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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明长假的第二天，即2024年4月5日上午10时，红军后代张抗美和陈龙狮二人来到“乌江渡码头”。即在贵州遵义高洞水乡亲夏红梅、夏珊帮助下，因为夏红梅曾在1999年在老红军张光昭家里当服务员（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对老红军可以聘用2位专职服务工作人员。夏红梅家困难，便来到老首长家里当服务员；2003年，老红军张光昭过世，夏红梅和夏珊便到张抗美先生的北京小公司工作了数年），由此与张抗美一家人结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即使老红军张光昭早已故过的时间里，张家与夏家一直保持着长达20多年往来。于是，两位张光昭的“外姓的孙女”带着自己的家人，专程陪同从上海回到故乡的张抗美阿姨扫墓，此情此景感人肺腑，希望我国的社会能够长此以往，和谐发展，再创辉煌。

       她们一行人顶着绵绵细雨，从遵义出发往返驱车130多公里，专程来到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乌江镇的“乌江渡码头”，专程为自己的亲人张光昭老前辈祭扫亡灵。

       说了真巧，当两辆小轿车来到乌江镇的“乌江渡码头”时，绵绵细雨截然停住了，老天爷从昨晚的大雨到今早的绵绵细雨，一大早为老英雄张光昭哭泣，二来当张光昭后代们来到了祭扫地时为了让我们为英灵祭奠竟然地又收住了雨水，真的“老天爷有眼”呀，也在为张抗美一行提供方便。于是，张抗美一行人很快穿过偌大的停车区，漫步在应有毛体“乌江”的巨型实梯上，慢慢来到乌江渡码头。

       此时，老红军张光昭的四儿女杨抗美，看着外姓的亲人们，整理好祭扫物品，尤其是四位最小的重孙辈的最大17岁，最小的7岁的革命后代，齐刷刷地面向乌江跪拜着，手上合十，心中默默祈祷，聆听着抗美奶奶发至内心的声音：

        “亲爱的爸爸：今天，我是抗美，家里男生都过世了，姐姐姐夫已经90多岁了。我也很久没有回来家乡了，对不起！我是饱含热泪，和您及亲人们，站在父亲当年追随周总理，将骨灰抛撒到他参加革命的起点处-----红军强渡乌江-----的渡口边，我思绪万千：想当年，即21年前清明时分，我家人在贵州省、遵义市的有关领导、亲人和朋友们，一块儿抛撒父亲骨灰的情景历历在目，从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父亲骨灰盒里，在鲜花的簇拥下，我们一行人挨着队，从您的骨灰盒里，每人手捧骨灰和鲜花，骨灰拌着花瓣，顺着乌江河而漂流向远方时，岸边的我们大声喊着：又一个‘红岩人’追随总理而去了。久久回荡！爸爸，您可知道？不少人给我来电说：老红军张光昭不仅在生前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即使死后还在红军强渡乌江的渡口，将自己骨灰抛撒向乌江。多年后，这里由破破烂烂的渡口变成了繁华的度假村似的现代化渡口，造福了人民，可歌可泣！”

        人们看到，花瓣在水中来回在张抗美一行面前循环，不愿离去，仿佛对他们说：我们会将你们的祝愿给远去的张老送去，你们要好好工作、学习，在新长征的征途上发挥自己的力量！    （陈龙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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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张光昭的“红岩情结

马正富（原重庆市体委副主任）

        张光昭，1914年出生于贵州省遵义县（现遵义市播州区）尚稽镇，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享受红军待遇的离休干部。2003年1月因病去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张光昭长期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红岩）和四川（川北，重庆）及贵州做地下党工作，时间长达14年。亲属中两人为革命牺牲，一人宁死不屈被活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光昭几十年一直在贵州遵义工作，直到2003年初以89岁高龄去世。

张光昭同志在毛主席纪念堂的留影

       我与张光昭是小同乡，我们两家相聚不过10来里，很早就知道他在外从事革命工作，尤其是1944年，抗战爆发，他由中共南方局王若飞等领导派回贵州遵义，建立敌后抗日武装游击队等革命活动后，我在他和赖映棠（又名赖卫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云南省冶金厅党组副书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直接领导下参与革命活动，深受他们的教育和影响。

        1949年，在张光昭安排下，我由遵义来重庆，一方面考大学，另一方面作为他在渝的一个备用联络点。当时他分析四川可能先于贵州解放，故作此考虑。

红军入遵 始上征程

       贵州省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贡献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有一半路程在贵州境内，特别是1935年初，红军两次进入遵义县城，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挽救了党和红军，成为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红军占领遵义期间，建立了第一个红色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广大群众受到革命教育，一批“干人”（当地对穷苦人的称呼）参加了红军，林青（革命烈士）担任书记的地下党贵州省工委和遵义县委经党中央批准，在遵义正式成立。贵州省工委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党组织。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在尚稽镇茶山关渡口）成功后，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到尚稽镇驻扎较长时间。红军纪律严明，受到尚稽镇群众热烈欢迎；红军下到农村宣传革命主张，发动群众，没收地主财物分发给广大贫苦农民；建立了革命的基层政权。

       张光昭当时刚从遵义三中（原名贵州省立中学，现贵州省遵义师范学院前身）毕业不久，由于受到红军教育，他和群众一道热烈欢迎红军；对红军的主张积极支持，动员家里将财产分给穷苦人，还动员80岁高龄的祖母制止伪区政府杀害红军等。

       当年，由邓小平同志主编的《红星报》以“尚嵇场群众热烈拥护红军”做了报道，影响深远。

       红军走后，尚稽有的群众害怕，想把分到的张光昭家的财物还给他家。他告诉农民：分了就算了，不要退回来。这在尚稽贫困群众中成为佳话。

       张光昭最早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是郝谦同志对他们进行革命思想启蒙的结果。郝谦同志是指引张光昭和胡正英等遵义三中进步学生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郝谦，原名郝绍文，四川綦江人（和贵州遵义交界，今属重庆市），是党的早期革命者恽代英、肖楚女培养发展的共产党员，因从事革命活动身份暴露，1934年逃到遵义，通过内线进入贵州军阀队伍中暂避危险。这些内线中，就有张光昭家的关系。由此，张光昭和郝谦结识。后张光昭又引荐原在遵义三中念书的胡正英（胡在北平求学时，接受过革命思想教育）等同学和郝谦认识。

       共产党员郝谦在遵义军阀队伍中暂避时，经常向张光昭、胡正英等遵义三中进步学生宣传马列主义，指导阅读进步刊物，进行革命思想启蒙。红军到遵义后，郝谦又指导张光昭和他的同学们为红军提供服务。这些，为张光昭及他的同学们后来纷纷追随红军，寻找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郝谦在贵州省乌江边迎到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并参加了中央红军，被分配在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白军破坏部和地方工作部工作”。同年，郝谦经组织安排组建川南游击纵队，留地方建立根据地，并担任中共叙永县两河口游击区委书记。

       郝谦随红军离开遵义时，鼓励张光昭及他的同学们要坚持革命，并安排他们要做好红军伤病员救治和掩护工作。若干年后，张光昭和郝谦由于工作关系，又相逢并共同战斗在四川地下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下党员们历经多次磨难，关键时候，顶住压力，彼此实事求是证明当年的革命经历，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劫难，粉碎了某些形“左”实“右”分子想将地下党员们置于死地的阴谋。曾听多位老同志评价，张光昭当年为证明同志们的革命经历，是最勇敢的一个，他顶住“造反派”的威逼利诱，真是豁出去了。

       20世纪80年代初，郝谦抄录陈毅的诗词赠送张光昭，张光昭如获至宝，将其悬挂在红军院的客厅正对大门处。张光昭喜客，来人多，进门首先看见这幅字，客人边欣赏，张光昭边讲解。这幅字见证的是他和郝谦在红军长征路过遵义时结识，并在郝谦的革命思想启蒙下踏上征程，历经浩劫，坚定信念，奋斗终身的历程。

郝谦赠送给张光昭的珍贵墨宝（落款：光昭同志，一九八二年，八十岁 郝谦）

        再回到前面，当年，郝谦走后，张光昭和他的同学们按照郝谦嘱咐，首先完成了对红军伤病员的救治和掩护工作，然后，在继续革命的路上行进着。

       红军第二次进入遵义时，张光昭请具有进步思想、彼此兴趣相投的胡正英同学来到尚稽家里居住。胡正英在长期观察中，发现张光昭虽是地主家庭出身，由于接受红军思想后进步很快，所以，彼此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将他们连接在一起，共同商量决定在尚稽开展革命活动。

       张光昭在胡正英的帮助支持下，在尚稽下庄庙办了一所小学，作为宣传红军、联络进步青年、掩护红军伤病员等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

       红军走后，留下一个生病的营长，张光昭和胡正英帮助营长治病，还听他讲革命理论和革命故事，并收集保存了一批红军宣传小册子，进行学习和研究、宣传。后红军伤病员身份暴露，张光昭等人又克服各种困难，将他多次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935年初，贵州遵义团溪镇（紧临尚稽镇）人、共产党员谢丰，因在北平从事学运活动中暴露身份入狱，后经组织营救出狱，绕道上海回到团溪家中避难时，得知红军也撤离。因家境贫寒，为掩护身份和筹集找党的路费，也来到张光昭、胡正英开办的尚稽下庄庙小学教书。由此，谢丰寻找到在遵义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

       谢丰在下庄庙教书一个学期，其间，他向张光昭、胡正英等遵义三中的进步师生们谈人生、谈理想；宣传马列主义、共产党，红军北上抗日意义、教唱抗日歌曲；推荐他们阅读《世界知识》等进步刊物。这些活动的开展，张光昭和胡正英是重要的联络人、召集人，是谢丰的得力助手。因谢丰离家久远，有的情况不太熟悉，有的人还不敢跟他接触。

胡锦涛同志视察贵州遵义时，和遵义老红军合影留念（右二为张光昭同志）

       1935年7月，谢丰领导成立“反对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同盟”（简称反帝拥苏同盟），在遵义县新舟李家坝召开成立大会，有20多人参加（基本是遵义三中师生），谢丰当选书记。随后，在遵义县城开办“黔北书店”，成为传播革命思想阵地，谢丰任总经理。张光昭捐资20块大洋作开办费。张光昭全程参与了上述两项活动，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后来，谢丰身份有所暴露，被逼离开遵义。临行时，张光昭送给谢丰40块大洋作找党的路费。据说，有一年，张光昭等人和谢丰在北京相聚时，谢丰还感谢张光昭，当年如没有这40块大洋，早就饿死了。

       张光昭等人因谢丰身份暴露问题也受到牵连，相继离开遵义。

       张光昭到遵义板桥镇小学当老师，革命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止，组织师生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与当地进步青年田汝华（后改名田伯萍，原重庆市政协副主席，1984年病逝）等人商议去延安，但临走时，张光昭母亲突患重病，他系独子，未能走成。

       胡正英后来去了延安抗大，1944年，在晋西北根据地任团长，后因病去世。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11月，张光昭同一批遵义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经成都准备去延安。在成都，根据当时斗争需要，地下党组织安排张光昭等人留在成都，建立了“成都群力社”，组织、宣传、发动群众起来抗日。1938年7月，经党组织考察，由犹凤歧（时任“成都群力社”支部书记）、黄爽英（“成都群力社”负责人之一）两位同志介绍，张光昭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成都东城根街一个茶坊里，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每次回忆起那一天，张光昭都异常激动！

       当时地下党组织安排张光昭留在成都，除了他工作积极勇敢，活动能力强，有一定社会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解决革命经费困难问题，因为，只要张光昭在哪儿，他父母亲就会源源不断给他经济支持。

变卖家产 支援革命

        在旧社会，作为受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为推翻反动统治的剥削压迫，争取国家强盛和个人幸福，因而投身革命，便是顺理成章，较为普遍的事。

        但张光昭出生于地主家庭，父亲张树勋，在尚稽是远近闻名一小“乡绅”，乐施好善，热心公益事业，曾和尚稽其他乡绅一道，筹办建立尚稽“大同中学”等，生活是很优越的；张光昭的舅父曾任国民党贵州省参议长，谋个一官半职也不是没有可能；当年，张光昭中学毕业，称得上知识分子。像他这样家庭背景投身革命，应当说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张光昭由于受进步思想影响，特别是长征时期亲眼目睹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他下决心走党指引的革命道路，尽管这条路充满艰难、险阻和曲折。

       从1935年参加革命起，张光昭从事地下工作长达14年，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光昭尽管没有受到重用，反遭20多年蒙冤，这些都不能动摇张光昭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党工作，除少部分党员应有社会掩护职业，还有微薄收入，可勉强糊口外，相当一部分人是没有工资，要靠自己找钱来维持基本生活的，所以，过去人们常说，地下党是自己拿钱干革命，张光昭也是其中的一个。

       从1939年至1943年，张光昭先后担任过阆中苍溪南部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书记；苍溪县委书记，三台中心县委和川北工委领导成员等。

       当时上级不仅没有发给经费，连个人生活也靠自己解决。共产党人不仅有随时面临被捕、坐牢和杀头的危险，而且日常生活也是异常艰苦的。

       1939年秋，组织上派张光昭到剑阁县一个区去整顿党的组织，这个区有40多个党员，区委书记的公开身份是保长，张光昭就住在他家，每顿都是吃又涩又苦令人想呕的红薯叶子。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一次大米饭，吃肉就更是稀罕的事。碰到农民死了猪，才能吃上一顿肉。一个月下来，人都瘦得不像样了。那时在农村工作，夏季晚上住露天坝，蚊虫叮咬，第二天早晨醒来，满手满脸都是血。当年，我们听曾与张光昭一块工作过的同志介绍这个情况时，深受感动，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1941年，组织派张光昭到三台工作后。为了隐蔽斗争工作需要，中共南方局四川地下党决定在三台建立家庭掩护机关。川北工委时任负责人李维通知张光昭，经组织决定，让他妻子黎盛莲由贵州前来三台机关住家做“家庭掩护机关”工作。由于怕暴露身份，张光昭不能亲自去接，沿途有同志接应护送。其中，组织上也有解决年轻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考虑。

       张光昭通过秘密渠道，通知妻子黎盛莲从贵州到四川三台，并嘱咐妻子从老家多带银元，用作机关开支。

       黎盛莲曾说，当时她只有20来岁，虽然找夫心切，但一个山区的年轻妇女，身上背着支援地下党的银元，从尚稽出发到四川三台，600多公里，虽有同志们的接应转送，但路上的艰辛危险，很多次都想不走了。她说，最后还是坚持走到了三台，这和她接受进步思想，经常听谢丰和丈夫提起“追求信仰，就要吃苦”是分不开的，虽然当时对“信仰”也是懵懵懂懂的。

       当时4—5人常驻三台机关，还有各地前来联系工作的人，费用较大。为节约开支，张光昭一家人（1941年，张光昭的长子张荣凯出生在该交通站。乳名蜀澄）只能半饥半饱，有时甚至吃泡菜充饥。但对同志们却毫不吝啬，照顾有加，起码能吃饱饭。这在李维（曾任四川省政协委员，自贡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王叙五（曾任南充师范学院院长、四川省政协常委、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等同志的回忆文章中有记载。

       1942年，为解决党的活动经费，张光昭回到遵义老家，动员父亲将尚稽上家坝33亩田卖了所得的钱，全部带至三台交通站用作党的经费。同年，他们转移到成都，全部费用物资仍由家里寄来。但地下党人多，入不敷出，当时生活仍很艰苦，张光昭的妻子生下第二个孩子（女儿张荣霞，乳名蜀蓉），几乎弄到饭都没有吃的地步，仍坚持完成各项革命工作。

       变卖家产支援革命，张家并非一次两次：1947年，因四川省委搬走，未通知张光昭转移，他为了去香港找党接上关系，又卖地40亩，在金鼎山上办农场种烤烟，然后将卖烟所得收入，用作1948年去香港找党的路费。

红岩授命 返乡抗日

       1944年冬，由于日军猖狂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以至日寇在攻占广西桂林、南宁等城市后，于11月27日至12月18日，大举向贵州进犯。

       1944年12月4日，日寇攻陷贵州独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贵州地下党也遭到严重破坏，大批民众抛家外逃，西南各省以及陪都重庆陷入一片混乱，贵州省政府以及重庆国民党中央政府都准备搬迁。

       在民族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领导贵州各族人民对日寇进行反击。爱国军人（国民党29军91师）也奋力反抗，利用贵州大山地形复杂的优势，和日寇进行勇敢顽强的战斗，炸毁独山“孙河桥”等，阻断日军继续前行的道路，使日军被迫从独山撤退。

        抗战史上因此有“北起‘卢沟桥’，南至‘孙河桥’”之说，它是日军的“滑铁卢”，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丰碑。此后，日本至无条件投降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再无反攻之力！

       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据《中共贵州历史大事记》等党史资料记载：“根据中共中央大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中共南方局工作委员会书记王若飞派贵州籍的张立、田伯萍、张光昭等30多人返乡开辟抗日游击区。”

       此时，张光昭正根据川康特委安排，将乐山中心县委书记兼宣传部长一职交给王叙五，到重庆南方局”红岩”学习。

       学习尚未结束，1944年12月，南方局组织部秘书荣高棠（曾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和组织部主任秘书张敏（即刘绍文，开国中将）陪同张光昭一块面见王若飞，当场宣布选调张光昭到贵州。王若飞给张光昭分析了当时形势，讲了遵义地区所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还讲了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增强张光昭返乡革命的信心和勇气。

       荣高棠告知张光昭，接头人赖映棠，接头暗号为“高棠”。荣高棠对张光昭说：赖是外地人，你是本地人，情况熟悉，当地又有社会关系，组织希望你工作做出成绩。张光昭说，请组织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第三天，荣高棠给了张光昭一个重庆私立银行职员的证件和路费，并派南方局的小车将他送至重庆闹市区较场口，以避免被特务跟踪，然后转乘汽车到遵义。

       此前（1942年前后），贵州地下党工委遭破坏，贵州党和南方局失去联系，南方局时任西南委书记兼负责地下党工作的钱瑛就已派赖映棠、李晨（又名李振民，抗战时搬迁到遵义的浙大地下党负责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到贵州恢复党的组织（李晨主要工作是浙大），建立南方局“贵州遵义尚稽大同中学”隐蔽据点。因长征时彭德怀等领导率领的红三军团驻扎该镇较长时间，和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感情，有群众基础，便于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根据当时日寇入侵贵州的紧急情况，赖映棠和张光昭研究，按照王若飞等领导意见，以南方局秘密隐蔽据点—尚稽“大同中学”为依托，培养骨干，壮大革命队伍（许多浙大师生在大同中学教学过程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筹集经费，在保证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应尽快筹建遵义抗日游击队，以便日寇入侵遵义后开展武装斗争。

江泽民同志曾于1991年、1996年两次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并题词，看望遵义老红军。图为江泽民同志和老红军张光照（左一）握手

       决定尚稽“大同中学”和时在遵义的浙江大学组织三支武装力量：一支以遵义县城浙大校部师生为主，将队伍拉至金鼎山；另一支以浙大湄潭分部师生为主，将队伍拉至遵（义）绥（阳）湄（潭）瓮（安）边境，为今后建立“遵绥湄瓮”抗日根据地做准备；第三支队伍以尚稽“大同中学”师生为主，把队伍拉上高塞坡一带。

        这时，张光昭的个人任务最繁重，要动员父亲变卖尚稽家里的田产，筹建敌后武装所需经费；时刻侦查了解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动向，家庭亲属齐上阵，对南方局派来的同志和浙大到尚稽“大同中学”以教书为掩护的师生的安全提供保证，使筹建游击队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商议之后，赖映棠先带领“大同中学”学生傅远义去到遵义县城，与隐蔽在浙大的李晨商量，由李在浙大通过地下党与积极分子组织和发动。

        赖映棠则利用星期六和星期天亲自带领吴山（曾用名卢云，在“大同中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光明日报》秘书长等职），学生马正富（原重庆市体委副主任），付远义（原化工部某设计院高工），田景彬（原商业部档案处长）等人，到离校30余里的高塞坡等地察看地形，绘制地图，通过给乡、保长做工作，筹集枪支、盐巴。张光昭有时也参加上述活动。

       在尚稽镇，张光昭与吴山起草了《抗日游击队宣言》，发动学生利用在赶集日募集毛巾、香烟、草鞋等，慰问开往前线抗日的国民党军队；举办抗日木刻展览、化妆篮球赛，到乡镇宣传，目的是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

       这些活动，据有关党史资料记载：“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有的人打入国民党设在遵义***乡的子弹分库，做争取士兵和控制子弹库的工作；有的安排在当地学校任教师，利用合法身份，广泛接触和发动群众；有的组织少数可靠的同学，秘密复制黔北地区的地图，供打游击时使用。”

       就在这一时间，南方局又相继派出田伯萍等十多名党员干部前往黔东等地，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抵御日军继续入侵。

       后来，由于日军退出贵州，筹建游击队停了下来，但抗日活动仍然坚持。

       1945年，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又通过赖映棠、张光昭的关系，先后派赵谦信（1942年参加革命，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苗漱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家旅游总局宣传司司长）、韩秀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虹口区委地司级干部）、朱新兰（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等组织成员，到隐蔽据点“大同中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抗日工作。

       1946年，赖映棠、李晨、张光昭，以及南方局青年组派来的几位同志，均先后回到重庆“红岩”。再后来，李晨去了南京局，赖映棠去了上海局青年组，张光昭则由陈野苹安排，去綦江县一所学校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后经组织安排，辗转又回到遵义尚稽镇并担任“大同中学”校长，以隐蔽据点“大同中学”为依托，开展农村游击武装斗争，成立基层人民政权，为整个遵义的顺利解放做了前期准备。

李瑞环同志到贵州遵义考察期间，和遵义老红军合影留念（前排右二为老红军张光昭）

       据张光昭在贵州党史资料“贵州回忆”有关文章中介绍：

       “为了完成南方局交给的开展农村游击武装斗争的任务”“1949年11月16日晚，我们召集了地方士绅数10人，在‘大同中学’教室开会，宣布了尚稽副营部武装起义，改组尚稽镇公所，在解放军到来之前，成立人民政权。”“17日这天，我们组织了学生、市民及武装队伍上街游行，发传单，进行街头演讲，召开了镇公所新政权成立大会”“ 遵义解放后，我带着在‘大同中学’训练班学习的学员到遵义报到，带来的这些学员，后来安排在遵义地委干校，十六军军大和十六军文工团”“23日，我在遵义找到江平鲁同志，他和地委组织部长海燕先后接待了我，不久经海燕同志同意，我到重庆西南局清理我的组织关系，陈野苹同志为我做了证明”“ 后来经组织决定，我便随杨勇同志一道回贵州，在党的领导下，我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抗战胜利后，我们这些在南方局秘密据点尚稽“大同中学”发展的进步青年们，成为解放贵州、清匪反霸、政权建设、抗美援朝、祖国建设的生力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因工作出差到北京，几次看望了李晨，回忆起抗日烽火中在尚稽的战斗岁月，都感慨万千。

历经坎坷 矢志不渝

       张光昭到西南局转组织关系，组织部于江震（时任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和陈野苹（干管处长），将张光昭的组织关系转往贵州遵义，定为县级干部，享受中灶伙食。

        张光昭说，当时在西南局组织部转组织关系时，于江震和陈野苹两位领导很关心他，挽留他留在西南局或四川省工作，但他一心想回贵州遵义工作，拒绝了领导们的好意。

       张光昭回忆说，组织上看我执意要回贵州遵义，只好将我的组织关系转往贵州遵义。但人还没离开西南局时，对我的家庭情况非常了解的陈野苹，语重心长和我谈了一次话，让我再慎重考虑考虑，是否一定要坚持回贵州遵义工作，如有改变，可再去找他们。

       张光昭说，贵州当时非常缺干部，他回家乡参加建设的决心已定，同时，也不好意思再麻烦陈野苹等领导，因为，前一天已在他们面前坚决要求回贵州遵义。随后，张光昭随杨勇（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车队回到遵义。随行的同志，有的都知道这个过程，都替他惋惜。

       张光昭在遵义受迫害的这么多年中，很多人都调侃他，您当年要是听陈野苹的建议，留在西南局或四川省工作，会是另外一种命运。

       张光昭在西南局享受中灶伙食，定为县级干部。但回到贵州遵义县时，安排在遵义县（当时，遵义市和遵义县合署办公）人民政府工作，担任遵义县人民政府民政科长和人事科长。在地下党时期，张光昭就曾担任中心县委书记职务，但遵义却没有安排相应职务，基本上是降格使用。对此，张光昭没有计较，还是用他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的满腔热情，兢兢业业搞好家乡建设的各项工作。

       1951年土改中，张光昭父亲虽系地主成分，但变卖家产支援革命，应是“开明绅士”，仍被批斗。张光昭被诬陷为转移地主“浮财”，就连他从重庆红岩村带回来的被子、蚊帐，也被作为地主财产予以没收。

       1952年，张光昭被调到遵义师范学校担任副校长和遵义市教育系统党总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员人数少，遵义市四个中学，一个师范学校，合成一个支部）。张光昭一生酷爱教育工作，调到师范学校几年，他在教育事业上做出了重大成绩，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获得多方好评。

       1957年整风运动中，他对地委个别领导人提了批评意见，认为在对待地下党干部的安排使用和看法上存在着宗派主义；认为反右派扩大化等。对此，个别领导人私下警告威胁他不要“乱说”，但他光明磊落，坚持己见。

        结果，“反右”后期，张光昭由遵义师范学校调到遵义地委宣传部（估计是张光昭在学校拥护的学生多，处理会引起动荡）后，被错划为遵义地区党内最大“右派”，予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分。

       张光昭当年被错划“右派”后，他培养的遵义师范学校的大批优秀学生受其牵连，也被错划为“右派”。

       张光昭劳动教养3年左右，结束劳教，恢复公职。但工资由行政17级降到21级。妻子黎盛莲，1941年参加革命，因受“右派”丈夫株连，工资仅50元左右，全家十口人就靠65元生活，极度困难，

       1964年左右，钱瑛短暂在贵州工作，担任贵州省委第二副书记期间，多次过问张光昭的情况，遵义地委才将张光昭安排担任遵义师范学校教务长（教导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遵义师范学校又将张光昭由教务长调整到该校图书馆工作，名义上是负责人，实际上就管一个人。随着运动升级，被关“牛棚”。

       这时，张光昭的妻子黎盛莲，又受“右派”丈夫牵连，被打成“地主分子”，遣送尚稽农村监督劳动。本来就艰难度日的一家人，更是雪上加霜。

       张光昭和正在念大学的长子张荣凯几经商量，整理了一份致周总理的申诉信，张光昭的长子带着信由贵州到北京找周总理。

       据张荣凯记载：1966年10月20日左右，在北京部分张光昭当年老战友的指引下，几经周折，孔原（时任中央联络部部长）在中南海西门接见了张荣凯，接过了给周总理的信，并承诺“一定把信转交给周总理，办得到，请放心”，催他赶快回贵州等消息。

       张荣凯回到贵州没几天，其母黎盛莲被强加的“地主分子”问题得到彻底平反昭雪，恢复了公职。一家人欣喜若狂，知道孔原把信交给周总理，周总理做了重要批示到贵州。

       1967年3月，遵义地革委写信到贵州工学院并转交张荣凯，说他写给周总理的信，已经周总理批示转到遵义了，有要求可到遵义联系。这更证明了张光昭的申诉信周总理做了重要批示，同时也说明，周总理对曾经工作在“红岩”的每一位同志危难时刻的关心。

       据说，遵义市领导当时也希望根据总理的批示，解决张光昭的问题，但按程序必须是张光昭在结论书上签字承认是“右派”，后面的事情才好彻底解决。但张光昭坚决否认他是“右派”，所以，这事就没有解决。

       1973年，我被落实政策，担任重庆市体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副主任，我去昆明出差，回重庆路过遵义时，到遵义师范学校看望张光昭。当时他们一家住在离学校较远的一个十分破旧的遵义市郊区供销社宿舍。

       我告诉张光昭，我在昆明通过同学打听到了赖映棠的遭遇，已于1968年5月被“造反派”迫害去世，我只见到赖映棠的孩子和他的妻子刘素文（云南省财政厅原副厅长），赖的政策尚未落实。

       张光昭听后心情很沉重地说，“文革”中云南“造反派”也找他调查过赖卫民的历史问题，他都据实以告：赖映棠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张光昭说，他相信“解决的时间不会很远”，并说“赖的问题和我本人的‘右派’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谈话间毫无悲观怨天尤人之意。

       大约1974年的一天，就在这次会面不久，张光昭突然由遵义来到重庆两路口我的家里，他告诉我来渝的目的：一是想再上红岩村；二是想看看在渝的老战友们。

       以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可能住旅馆，只能在我家吃住，我用了两三天时间陪他重返红岩村、渣滓洞和白公馆。

       张光昭在路上告诉我，1942年，他第二次去红岩村，因路不熟悉，险些进入魔窟，幸好红岩办事处同志们发现，冲下来才将他接了上去，他还回忆得起当时的情景。

       接着，我又陪张光昭去看望了他的几个老战友。这些老同志我都认识，有的还在审查期间，当时均未落实政策，见面像当年搞地下工作一样，但见面都感慨万千。

       我把张文澄夫妻（曾错划为“右派”，平反后曾任西南政法学院和重庆大学党委书记、重庆市人大主任等职）等同志悄悄通知到我家来与张光昭会面。当时物资供应紧张，我和家人将全家人的肉、油票、副食品票全用上，热情招待他们，谈话时还把门窗关上，怕被人发现。

        之后，我又陪同张光昭去看望了田伯萍、黄友凡（曾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员党史办主任等职）、吴秋凡（原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林曦（原重庆市计委副主任，离休干部），还去看了“双枪老太婆”的儿子廖亚斌（重庆市公安局局级干部）等人。

       他们都为南方局的钱瑛、许明、于江震、赖映棠、犹凤岐、田家英（和张文澄是前连襟）等同志受迫害致死，感到无比悲痛和惋惜，但对参加革命毫无悔意。他们互相鼓励：“红岩人”要经得起考验，坚信党早晚会实事求是解决问题，还革命者公正！

       1978年，拨乱反正，全国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张光昭亲自到北京反映他的“右派”错划问题。陈野苹（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亲自接待了他，对他反映的问题高度重视。在陈野苹等部分老领导（孔原、郑伯克等）关心下，张光昭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党籍；享受红军待遇，并获得进入全国首批拨专款修建“红军院”（独立院落）行列；恢复职务（遵义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党委委员）；提高待遇，工资由受迫害期间的行政21级调整到行政14级。

       张光昭历经坎坷，拒不承认“右派”和有罪的问题，终于在坚持22年后得到彻底平反昭雪，铮铮铁骨传为佳话。

        张光昭的问题解决后，受牵连的遵义师范学校大批被错划“右派”的学生们的问题也得到平反昭雪，走上工作岗位，大多成为文教战线上的骨干力量。他们视张光昭为楷模。有一年，几百位师生从全国各地返回遵义师范学院，为张光昭80岁生日祝寿和庆贺他入党60周年。

1982年，张光昭（第一排左五）和夫人黎盛莲（第一排左一）参加四川省绵阳地区党史座谈会留影

       张光昭得到平反昭雪后，当年迫害过他们一家的部分领导，通过各种方式，向张光昭及家人致歉。在张光昭妻子耿耿于怀不接受的情况下，张光昭和他们一笑泯恩仇，解释“他们是错误路线执行者”“认识错误就是好同志”。

       这就是张光昭，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胸怀！

       张光昭重新工作后，又多次来渝，或出差，或参加党史座谈会，或看望老战友。张光昭在渝的战友们也都全部落实政策，重返领导岗位，继续为党工作。他们欢聚在一堂。

       1986年，张光昭从遵义师专领导岗位离休后仍继续发挥余热，参加多项社会工作，尤以“关心下一代”工作为“最”，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撰写红岩生活、贵州工作、周恩来党建思想等党史方面的文章。

       张光昭还特别关心当年南方局隐蔽据点尚稽“大同中学”的建设和发展。他多次给我和其他原“大同中学”师生写信，倡议大家捐款成立“大同中学基金会”，用于帮助贫困学生求学；他呼吁将现在的“尚稽中学”改回原名尚稽“大同中学”，以此纪念在抗日烽火中，中共南方局建立该隐蔽战线据点的重大意义，教育启示后人。

       张光昭的意见，得到大家一致拥护支持。尽管都没有成功，但他充分体现了老共产党员、老“红岩人”的忧国忧民！哲人已逝，风范永存！

张光昭天安门广场留影

       现用张光昭学生们在他去世后，总结张光昭一生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经历，和光明磊落高风亮节人品的真实写照撰写的挽联：“寻求真理出生入死风雨坎坷铮铮铁骨不愧红岩人；奉献教育鞠躬尽瘁桃李芬芳拳拳赤心堪为后世师！”诠释老红军张光昭的“红岩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