲁豫区整党工作。整党结束后，他到黄河以南地区，参与领导当地军民为巩固、扩大解放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万里同志历任南京市两浦区军管分会主任兼区委书记，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副主任、经济部部长、建设局局长。同年秋，随第二野战军挺进大西南。新中国成立后，万里同志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这一时期，他重视工业生产，鼓励发明创造，推进工厂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当地工业发展道路，为西南地区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2年11月，万里同志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55年4月起兼任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党组书记。1956年5月，城市建设总局改为城市建设部，万里同志任部长、党组书记。其间，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加强和改进城市规划工作，反对城市建设中的急躁冒进的倾向。他强调城市建设要同工业建设及其他经济文化建设相协调，并深入基层指导实践，为推进“一五”时期的工业建设和重点工业城市有计划有秩序地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万里同志是新中国城市规划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58年3月起，万里同志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在北京市工作期间，他曾协助周恩来总理负责国庆10周年献礼工程建设，呕心沥血，迎难而上，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仅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圆满完成人民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任务。“十大建筑工程”的设计标准、建筑艺术、施工质量和速度都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充分赞扬，夸赞他为“别人日行千里，而你是日行万里”。
1971年3月，万里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副组长。“文化大革命”中，万里同志受到严重迫害，被监护审查。他坚持原则，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以实际行动进行了积极抵制和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1973年5月，万里同志解除劳动改造，恢复工作，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委员、副主任。他提出一定要把首都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并敏锐地提出了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主张和措施。
1975年1月，万里同志任铁道部部长，后任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组长。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实行全面整顿、把铁路系统作为整顿突破口的主张，认真贯彻落实整顿的方针，深入调查研究，针对铁路系统存在的问题，提出实现“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的目标，坚决反对和制止派性，坚持整顿领导班子、健全规章制度、狠抓铁路运输秩序，迅速扭转了铁路系统的混乱局面，使陷于半瘫痪状态的铁路系统焕发了生机。1975年底，在“四人帮”肆虐之下，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全面整顿被迫中断，“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万里同志再一次被打倒，持续9个月的铁路系统整顿工作也随之中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万里同志再次恢复工作，1977年2月，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同年6月，万里同志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轻车简从，深入基层，走乡串户，体察民情，仅用三四个月时间，就掌握了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情况。面对十年内乱造成的严峻局势，他采取果断措施，全面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较快地解决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许多重大问题。他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农民疾苦，以大无畏的勇气，打破“左”的禁锢，提出农村工作以生产为中心，勇敢探索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转变农村面貌的新路子。他主持制定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突出强调农村工作的中心是农业生产，必须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他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大力支持、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积极推动全省农业管理体制变革，为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万里同志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他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艰辛和成功的探索。他领导安徽农村改革的功绩，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全省人民的普遍赞誉。当时在安徽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要吃米，找万里”。邓小平同志曾经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
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万里同志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3月，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4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林水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工作；8月，兼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1年3月，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1982年2月，兼任中央绿化委员会主任委员。1983年7月，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同年8月，兼任国家人防委主任；9月，任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10月，兼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退伍军人和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领导小组组长。
万里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骨干。在分管农村工作期间，他注重调查研究，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多次组织农口广大干部奔赴全国各地，了解农村情况，倾听农民意见。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科学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村改革全面深入发展。他提出要改革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发展商品生产，肯定“包干到户”是党领导下的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运用。1982年至1986年，他领导起草了5个中央1号文件，经中央研究批准后下发，推动了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他还提议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管理体制长期不变写进宪法。万里同志高度重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出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要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生产、普及教育等途径，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除农村工作外，万里同志还参与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推动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其他各方面改革。他认真总结运用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坚持把转变机制、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注重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他强调要尊重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的正确主张，提出要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他积极探索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支持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强调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是我们国家的一件根本大事。他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同志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同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他强调要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提出要把“保证和促进改革”作为人大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为人大的中心任务。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主张通过改革一步一步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向制度化、法律化。他高度重视立法工作，强调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加强立法工作，加快经济立法，保障改革和建设的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在他主持下，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86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产品质量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工会法、著作权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一系列对我国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还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组织起草并提请审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把“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国家对香港、澳门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他高度重视人大监督工作，提出要把对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明确执法检查是人大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形式。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期内，共对31件法律和6个决定的执行情况组织开展了53次执法检查，对促进法律的实施起到了积极作用。他高度重视反腐败问题，提出要加强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权，支持监督部门、司法部门工作，坚决惩治各种腐败行为。他高度重视人大自身建设，强调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继续健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完善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制度以及人大议事程序，制定了代表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委员长会议议事规则等重要法律制度，有力地促进了人大工作规范化程序化。他坚决维护党和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1992年10月，根据党的十四大重大决策精神和我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万里同志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主张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载入宪法。他亲自主持宪法修改小组工作，经过认真调查和慎重研究，领导起草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并于1993年3月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1993年3月，万里同志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坚决拥护支持党中央的领导，严格自律，对改进党的作风、惩治腐败坚定支持，积极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万里同志是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万里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充满信心。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万里同志一生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坚持原则，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他善于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身体力行，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工作作风踏实。他襟怀坦白，清正廉洁，团结同志，深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爱戴。
万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万里同志永垂不朽！
附件2：父亲要求所有孩子一律不许做生意
万里同志一家
万里同志于2015年7月15日12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本文为万里之子万仲翔2010年发表的文章《父亲万里》
父亲万里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万里是一个典型的有血性的山东汉子，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几乎没有城府，不会八面迎合，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父亲是一个实干家，干起工作来不要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后果。父亲是一个对党对人民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家。
我们小时候，父亲工作特别忙，所以极少过问我们的功课，也少有与我们平等对话交流思想的时间，但父亲仍然给我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象。岁月蹉跎，流年似水，这么多年过去，有些事情仍能十分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父亲朝我发火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气势如虹，横扫千军如卷席，迅速解放了大西南。父亲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驻重庆，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我们全家跟随父亲来到重庆。
我们家和重庆市几位领导同住在市中心一幢庄园式建筑中，位置极佳。花园很大，还有大阳台，可俯视山城景色，高堂大屋还装有彩色玻璃。有一天，我和哥哥妹妹上阳台玩耍，我们这群从农村根据地来的孩子看到阳台上有些鹅卵石堆放在角落，就玩起了投石子游戏，看谁投得远。正投得起劲时，楼下突然传来哭声。原来，墙外是条小街，石头把在楼下行走的一个小孩的头打破了。一群路人和家长带着头破血流的孩子找上门来。大事不好，吓得我们几个赶快下楼找地方躲藏起来。
那天父亲正好在家，他接待了找上门来的群众，先赔礼道歉，又立即派人用车送被砸破头的孩子去医院。
送走了群众，父亲回屋找我们问罪。我们躲在奶奶屋中不敢吭声，父亲破门而入，怒吼道：“你们敢拿石头打老百姓？这是仗势欺人，欺压老百姓，这还了得，不成了国民党了！”
父亲挥起的拳头被奶奶拦下。奶奶对父亲说：“小孩子不懂事，你别发那么大火。要打，让我来打他们吧！”
奶奶推走父亲，把门关上，在我们每人身上拍打几下，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能这样不懂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打死人是要偿命的。”
我哭着说：“我们没想打人，只是扔石头玩呢，看谁扔得远。我们不是故意的，下次再也不扔了。”
晚上，奶奶说不要哭了，给了我一根甘蔗，叫我到楼下饭厅吃饭。我一下楼，正碰见父亲朝我走来。我见他横眉冷对的样子，以为要打我，谁知这次他没有挥拳，却飞起一脚踢断了我手中的甘蔗。我吓得面如土色，转身就跑。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经历的父亲发火事件。父亲、母亲都是老师出身，平时不讲粗话，也没动手打过我们，这次是真发火了。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说：“仗势欺人，欺压老百姓，这还了得，不成了国民党了！”
别看父亲发起火来很厉害，其实他是很疼爱我们的。在重庆时，我面色发黄，有人怀疑我有肺病。有一天，父亲对我说：“我去北京开会，你跟我去北京，检查检查身体。”
于是，我就有了第一次坐军用飞机的经历，也有了第一次泡浴缸澡的特殊感受。
到了北京，父亲去会议驻地开会，把我放在西单皮裤胡同的西南驻京办事处主任鲁自成的家中。他们一家人都对我极其热情，待若上宾。也是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在大浴缸泡澡的滋味。泡在浴缸的热浪中，我想了很多，想起农村根据地的艰苦生活，想到父母、兄弟妹妹和奶奶，我突然大哭起来。鲁家一家人以为哪里怠慢了小客人，一时不知所措，其实是处于这种无限温情中，使我想家了。
我和哥哥的高消费
1952年，党中央决定撤销五大中央局，当时有“五虎进京”之说（即五大中央局书记都调入北京中央工作）。1952年年底，父亲也被调入北京，任中央建筑工程部第一副部长，当时部长是陈正人，副部长有3名，即万里、周荣鑫、宋裕和。
1953年1月4日，中央派了一架美式军用运输机来接父亲等人赴京上任。上午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前往北京，机上坐了两家人，一是被任命为国务院（当时叫政务院）副秘书长的孙志远一家，包括冯秘书及工作人员；另外一家就是我们全家八口和工作人员。两家人整整坐满一架飞机，那时，飞机一天还飞不到北京，要在武汉加油，停留一天。1月4日晚上到达武汉，我们两家下机后在汉口德明饭店住了一晚。
1月5日中午，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北京刚下了一场雪，遍地雪白。雪后天晴，蓝天白云分外妖娆，北京实在太美了。我们从西南来，只见过重庆的大雾，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雪。乍见白雪铺满大地，我们惊呆了，真想摸摸雪，看看是什么感觉。当车子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见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天空中白鸽飞来飞去，带着优美的哨声，如同进到仙境一般。
我们住进了东城和平宾馆，在电梯的眩晕中开始了北京的新生活。
到北京后，我和哥哥被送进北京育才小学读书。学校在先农坛内，出东门是先农坛体育场，解放军高射炮兵部队也在体育场内布阵。1954年1月8日，星期五下午，我在高射炮兵阵地上进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万家第一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星期六回到家里（我们平时住校），父亲和母亲看见我戴着红领巾回来也颇为兴奋。他们有言在先，谁先入队就给谁买冰鞋。
星期日一早，父亲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妹妹一起去东四人民市场买冰鞋。我兴高采烈地选中一双北冰洋牌冰鞋，价钱25元。父母将要付钱时，我看见哥哥在一旁站着低头不语，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手中的冰鞋—哥哥比我大1岁，在育才小学和我同级，因战争年代颠沛流离没有条件读书，被耽误了一年。看着哥哥尴尬不安的神情，我马上对父母说：“给哥哥也买一双鞋吧，鼓励他早日入队。”
父母相视一笑，马上就说：“咱们给老大也买一双吧！”于是又给哥哥买了一双同样牌子的冰鞋，共花了50元。当我们背着冰鞋回到学校，在学校的冰场上奔驰时，是多么高兴和自豪啊！哥哥加倍努力，很快也戴上了红领巾。
当时没有感到父母为培养我们而投重金的用心良苦，以后从家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上，我们才体会到父母为了培养我们而不惜工本的苦心。
奶奶朝父亲发火
年少不更事，不知道50元对父母来说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那时刚由供给制转为工资制，父亲是部级干部，母亲是处级干部，他们每月工资也不太高，要养活全家8口人，还要补助生活更加困难的穷亲戚们。全家平时也是节衣缩食，我们穿的衣服也是补丁摞补丁，大的穿完小的穿，一到月底经常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是父亲和奶奶之间的一场严重冲突，才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那时我们全家住在东城区演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父母住北屋，有两间小卧室，一间客厅。
南屋有两间房，一间奶奶住，一间工作人员住。我们平时住校，星期六回家后“打游击”住，有时在奶奶屋里挤，有时在北屋大客厅打地铺睡。
一个星期天，奶奶来到客厅，对着父亲大吵起来：
“万里，我不是人啊？你那屋装了窗帘，为什么不给我这屋装？”
原来，公家为父亲住的北屋装上了窗帘，南屋没有装。奶奶发现了，就找父亲责问。
父亲说：“国家困难，我怕公家花钱太多了，所以没叫他们给你那屋装。”
奶奶又说：“那你没有津贴呀？你用津贴给我买嘛！”
父亲无言以对，连声允诺，赶快用自己的工资为奶奶的房间安上了仅有一层白布的窗帘。
看到这一情景，我感到十分羞愧，真不该叫父母给我们买冰鞋，用这钱给奶奶买窗帘多好啊！这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看见奶奶对父亲大发脾气，责怪父亲。从此，我再也不要求父母为我们买东西了。
阻止姑姑提拔
父亲做事很极端，不留余地，常常使人感到有些绝情。这也许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革命者的共同特点。
我大姑万云从小在根据地长大，受父亲影响，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解放大军进入大西南重镇重庆后，被党团组织选中，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团校学习深造。
这是苏共培养共青团高级干部的专门学校，团校的学员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经战争考验的优秀青年，毕业后分配到共青团组织中做领导工作。团校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中国共青团的领导干部。由于都是调干生，又是留学生，当时中苏关系很好，故生活待遇很高，每月发1200卢布生活费，相当于苏联的高干待遇。经过几年学习，大姑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分配到共青团中央工作。那时父亲已调到北京建工部工作。大姑到团中央上班不久，父亲就找她谈话，认为她在团中央机关工作高高在上不好，应该到工农中去，与工农相结合，到基层工作，更有利于她的思想改造。
在父亲的干预下，大姑离开团中央，调入北京国棉二厂做工会工作，长期和工人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姑从机关下来毫无怨言，默默工作，无私奉献，获得了工人的好评和党委的信任，先是当了厂工会主席，后又担任了厂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沾了父亲这个“黑帮”哥哥的光，又执行了党交给的“四清”特别任务，大姑被江青点了名，因此被造反派斗得死去活来，险些精神失常。但在工厂劳动扫厕所期间，工人私下安慰她、鼓励她，她坚强地挺了过来。父亲被解放后，大姑也恢复了工作。她在工作中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经过几年努力，大姑不仅恢复了原来的职务，还具备了提拔的条件。北京市纺织局的领导找到父亲，对他说：“万云同志表现不错，我们准备提升她为纺织局副局长，你看怎么样？”
父亲听后，马上一口回绝，说：“万云不够格。比她优秀的人多的是，还是先提拔别人吧，万云需要继续锻炼。”
局领导相当重视父亲的意见，认为父亲不同意就算了。父亲的一句话就中断了大姑的晋升。许多年后，组织上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大姑才被提拔，当上副局长，临退休也不过是个局级干部。人们常说“朝中有人好做官”，但在父亲这里就不灵。他这里是“朝中有人难做官”。
哥哥下乡劳动10年
父亲平时几乎不管我们，很少检查过作业或过问我们学习之事，大概连我们读几年级都不知道。但他教育我们要多读书，还规定了一些古典文学书目让我们在暑期阅读。他认为孩子们要以学校教育为主，家庭教育为辅，所以对我们的方针是：小事不抓，出事大训。
我的大哥伯翱从小聪明顽皮，生性好动，爱运动，在中学打乒乓球曾获得二级运动员称号。大哥爱交朋友，小学时就成为孩子头，不少人愿意跟随他，围着他转，跟着他玩；也有不少小朋友到家里来找他玩，有时也在家里吃饭。奶奶经常说他：“你横拉骡子竖拉驴，满眼尽朋友。”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大哥有时会犯些儿童难免的错误。如果被父亲抓住，一定要召开家庭会议。主要教育大哥，全体孩子陪听。
大哥17岁时，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父亲坚决响应号召，决定让读了高中的大哥去农村劳动。临行前，父亲召开家庭会议，特别真诚地对我们说，你们要认真改造思想，当合格的革命接班人，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只有和工农相结合，才能有出息；农村是广阔天地，一定能大有作为。还说，高尔基也没上过大学，最后当了文学家。极少题字的父亲最后还给大哥写了8个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
大哥到河南西华国营农场当了一名园艺工人，开始了自力更生的生活，一干就是10年。那时他每月工资26元。第一个春节，大哥想回京过年，父亲坚持让他在当地与群众一起过年。当时，农场的人都各自回家过年，食堂也不开伙了。风雪交加，没有一个亲人在跟前，真不知大哥是怎样度过这个艰难的春节的。
后来听大哥说，春节期间他住的房子被大雪压塌了，差点儿把他砸死。奶奶想孙子流泪不止。我和大哥从小一起长大，从来没有分开过，看着大哥留下的空床，想着他独自的凄苦和无望的前景，我每次给大哥写信都泪流满面。然而，父亲还是让大哥坚持住。
大哥终于坚持下来了，在农村劳动整整10年，不怨不悔，无私奉献，还成为全国知识青年学习的典型人物，受到周恩来总理表扬。由于表现出色，他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又被部队选中入伍，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军官。又经数年，调入北京炮兵某部工作，这才回到离开20多年的北京。
大哥在河南待了20多年，大嫂在河南郑州铁路局工作，为解决大哥大嫂两地分居的实际困难，有热心人帮助大嫂及孩子，通过组织联系调到北京铁路局工作。一切都已联系妥当，只差一纸调令。就在这时，铁道部的一位副部长向父亲汇报工作时说：“我们准备把您的儿媳妇从郑州铁路局调到北京铁路局工作，解决一下他们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
听到此话，父亲马上斩钉截铁地说：“在郑州铁路局工作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都要往北京调？都来北京，郑州的工作由谁来做？夫妇分居两地的又不是只有他们，先解决别人的困难吧！我的意见是不要调，谁调她来谁犯错误。”
父亲时任铁道部部长，说话权威。他的一句话就吹掉了大嫂进京的美梦。大嫂在郑州工作多年后，自己想办法调到深圳，读了大学，分配了工作，至今也没有进京。
我们家的非党群众
父亲当了副总理后，对家庭的禁令就更多了。他曾对我说：“通过你们办事，能成的也不能让它成。如果都成了，你家就成衙门了。”
不过也有破例的事情。林彪集团重要成员邱会作有一个儿子叫邱路光，在部队表现不错，邱会作出问题后，部队让邱路光复员。他从北京参军，根据政策，复员回京应不成问题，但因他父亲的问题，北京方面不敢接收。邱路光复员后无法上户口，无法安排工作，生活也没着落。邱路光找到我，说出他的困境，希望我父亲能解决他的问题，给一条生路，并写信给父亲让我转交。我斗胆冲破禁令向父亲反映了邱路光的情况，递上求救信。没想到，父亲看信后很快就作出批示，让有关部门解决，还说：“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共产党不能搞株连。”有关部门接到父亲批示，很快就为邱路光办了户口手续并安排了工作。
父亲当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之后，对我们要求更严，所有孩子一律不许做生意 。父亲从不护犊，我们如果有违规犯法的事情，肯定是罪加一等，严加惩处。我当时在中信公司法律部当律师。有一次，父亲在中央的一份有关治安的简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广东有一犯人交代，某年某月某日，在广东某宾馆，他给了赵紫阳的儿子、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的儿子及万里的二儿子每人5000美元。这本来是件无中生有的事，某年某月某日我根本不在广东，更不知道某宾馆在何处，当时我还不认识赵紫阳和荣高棠的儿子，我也不认识这名案犯。
别人的两位家长可能问过儿子，知道根本没有此事，因此不加理睬。唯独我父亲，不找我核实，大笔一挥要求严查我，并加上“如情况属实严办”等词句。
我们单位领导很重视此事，由党委书记、部长唐克亲自挂帅主持严查，找我谈话了解情况，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甚至把我的照片拿去让犯罪分子辨认，把我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照片放在一起让他指认谁是万老二。
他根本不认识我，也不知我叫什么名字。经过严格的调查取证后，终于洗清了我的罪名。单位将调查情况及结论材料上报中央，父亲得知后才没有对我再加追究，也不解释，不了了之。我终生感谢唐克部长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使我蒙冤。
三妹淑鹏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某单位工作。她工作努力，认真负责，颇得领导赏识。单位领导想培养她入党。可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太深，她对政治不感兴趣，表现虽好，但也没有申请入党。有一次，单位领导进行家访拜会父亲，他们对父亲说：“小万在单位表现不错，虽然还没有写入党申请书，但我们想将她作为发展对象培养她，让她早日入党。”
父亲听后，很平静地对他们说：“不要培养，我们家多一个非党群众也好嘛！”
淑鹏的领导听后一脸茫然，不解其意。淑鹏的领导以后再也没有培养淑鹏，淑鹏始终没写入党申请书，父亲也始终没有过问。淑鹏直到退休还是个白丁，始终没有入党。
淑鹏后来问过父亲，怎么从来不问她关于入党的事。父亲对她说：“参加革命入党要靠自觉，我问你干什么呢？”父亲当年是自觉参加革命，主动找党的，他不懂入党还需要人特别加以培养和提醒。
消息来源：澳门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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