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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东

摘  要  张思德精神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既有丰富的内涵，又有独特的历史渊源和时代价值。张思德精神的形成之期早于党的宗旨的确立之时，张思德精神并不完全等于党的根本宗旨，其形成标志有着明确的史实界定。在新时代的今天，解析张思德精神之丰富内涵，探寻张思德精神之形成之源，感悟张思德精神之当代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张思德  张思德精神  当代价值

 2021年9月29日，张思德精神被纳入第一批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唯一一个以人名命名的伟大精神，成为激发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踏上新征程的精神动力和永恒不变的行为准则。在新时代的今天，解析张思德精神之丰富内涵，探寻张思德精神之形成之源，感悟张思德精神之当代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和战友一起烧炭的张思德（左）（图片来源：新华社）

一、张思德精神的丰富内涵

张思德精神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具有丰富的内涵。张思德精神因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而生，因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一次讲演而成，因党的根本宗旨的确立和《为人民服务》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而铭。张思德精神体现的是党的根本宗旨，但不完全等同于党的根本宗旨，其形成之期先于党的根本宗旨确立之时，其形成标志有着明确的史实界定。

（一）忠实、完全彻底地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张思德赋予了张思德精神的基本内涵

1.张思德是一个忠实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共产党员[1]。

张思德在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面前，最大的特点就是“忠”与“实”。

张思德之“忠”，表现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张思德自参加革命以后，经历过保卫苏维埃的残酷血腥战斗，经历过三次过雪山草地的生存绝境考验，经历过反张国焘分裂斗争的生死存亡考验，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哪怕是生死存亡的考验，从不退缩、不畏惧，自始至终信念坚定，忠贞不移，永远跟党走。他服从安排、听党指挥，组织无论安排他到什么岗位、干什么工作，他都不讲任何条件，需要他当班长，他就认真负责地当好班长。部队整编他由班长改当战士，他毫无怨言，他认为“党让干啥都是革命工作”。

张思德之“实”，表现在工作干在实处，为人忠厚诚实。张思德每干一行都是用尽全力干到最好，都是先锋和业务能手。在前线战场上，张思德勇猛顽强、机智果敢，被誉为“小老虎”；在后方工作中，张思德勤于研习业务，被誉为“草鞋师傅”“烧炭师傅”“枣园的哨兵”等称号；在生活中，张思德“即知即行”，服务群众，乐于助人，关爱同志，被亲切地称为“老张同志”“老班长”。张思德身上体现出的是一种革命的实干精神，彰显了他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完全性与彻底性。

2.张思德是一个完全彻底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共产党员。

1944年9月21日，《解放日报》报道了毛泽东同志参加张思德追悼会的相关情况，通讯中讲道：“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这个团体，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中的一个”“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张思德同志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榜样，秉承他的遗志更加努力地干下去。”这里介绍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这支队伍的目标宗旨是什么、为谁而革命工作、怎样革命工作等问题阐述至祥，用“完全”“彻底”两个词语强调我们共产党这支队伍革命工作的纯粹和深透，补充张思德同志只是其中之一，充分肯定张思德为人民利益服务的精神是完全彻底的。同时，也是张思德精神基本内涵原生形态的表达，即完全彻底地为人民利益服务的精神

3.张思德是一个为人民利益而勇于牺牲的共产党员。

1944年9月21日，《解放日报》第2版刊发题为《纪念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的通讯文章指出，“张思德同志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精神，在每个战士、事务人员及干部的身上存在着。”这是“张思德精神”的首次表述，毛主席在这里再次强调张思德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精神表现的不是张思德个体，而是我们共产党这个队伍群体。让人十分感触的是张思德牺牲之场景，窑洞崩塌之前，张思德推开了小白，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牺牲了自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牺牲精神？是为了人民、为了同志而勇于牺牲的一种精神。为此，再现张思德精神基本内涵的又一原生形态，即为人民利益而勇于牺牲的精神。

综上所述，张思德精神基本内涵的原生形态包含有忠实、完全彻底地为人民利益服务的精神和为人民利益而勇于牺牲的精神。[2]

（二）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演讲的主旨思想赋予了张思德精神的核心内涵

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演讲的主旨思想成为我党根本宗旨的第一次完整表述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4]党的七大会议第一次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句话写入了党章，其后又被写入了宪法[5]，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定义务。如果说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一次演讲而形成的张思德精神为我党根本宗旨的确立奠定了一块基石的话，那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的讲话则是对这一基石进行了更为深刻的阐述和升华，从张思德个体的精神上升到军队、政党这样的群体宗旨。为此，张思德便成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和我党根本宗旨的形象化身。同时也赋予了张思德精神的核心内涵，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赋予了张思德精神的时代内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我党我军的根本宗旨。此后党的历届领导人也都坚持并不断发展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6]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后来又提出“领导就是服务”的英明论断。

江泽民提出“人民是最高裁决者”[7]、“三个代表”等思想观点，阐述了我们党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胡锦涛提出的“三为民”[8]、“以人为本”[9]等思想观点，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人本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0][11]、“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2]等思想观点，都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各个方面，浓缩为一个词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

综上所述，从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到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是以张思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践行我党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内涵的张思德精神的时代要求。

张思德（图源：解放军报）

二、张思德精神的形成渊源

张思德精神的形成渊源与它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不仅与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日臻成熟和党的根本宗旨的确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还与延安时期的时代特征、陕甘宁边区特定环境、延安时期党群关系等方面密切相连。

（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为张思德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

从党的建设上来看，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为张思德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张思德的牺牲正处于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同时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也正在召开，通过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这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总结20多年的历史经验教训，教育全党干部群众，统一思想认识，以其独特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打下雄厚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也为张思德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

从军民党群关系上来看，军民党群关系不融洽的历史背景为张思德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在党政军内部，由于军阀主义、本位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泛起，党政军内的部分干部遇到困难和挫折，不去从主观方面找原因，不去积极地想办法、调整政策，反而误解当地群众，从群众中去找原因，则在工作态度上表现为蛮横武断、方式粗暴、骄傲自满，打骂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等事件时有发生，部分干部忘记了过去红军的优良传统，丧失了革命军队的品质。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为张思德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从国内外形势上看，国内外战争形势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历史背景为张思德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1943年到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世界各大主战场均取得转折性战略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国民党战场东线豫湘桂等诸多战役失败，造成国民党统治摇摆不定。面对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目标即将实现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急需解决和回答“中国共产党要到哪里去”“为了谁”的根本问题，这为张思德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

（二）毛泽东对我党我军根本宗旨认识的不断深化是张思德精神形成的思想政治基础

毛泽东一直在思考我党我军的政纲（宗旨）是什么，也一直在思索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句最能体现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我党我军立宗立旨、作宪垂法。

1.从孙中山首次提出的“三大主义”[13]到国民党宗旨“三民主义”的转变，催生毛泽东对我党我军宗旨横向比较的思考。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石上相同”[14]。受其孙中山“三民主义”影响，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后也提出过湖南劳工会的“宗旨”——“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15]，但在建党初期处于零经验的工人运动受到军阀的镇压和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所提出的“宗旨所在”也未能成为革命的宗旨。

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党内、军内弥漫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现实问题，迫使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和我党我军根本宗旨理论逻辑、现实逻辑的探寻与思考。

大革命失败前后，不少人对于“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表现出悲观的思想和情绪。毛泽东深入研究革命形势和红色政权理论，1928年10月和11月分别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和军队的宗旨，从根本上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反击敌人的第三次“会剿”出击赣南期间，发布了由毛泽东和朱德联名签发红军的革命政纲或者说革命宗旨《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明确指出“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认为“民权革命”并不是他一直所要表达或概括的宗旨之意。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没有发布具体的政纲（从前发布的政纲如四言布告等均不具体）”“发布一个具体的政纲，名曰红军政纲”“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政政治机关会衔发布”等，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以前所发布的政纲均不具体。由此可见，毛泽东一直在思索、一直在寻求一个具体的、有代表性的政纲或宗旨，要向我党我军交待、要向人民群众发布，我党我军宗旨的思想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不断充实和深化。

3.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致使毛泽东对我党我军宗旨的思想越来越明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我党我军的宗旨也随之而发生变化。在这期间，毛泽东提出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陕公的宗旨”“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16]，后来又提出过“抗日救国”的“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17]。为此，我党我军的宗旨正向一个词“为人民服务”高度聚焦。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这标志着我党我军根本宗旨的确立，也标志着毛泽东对我党我军宗旨思想的认识基本形成。

（三）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日臻成熟，是张思德精神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

毛泽东青年时期从结识“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18]到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19]为朋友，不难看出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革命宗旨就有一定的认识，明确提出“为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革命思想。1925年12月，毛泽东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20]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21]等思想观点，强调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正面回答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是谁、为了谁等问题。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四个就得”的思想观点，强调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中，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22]，阐明了革命队伍的出发点和宗旨观。1938年3月16日，《救亡日报》记载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洛基谈话时说：“我们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努力是永远不变的……我们的工作不是享乐，而是为大众服务。”

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评价陈伯达的文章《孔子的哲学思想》时谈到，孔子的知是“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是勇于为人民服务的”[23]。同年12月，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提出要多方吸收知识分子，“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24]。二十天后，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强调，“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25]。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6]。1941年11月，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27]。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8]。1943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边区群众工作的指示》中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党，没有任何私利，党政军民的党员干部是为群众办事的公仆[29]。1943年6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决定中，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著名论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群众观点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30]。

毛泽东原来从个体为大多数人服务，逐渐向大多数人乃至一个政党为大多数人、为群众、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思想的转变，再到毛泽东“群众路线”观点的提出，毛泽东对“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的答案正在向“为人民服务”这个词组聚焦，直到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著名演讲，铸就了张思德精神的形成，也标志着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

张思德的牺牲是偶然的，但毛主席要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倡导推广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去，却是必然的。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掌控时代脉搏，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声情并茂地即兴演讲，及时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谁、到哪里去”的问题，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深刻地诠释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内涵的张思德精神。

张思德画像（图源：共青团中央）

三、张思德精神的当代价值

张思德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我军根本宗旨的溯源“二维码”，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遗产。张思德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瑰宝，不仅对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提升思想境界、强化实干担当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而且对广大人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思想道德品质、弘扬无私奉献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

（一）普世价值维度：张思德精神为当今世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提供政体本源思考和实践经验借鉴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紧张和阵营对抗的国际局势风云诡谲、复杂多变，全国政治格局正在被重塑，人类文明与和平发展正面临着各种挑战。2023年遍布全球的战争冲突不断发生，从俄乌战争到以哈冲突再扩展为巴以冲突，从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交火到苏丹武装冲突，从拉丁美洲毒品战到缅甸内战，从阿富汗武装冲突再到也门武装冲突等等，这些冲突使得许多人被迫离开家园，陷入混乱，横尸遍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哀嚎不断，民不聊生。安全与稳定是人民生存发展的可靠保障，和平与发展是人类幸福生活的永恒期盼。世人看当下，当下看中国。面对这些冲突，世界多国政党和政要在纷乱的思潮中思考着政党的作用与宗旨“为了谁”、人类的文明与未来“是相互冲突还是交流互鉴”、中国的经验与启示“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性问题是必然还是偶然等等问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与为人类服务思想成为了时代的主题。

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首次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在其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之中。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的又一重要思想，不仅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天下情怀，还体现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大国担当，这为当今世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张思德精神，无论时间、地点和文化背景如何，都应是普遍适用的理论思想和道德原则，为当今世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提供政体本源思考和实践经验借鉴。

（二）国家价值维度：张思德精神为当今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宗旨思想引领和充足源头动力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指引和激励下，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取得的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品格，说明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和人民性。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张思德精神的显著特征。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基本内容和核心价值，也是张思德精神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升华。张思德精神的本质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怎么做”等根本性问题，这正是我党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党之初心与使命的集中体现，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进伟大的事业。百年大党、民心所向，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彪炳史册、历史辉煌。历史雄辩地证明，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内容的张思德精神对国家价值的体现越来越凸显，必将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永恒的宗旨思想引领和充足的源头动力。

（三）社会价值维度：张思德精神为当今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思想道德滋养和正确价值导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革命文化价值观的综合集成，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张思德精神的具体反映。党的十八大报告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张思德精神的实质和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主体是人民群众，客体是个体或群体的党员干部，思想态度是全心全意、完全彻底的，思想动机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与我党的初心和使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党之初心与使命的具体反映是中国共产党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社会主义合格公民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这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写照，同时也说明了张思德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精神来源。

张思德的一生是与人民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一生，乃至为人民利益工作而殉职。说到底，张思德精神就是以人民的立场为根本立场，以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根本使命，以人民的利益和满意为最高标准，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这既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们党奋斗的最高价值目标。在我们身边像张思德这样一心为民的共产党员是数不胜数，如雷锋、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黄文秀、张桂梅等一个又一个优秀共产党员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在普通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践行着党旗下的铮铮誓言。

张思德精神是无产阶级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尚精神境界的一个缩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来源。张思德精神对引导社会形成基本的思想道德规范、共同的理想追求和坚实的精神支柱具有强基固本的作用。

（四）个人价值维度：张思德精神为共产党员筑牢理想信念根基与锤炼坚强党性提供鲜活生动素材和强大精神支撑

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塞涅卡曾说：“真正的伟大，即在于以脆弱的凡人之躯而具有神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这句话很适合张思德，一个极其普通又极其平凡的战士，在平凡而又普通的工作岗位上，矢志不渝地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直到以身殉职。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张思德“完全、彻底地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普通与平凡，铸造了伟大的张思德精神，成为我党根本宗旨的思想之源。张思德精神是建党精神的传承，是中国革命的红色符号，更是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的精神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31]。张思德精神的本质属性是人民性，张思德精神体现了党性修养的本质内涵。张思德精神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党性哲理，彰显着党与生俱来的精神品格，是我党根本宗旨的根和魂。张思德穷其一生，“党叫干啥就干啥”，听从组织安排，服从革命需要，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工作任务，总是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此乃党性之思想政治修养表现；张思德倾尽毕生，处处关心他人，长征途中搀扶战友背包又背枪，荣校护理端屎端尿又送汤，遇见百姓挑水送肉巴心巴肠，此乃党性之思想道德修养表现；张思德尽其平生，遵规守纪，事事争先锋，样样作表率，此乃党性之工作纪律修养表现；张思德勤其终生，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为了革命流血又流汗，保卫延安送信又烧炭，此乃党性之工作作风修养表现。

共产党员讲党性，表现出来的是言行、是作风，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理想信念，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张思德之表现，之精神，为共产党员筑牢理想信念根基与锤炼坚强党性提供了鲜活生动素材和强大精神支撑。

伟大的精神，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事业，需要无数个“张思德”；伟大的精神需要永久传承！

注释：

[1] 1944年9月21日，《解放日报》第1版刊发题为《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 毛主席亲致哀悼——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是死有重于泰山》的通讯文章指出，张思德“是一个忠实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共产党员”。

[2] 赵耀宏著：《延安精神及其当代价值》，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5] 《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6] 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48页。

[7] 江泽民：《做一个新时期合格的领导干部》，1995年6月30日，《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8] 胡锦涛：《为民、务实、清廉》（2003年10月14日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胡锦涛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页。

[9]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1日，《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32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89页。

[11] 习近平：《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突出重点》，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著作选编》，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20页。

[1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著作选编》，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82页。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8页。

[1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9页。

[15] 毛泽东：《所希望于劳工会的》，1921年11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16] 毛泽东：《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1938年3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04页。

[17] 毛泽东：《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1938年4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16页。

[18] 《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19] 《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20] 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最广大的同盟军。

[21]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22]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23] 《毛泽东书信选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24]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页。

[25]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

[2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27]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28]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4、855、856、857页。

[29]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边区群众工作的指示》，1943年5月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6、307页。

[30] 《毛泽东年谱》中卷（1944年10月14日），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页。

[31] 习近平：《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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