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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王有轩的家风
发布人:彩虹   更新时间:2024-10-03    点击:187153次
  

王放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习近平

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母亲是一个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父亲是一位西北老红军,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母亲是一个追求进步的女学生,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我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我出生在1949年2月,父母亲给我取名叫王放,就是叫我永远纪念解放的日子,永远忠于党和国家,永远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一、父亲走上了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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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1916年6月生于陕西户县牛东村,八岁开始上学,但是只上了四年私塾,就因家贫辍学了。1933年春,父亲为了葬埋母亲,卖身参加了国民第十七路军。这是杨虎城的部队。在西安绥署军法处执法大队当兵,随后升为副班长,被调到省党部专门关押政治犯的执法大队看守所当看守。1935 年秋,看守所来了一些特殊犯人,是一批年轻的积极要求 抗日的学生(政治犯),因为父亲也是穷苦出身,也是积极要求抗日的,一来二往,他对这些犯人产生了同情心,就偷偷承担了狱中的这些犯人向外传递书信的任务,他们因为父亲送出了消息和组织接上了关系,被设法营救了出去,然而父亲送信的事情被敌人的侦缉员发现,打了四十军棍以示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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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春父亲从执法队调离到杨虎城部孔从洲警备旅当文书,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抗日民族解放先锋 队(共青团)。12月12日,父亲参加了著名的“西安事变”,因为表现勇敢,受 到杨虎城将军的奖赏(60个大洋),上交组织。

1937年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了,为了抗日,父亲满怀热情得奔赴了延安,然而在即将渡黄河时,遇到了他此前在执法大队营救出来的同志,经他们介绍辗转来到了陕西泾阳安吴青训班,父亲成为了安吴青训班的第一期学员。这是一所服务抗战、培训青年干部的重要基地,是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和中央团校的前身,被誉为“抗日干部的摇篮”。在青训班学习期间,父亲才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建立起全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2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父亲真正踏上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青训班毕业之后,父亲和安吴青训班毕业的青年(大约80人),又被党组织安排回到了国民第38军(也就是原国民17路军杨虎城将军的部队),开始了长达十多年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

二、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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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1922年8月出生在陕西渭河北岸一个富庶的村庄,外公早年曾跟随同盟会会员拥护和参加辛亥革命,外婆精明能干,在家经营祖产。1936年,蒋介石来到西安,14岁的母亲受堂姐的影响和一批青年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一致对外抗日,蒋介石却命令部队架起机枪向这群无辜的学生开枪,被赶来的张学良阻止,3天后爆发了西安事变。

从此,母亲对国民政府失去了信心,转而开始同情和接触共产党,并在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秘密参加了共青团。

父母亲在西安相识了。一个是追求进步的年轻女学生,一个是有信仰的坚定的共产党员,母亲当时穿着淡蓝色的教会学校的校服,清纯和漂亮,父亲穿一身军装,高高大大,显得非常英俊,彼此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好感和爱慕之心,他们恋爱了。

1944年,国家正在受难,当时家里人已经安排好母亲赴美留学,去美国南部著名“卫斯里女子学院”读书,(宋美龄和冰心)母亲没有拒绝,收拾好行李,却跟随父亲的战友来到了豫西战场(河南西部)。这年4月,在抗击日寇战役的间隙中,将一个知识女性,一个少女纯贞的爱情,献给了一名抗日军人。

当时父亲已经是原杨虎城部第四集团军38军军部的参谋,也是 38 军中共地下党的人事负责人。22岁的母亲,一米七的高挑身材,一身的女学生装束,蓝色的丹士林旗袍,提着小皮箱,站在一米八五的父亲面前,是那样的美丽夺目。所有参加婚礼的军人几乎全部是中共地下党员,战友们送来了脸盆、毛巾、被褥、枕巾,最珍贵的是一条太平洋床单,为这对革命的、浪漫的年轻人贺喜,整个军部都轰动了。新婚后十余天,部队进入战斗,母亲离开了战场,和父亲的战友一起返回陕西,途中遇到日本人的轰炸,母亲看到无数的平民百姓倒在了血泊中,一路上惊心动魄,终于回到了外婆家中。回家后又积极为抗击日寇的38军(原国民第十七路军)购买药材。

四十多年后,有一位在江西九江军分区工作的程叔叔,到西安看望父母亲时,我正在院子里晾衣服,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嫂子,您怎么一点儿都没有变,还跟结婚时一样漂亮”。大家都笑了,我对程叔叔说:“您肯定是把我认成了我的妈妈”。可见当年的父母亲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对新人...

三、孔从洲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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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初,父亲奉中共38军工委书记蒙定军的指示,前往河南巩县,见到了孔从洲旅长交给他工委的信,(故事:正在吃饭、捆绑姚杰叔叔)。凌晨五点,父亲终于在孔的卧室见到他,告知他,敌人藉口让孔的部队去新乡执行“剿匪”任务,并规定只带三天的干粮,重武器和其他物资一律不带。

这个消息使孔从洲大吃一惊,难道敌人是真的要动手了,既然去“剿匪”,却不让带重武器和其他物资,其次,在郑州驻有整编二十七师,距新乡很近,为什么不调二十七师而要舍近求远,从巩县调一个信不过的五十五旅?情况如此反常,其中必有阴谋,部队处境,危在旦夕!绝不能坐以待毙。部队必须马上起义。5月15日,部队起义。

由于孔从洲的起义,父亲暴露了身份,被国民党四处通缉,于是地下党派父亲前往马栏解放区,父亲先去了宝鸡凤翔看望待产的母亲,在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里,父亲只能将母亲托付给了他的战友杨荫东叔叔,战友给母亲送了两只手枪,让她用来换钱,生孩子,父亲临走前却把这两只手枪带到了马栏上交给了组织,他的战友只好亲自来照顾生产的母亲。

四、父亲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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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处于百废待兴中。美帝国主义却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将战火蔓延到了中国的东北。当时父亲在西北第一野战军联络部任敌工科长,还兼任一野剿匪大队政委。父亲当时正在兰州参加剿匪。母亲已经有了三个子女,并且又怀了弟弟和妹妹,作为军人,她毅然送父亲赴朝参战,自己留在后方努力工作,并挑起了抚养子女们的重担。在那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日子里,父亲有时半年没有信来,最长时间8个月没有音讯(故事:找领导),母亲挺着大肚子,依然在后方忙碌着。她是那样的坚强,舍小家为国家。

1952年2月,在西安陆军医院,母亲生弟弟妹妹的时候大出血,大人和孩子几乎都保不住了,父亲的战友王直叔叔首先给母亲输了血,父亲的老上级习仲勋同志闻讯,立即派人为母亲输血,直到血止,并把早产的弟弟妹妹送到保温箱,才保下了母亲、弟弟、妹妹三条生命,事后,父亲从战场上回来,习仲勋曾对父亲提起这件事(故事)。朝鲜战争结束后,母亲又跟着父亲在青岛、天津、北京工作,最终转业回到了西安。

五、父亲和母亲对我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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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亲结婚以后,相濡以沫地度过了57个春秋,不离不弃。受母亲的影响,父亲从一个农民子弟,不断地提高学习文化,自我标榜达到了高中文化程度,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和钢笔字,文章也很好,在我经常写给父亲的信中,他会习惯地为我改好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再重新给我寄回去,而且在母亲多年的熏陶下,父亲改掉了很多粗俗的习惯和骂人的习惯,他变得文明了。

母亲在父亲多年的影响下,她的生活变得简单和简朴了,尤其在文革后,她经常穿一身铁路工作服,忙碌于工作和家庭的琐事之中。1986 年,母亲赴美探望分别了40余年的姐姐、姐夫和弟弟,他们在迈阿密终于见面了,短短56天的相聚,他们一起回忆起外婆外公,好像都回到了孩提时期,(母亲对舅舅说,她和父亲的婚姻是相互影响的...并且说是共产党教育了我,从一个大家闺秀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母亲自小聪慧好学,她很爱读书,在她的教育下,我们也都爱读书,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亚的道路》、《勇敢》、《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古今中外名著,这个习惯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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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大姐大哥年龄相差四岁,自幼父母就把我们送到保育院、保育小学寄宿学习。那时正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轰轰烈烈建设新中国的时代,母亲教育我们要像苏联英雄卓娅和舒拉学习,热爱自己的祖国,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那时候我们家在北京,父母亲在部队上,我们在五一小学读书,它位于北京郊区,每到4月,北京的春天风沙弥漫,经常会有沙尘暴,母亲为及时了解我们兄妹学习情况,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学校,整个人就像一个泥人,老师和阿姨们看到后都很感动。有了这样一个严格的母亲,我们学习怎敢松懈?我们外语学的是俄语,母亲虽然掌握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是她为了督促我们学习,也和我们一起学习俄语,每个字母、单词都记得很牢,甚至学会了俄语歌曲《喀秋莎》,并且和我一起在学校舞台上演唱。

父亲是一位老红军,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从他身上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优良品质。解放后,组织上给他配有专车,他从不私用。

记得有一次我回家,看到父亲把一些乘车票据摊了一桌,他老人家戴着老花镜正在分门别类整理票据。我不屑地说:“这点小事还烦劳您大驾,不如让秘书办就是了”。父亲认真地对我说:“有些票据是看望自己朋友的,不是公事,不能报销”。我说:“谁像您那么傻啊,拿个鸡毛当令箭”。把他整理好的票据胡拉一堆,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过会儿回来看见他老人家又把那些票据分开了。

天冷了,父亲的呢子大衣上沾上了一小块油渍,他从司机李叔叔那里要了一小瓶汽油,为此专门到财务处交了那一小瓶汽油钱。夏天,家里的纱窗脏了,他让我们拿到楼下大水管去冲洗,事后父亲专门到财务处交了5吨水费——1角钱。

在我们家里,母亲是总管家,父母亲经常教育我们勤俭节约,他们的收入不少,但给我们花钱时却斤斤计较,除了必要的开销,学习用的东西外,我们向他们要钱时还真难。弄的我背后常说他们小气,像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人物葛朗台。

多年后,当父亲把他们一生的积蓄48万多全部捐献给家乡的小学时,我才明白他的人品有多么高尚,并为自己当年对他的误解深深自责...

2000年,一场空前的灾难降临到家中,我们最亲爱的小弟,父母亲最小的儿子毛毛患上了血液病(白血病),为了给小弟治病,父母亲召集全家人开会,你们兄弟姐妹长大了,给毛毛治病的钱,就由你们兄弟姐妹出吧,出钱的不出力,出力的不出钱,我的丈夫把他多年来的科研奖励费30万全部交给了我母亲,把小弟送到了北京的301医院,请来了最好的专家,我为弟弟做了骨髓移植。兄弟姐妹们又凑了一笔钱,共花了57万多,但无情的病魔还是夺走了小弟宝贵的生命,这是父母亲人生中经历的最大不幸!但他们却鼓励我要坚强的活下去,又是坚强的母亲把悲痛压在心里,把弟媳和侄女接到家中,用她博大的母爱呵护着,照顾着她们。

亲爱的母亲终于在2001年的10月29日倒了下去,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儿女们失声痛哭,肝肠寸断。父亲很坚强,他在我们面前从不流眼泪,总是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人是会老的,父母亲总有和你们离别的时候。但是我却发现,父亲更加消瘦了,他常常坐在椅子上发呆,一遍又一遍地在纸上不停地画着,后来我和姐姐才发现他画的是经常和母亲散步走过的地方...

2008年6月24日,我的丈夫,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在做科研项目时,他的科研小组7个人全部被辐射了,他在经历了四年三个月的癌症折磨后,同样地花费了巨额的治疗费用,也永远地离开了我。这期间,为了给丈夫治病,父亲和大姐在经济上不断地接济着我,才使患了绝症的丈夫顽强地活了四年多。丈夫临终前,最想念的是我的父亲,最感激的是我的姐姐。

丈夫走了,我彻底的悲痛和绝望了,我换上了抑郁症,心脏又装了三个支架,在我住院时,93岁的父亲用颤抖地手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小放,听说你的手术很成功,希望你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出院后,回到家里,爸爸亲自来照顾你!我的主治医生很感动,并且说老先生写得一笔好字之后,父亲老战友的子女们,又带着重病中的我,重返了当年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在父母亲结婚的地方,我们大家一起祭奠了母亲。在郑州的报国亭,大家一致推举我,带领大家为那些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前辈们宣誓,我深深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比起那些牺牲的前辈们,我太软弱了。

2010年的8月4日父亲去世了,他留下的遗嘱:丧事从简,不要花圈,不要挽幛,不惊动组织,只有一面党旗覆盖在他的身上。儿女们遵照老人的遗嘱满含着眼泪、在低沉的哀乐中默默地送走了他。我在发给朋友的短信中,是这样说的:“我的父亲终于走完了95年的风风雨雨。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1936年他参加革命,当年参加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西藏平叛、他无私无悔地走完了英雄的人生,我只有擦干眼泪,继续传承弘扬他们的精神。才能无愧于红色后人的称呼。”

父亲去世前,他和几位老战友嘱托我,要把他们的革命故事讲给后人听,2010年的6月15日,我带头自发成立陕西三秦儿女红色宣讲团,为了注册成立陕西三秦儿女红色宣讲团,我廉价30万变卖了一套房子,现在我们团己发展成为78人的队伍,十四年来,我心脏做过两次手术,放了5个支架,我团两次走近中央组织部党员干部学习网,三次走进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己经在全国26个省市宣讲过了红色家风!

六、传承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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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需要传承的,红色的历史更是需要传承和弘扬的。父母亲这一辈人的奋斗牺牲精神,深深地融入了我的血液,植入了我的骨髓。我会沿着你们的轨迹,继续走完人生之路,那些革命者的忠魂会永远伴随着我。通过我们去传播去弘扬。假若人生真有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做一个乖巧懂事的孝顺女儿,做一个高尔基先生所说的“大写的人”。

瞿秋白烈士曾经说过:“人,爱自己的历史,就像鸟爱自己的翅膀。”没有了历史,就折断了翅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腾飞,就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历史,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为民族、为国家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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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放,陕西三秦儿女红色宣讲团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