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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放
2020 年 8 月 2 日，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纪念堂内，陈展着一块特殊的“墓碑”——一块刻有“鸿化”二字的青砖。它见证了抗日战争最残酷时期一对革命伴侣的夫妻情，见证了一位烈士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的壮举。
“墓碑”的主人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鸿化。
贫寒农家子弟成长为骁勇将领的袁鸿化，1909 年出生在陕西省高陵县官家寺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聪慧，深得乡邻的称赞和父母的宠爱。 1925 年，袁鸿化已是中学二年级学生。时值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全国形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袁鸿化积极参加了三原县学生示威大游行。由此，他的思想受到了革命的启迪，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开端。他组织了青年进步组织一一青年社，并任青年社社长。青年社的任务是组织校内外青年开展读书活动，传播进步思想。不久，袁鸿化被选为学生会总务(即主席)。1926 年 12 月加入共青团，受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派，返回原籍高陵县从事农民运动。他在县城周围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反对土豪劣绅残酷掠夺农民的斗争。1933 年袁鸿化转到泾阳、淳化一带领导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4 年转战于汉中地区。这时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陕南宁强县任县委书记的袁鸿化参加了红四方面军。他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又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所以参加红军后，即任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干事，不久任宣传部副部长。他亲手编印了《红光报》《捷报》，使红军走到哪里，党的方针政策就宣传到那里。他当时油印的《共产党宣言》，后来被称为“稀世之宝”。
1935 年 6 月，红四方面军两次过草地。在第二次过草地时，由于恶劣的气候和极度缺乏营养，袁鸿化的双腿生满了疮，黄水流淌，其痒难忍。当时红军既无粮食，又无药品。当走到草地时，天气闷热，空气潮湿，他腿上的疮开始溃烂。剧烈的疼痛使袁鸿化走路都相当吃力，何况走的又是烂泥潭。同志们要抬他，他坚决不肯，装作轻松的样子说:“我这是皮肉之伤，骨头还没事。”他两次翻越雪山，三次过草地，经受了严峻考验。他的坚强意志，给予同志们极大的鼓舞。当部队艰难地走出草地时，同志们惊奇地看到步履蹒跚的袁鸿化身上背负了几十斤重的物品，肩上还替小战士扛着 3支步枪。1935 年 9 月，袁鸿化编写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冀东自治”的多幕话剧《丰台的炮声》，并组织红军宣传队排演。红军戏剧舞蹈家李佰钊观看后称赞说:“这几幕话剧写得好，队员们也演得好。”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赴抗日前线。袁鸿化任师教导团政治处主任。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区后，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刘、邓首长决定组建随营学校，任命易良品为校长，袁鸿化为政委，这一武一文，相辅相成，随营学校迅速组建起来。各部队选调 1000 多名学员，校址设在山西黎城县窑村一带。
抗战爆发前，袁鸿化曾任援西军随营学校政委，具有办学经验。他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战斗相结合的办校方针，两年多时间，为部队培养了近万名军事政治干部。他还率随营学校学员参加三八五旅七七一团消灭游杂武装的战斗，为创立冀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袁鸿化之子——周滏东
1940 年 2 月，袁鸿化调北方局党校学习，任党校第一大队支部书记。他为人坦诚，学识丰富，待人亲切，关心同志，在党校师生中颇受赞誉，同时也赢得了女学员周雅的爱情，并于毕业时结婚。在周雅的眼中，袁鸿化既是亲密爱人，又是良师益友。周雅在回忆文章里，曾这样写道：我与鸿化的深厚感情是建立在共同的崇高革命理想基础之上的。他是非常坚强的革命战士，同时又是一个对亲人和同志关心爱护、体贴入微的人。他对我，内心充满爱。周雅珍藏着一个袁鸿化亲手为她装订裱糊的笔记本，笔记本首页工整地写着:实事求是的学习，实事求是的笔记。这句话既是对她学习上的要求，也是对她工作的希望和鼓励，让她用学得的理论去分析、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残酷反扫荡战斗中用生命践行誓言后面，警卫员也与他失散了。当冲杀到一块麦田时，袁鸿化的马突然中弹倒下，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立即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才从昏迷中醒来。原来由于麦苗的掩护，他才未被敌人发现。这时战斗早已停止，万籁俱静。他用手摸摸背上，包袱还在，密码还在，于是轻轻舒了一口气，强撑着身体一步一爬，爬出麦田后，遇到了一位当地老乡，老乡见是一位八路军，立即回村拿来一件便衣给他换上，又找了一匹马护送他返回了部队。到旅政治部后，妻子周雅也已突围归队。
袁鸿化之子——周滏东
为了适应形势需要，上级命令新四旅与第四分区合并，袁鸿化任第四分区政治部主任。就任那天，袁鸿化率领全区官兵庄严宣誓：“不管环境怎样艰苦，战争怎样残酷，下定死在岗位上的决心，坚持革命，坚持斗争，与冀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
同年，袁鸿化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撰写了《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一一驳蒋著〈中国之命运〉的研究提纲》，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国民党的发展史、祸国史，深刻地指出国民党的两面性。他还拟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所寄托”的章节提纲，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广大劳苦群众解放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救星。”他大声疾呼:“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其理论分析的透彻、政治观点的鲜明跃然纸上。
10 月，冀南军区为了扩大根据地，摆脱困境，决定对盘踞在卫河以东的临清、馆陶、高唐、清丰等县的日伪军和暗中通敌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一场战役，即临东战役。参加作战的部队有第四分区第十一团，第七分区第二十二团，基干团，第三分区第二十三团共 4 个团的兵力。此次战役总指挥是四分区司令员雷绍康，第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鸿化和第七分区政委肖永智协助指挥。他们一起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战斗于 21 日拂晓 5 时开始，4 个团分别从温庄、张庄、赵建庄打响。直至中午，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第十一团很快攻进温庄共俘敌 200 余名，二十二团将张庄之敌大部俘获，并缴获战利品大部，敌人丢盔卸甲，抱头鼠窜。
袁鸿化之子——周滏东
下午 1 时许，袁鸿化和雷绍康等人在指挥部驻地陈官营等待战况时，突然接到报告，发现从临清、博平方向有7 辆满载日伪军的汽车分两股向陈官营开来。敌先头部队已与驻陈北庄的第二十三团交火，随时都有包围指挥部的危险。雷绍康立即派人组织警卫队去村东阻击敌人，以掩护电台向南撤退。本来袁鸿化是随指挥部一起撤退的，但在敌人即将包围陈官村的紧急情况下，袁鸿化和肖永智首先想到的是还有一支刚刚组建起来的基干团，装备差，战斗力弱，他们很不放心。于是，他们便急忙赶到村西头，把已经被冲散了的基干团，重新组织起来，边撤退边阻击敌人。激战中，袁鸿化和警卫员被冲散，这时数百名日伪军象蝗虫般密密麻麻压过来，袁鸿化他们顽强地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战斗从中午打到了黄昏，袁鸿化也受了伤。但他仍坚持指挥部队边打边向村西南撤退。最后，他们被迫撤到了一块棉花地里。敌人很快又压了上来，袁鸿化和肖永智率部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后两人身中数弹，英勇牺牲。
1942 年是抗日战争也是冀南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袁鸿化时任一二九师新四旅政治部主任。4 月 29 日这一天，日军在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下，纠集了 3 万余兵力分两路以突袭方式，分别将冀南党政机关以及新七旅和第四分区党政机关以及新四旅团团围住。这次“扫荡”是日军精心布署的一次“铁壁合围”。袁鸿化和新四旅官兵们由邱县摇鞍镇向贺伍庄方向展开了英勇的突围战斗。当时袁鸿化正重病在身，高烧 40 度，但面对严重的敌情，他全然不顾个人的身体，将电台密码用布包好背在身上，骑马率领第十一团向敌人冲杀过去。他告诉警卫员说:“我倒下了，不要管我，赶快背上这个包袱往外冲。”部队终于冲出敌包围圈。袁鸿化因带病指挥，他的马落在队伍死搏斗，最后两人身中数弹，英勇牺牲。
青砖刻字做墓碑十年后成寻找标记袁鸿化牺牲时，周雅怀孕且即将分娩，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她悲痛欲绝。虽然行动不便周围又很危险，她依然坚持骑马 18里到墓地送别丈夫。等她赶到时，棺木已经钉好，她请求打开棺木见丈夫最后一面，可因为敌人对袁鸿化和其他几位牺牲同志的尸体进行了摧残，负责安葬的同志怕她再受刺激，没有同意。那天，周雅看着战友们把丈夫掩埋，她坐在坟墓旁，失声痛哭。她从墓地回到住处后突然想到，一同安葬在那里的有好几位同志，时间久了怎么分辨?她连夜从老乡家找来一块青砖，先用笔写下“鸿化”二字，再用小刀一刀一刀的把名字刻出来，一直刻到半夜。就这样，周雅亲手为丈夫刻下了一块特殊的“墓碑”。这块“墓碑”寄托了周雅对袁鸿化的无限哀思。当时敌我交错，非常危险。尽管这样，第二天周雅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其他同志的陪同下赶到墓地，在袁鸿化坟前挖了一个坑，将这块‘墓碑’埋下。
十年后的 1953年，正是这块“墓碑”做标记，帮助政府在众多烈士的遗骨中，顺利辨认出袁鸿化的遗骨，并移葬于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现在，这块“墓碑”陈列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堂里，向后人们诉说那一段感人的战地夫妻情，那一段一段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的悲壮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