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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放

爸爸的朋友是一群经历了战火考验的战友，他们生死与共，肝胆相照。虽然由于工作的原因，天各一方，但是彼此牵挂。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历经了人生中的各种磨难、坎坷，唯战友之情依然如故，就像是陈年的老酒，越久越醇。我是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一步步了解熟悉爸爸的这些战友们的。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五十年代初期，爸爸的这些战友们正当年富力强，他们或在部队，或在地方，或在国家经济建设的各个不同岗位，大都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工作起来如鱼得水，非常出色。大家的心情也是愉快的。那个时候，我们家在北京，爸爸的朋友但凡出差、开会，是一定要去看望父亲的。他们在一起谈论着战争年代的往事，谈论着共同的朋友，是那样地亲切。他们开怀大笑，笑声中充满着感染力。这是父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友情、亲情，浓郁得令人终生难忘！然而五十年代后期，党内高层个别怀有野心的阴谋者对党的地下工作者极尽污蔑和歧视，爸爸及他的战友们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他们中有的人被迫离开领导岗位，有的人被压低或降职，更有甚者被捕蒙冤入狱竟达二十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爸爸的这些朋友大都被无休止的审查、批判，直至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得以昭雪平反。即使这样，爸爸的这些朋友也没失去对信仰、对理想的追求，他们无怨无悔，对党的忠诚痴心不变！

爸爸和妈妈提到最多的就是蒙定军，他们亲切的称他为定军，称他夫人琴岚。在地下工作时期，蒙定军的家永远是同志们最温馨的大家庭，他们的家是党的重要交通站，来往的交通员、过往的重要人物都秘密地住在这里。而活动经费主要靠琴岚阿姨的行医收入维持，接济不上时就将家里稍微值钱的物品拿到当铺里换钱。建农大哥出生时，家里竟然一分钱也没有，只好用结婚时的金戒指换钱，请来了助产师。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自己家人经常吃不饱饭，但老战友的孩子来了，一定会让他们吃饱吃好，绝不会让他们饿肚子。

蒙定军同志1928年参加了旬邑暴动，当时他仅仅是个15岁的少年，就毅然投入到了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革命洪流中。之后他担任了38军的（中共）工委书记，领导和团结了一批年轻有为，把党的事业视为生命的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血战娘子关，在中条山坚守了两年四个月，打退了日本人十一次大的进攻，保卫了潼关，保卫了陕西，他们是驻守在中条山的铁柱子！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坚决反对和抵制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十七师、五十五师相继起义，赵寿山、温鹏久、孔从洲同志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回到了解放区。在国民党反动营垒中一片哗然，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派特务暗杀、派飞机轰炸，都于事无补。

爸爸的战友中有许多是钢筋铁骨的汉子，他们在战争年代里不怕流血牺牲；在和平年代里，在左倾的政治运动中也决不畏权势，不说一句假话。宁肯自己被围斗、批判，也不愿陷害自己的同志，他们之间感情之真挚，是同志、战友加兄弟，绝非一般朋友关系所能比。

38军的前身是国民十七路军，它的总指挥是发动了“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这是一支爱国的部队，国民党部队中唯一存在中共地下工委的部队。杨虎城将军出国前曾郑重地嘱咐道：“咱们部队的处境，北边是朋友，南边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使我们部队的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最终在38军工委蒙定军等的领导下，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杨虎城将军的嘱托。

蒙定军是这支部队的灵魂人物，在敌人的营垒中，在国民党特务无孔不入的监视和险恶环境中，蒙定军和战友们与顽固派斗智斗勇，一次次粉碎了敌人企图控制这支抗日部队的阴谋。他善于团结党内党外的同志，对党员同志爱护有加，对同志们的缺点、错误总是善于引导，从不搞极左的批判，从不整人。对党外朋友，只要是爱国的，从不放弃，坚持合作共事。他一生做事低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争功，这些高贵的品德是成就了党的“统一战线典范”的重要因素。

爸爸有个战友叫陈居莘，当年在38军当营长，就是他在我爸妈1944年战场结婚后，护送妈妈回到了关中。他作战勇猛，双手使枪，是个真正的关中汉子。当年蒋介石逼迫38军交出共产党员，为了保护地下党组织，38军工委在请示了党中央后决定让陈居莘作出牺牲，因为他有高层背景，便于组织营救（事实上后来也被营救出来），他被送进了国民党西安的劳动营。就是因为这件事，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他不断被审查，从矿务局局长的职位上下放到一个煤矿学校去当校长。在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候，我的哥哥来到他家，当他知道我的父亲是王有轩后，非常高兴。那时造反派学生在查抄敌伪劳动营的档案时见到了他的名字，非要定他为叛徒，整天批斗他。陈伯伯告诉哥哥让爸爸放心，他没有问题，没事，决不是叛徒！他风趣地说：“学生造反是瞎胡闹，我什么没见过，打仗都不怕，还怕他们批斗！”

姚杰叔叔（安吴青训班学员）是一位烈士的遗孤，他的父亲在渭华起义中牺牲，十四岁的姚杰参加了革命。解放后，担任了宝鸡军分区的政委，宝鸡市委书记。他对自己和家人近乎苛刻到吝啬的地步，却把节省下来的钱，全部捐给牺牲了的战友们的孩子。他一年四季，除了冬季穿鞋，平时总穿着自己打的草鞋，他是进城以后我唯一见到过的穿草鞋的将军。2007年，姚杰叔叔去世。他的骨灰全部洒到了中条山，和那些当年牺牲的战友们的灵魂永远地融合在一起了。

爸爸的正直和善良表现在他从不趋炎附势，而同情弱者。爸爸永远是那些蒙受冤曲，生活坎坷的战友们最可靠最忠诚的朋友。他的战友王钰叔叔和朱曼青伯伯，他们同是安吴青训班第一期的学员，后来在抗日战场上，王钰叔叔和朱曼青伯伯被日本人俘虏，在押送途中他们一起逃出。因为这段历史，解放后不信任，多次受到审查。六十年代初，王钰叔叔被压低安置在宝鸡地区一个小村子里的商店当经理，朱曼青伯伯也从汉中地委书记的位置上撤了下来。他们在极度的忧郁和烦闷中，不久就因病相继去世了。在那个年代，对这样的人大多数人都是避之不及的，但爸爸没有这样，他始终与他们交往着。他们常到家里来，向爸爸倾诉心中的委屈和烦闷，爸爸也不断安慰着他们，在他们生活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以至于他们去世后，爸爸还十分关心他们的孩子。

1947年，母亲生哥哥的时候，在宝鸡凤翔，是父亲的老战友杨荫东叔叔送来了鸡蛋、小米、红糖等，并亲自照顾月子中的母亲。解放后杨叔叔每每见到我，总要提起这段往事，并亲切地称呼妈妈为锦凤姐，称呼哥哥为泉泉娃。

爸爸和李煜立叔叔长期保持着亲密的友谊。李煜立是河北人，本是个青年学生，1943年只身来到河南，投笔从戎来到38军。当时，爸爸在军部人事科当参谋，负责中共地下党员干部的调配和安置。爸爸非常关心这个热血青年，教育他，帮助他。

1946年爸爸离开河南回到关中，李叔叔也来到陕西，找到爸爸。

那时，李叔叔只是一个进步青年，爸爸劝他去陕北参加革命，他同意了。还是爸爸为他联系，最后进入边区。去之前，他在我外婆家呆了十几天，外婆为他准备了棉衣棉裤，为此他在解放后多次向外婆表示谢意。李叔叔进入边区后，很快就参加了西北野战军。因为有文化，打仗也勇敢，以后一直跟着许光达将军。抗美援朝时，他在志愿军总部担任许光达将军的军事参谋，还曾经与毛岸英一起工作过。解放后，李叔叔一直在装甲兵司令部工作。1966年，因为想念爸爸他转业来到西安。在他病重住院时，我用轮椅推着爸爸去看望他，两人在病床前久久地握着手，互相凝视着对方，那情景让我深深地感动着。

杨荫东、刘雪琴（陕西最早的共产党员，烈士刘天章的女儿）、崔一民，在蒙定军的领导下，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当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他们为党中央提供了最准确的情报。为此，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中央还奖励了西安军事情报小组四十两黄金。刘仁杰，一位陕西的“十三省”，牺牲了61年后才被追认为烈士。杨法震、张希文、马勤动、梅生信这些叔叔伯伯们，他们已经永远地牺牲在民族解放的战场上。这些就是父亲的朋友们，他们的精神深深震撼着我，让人肃然起敬！

1944年在河南豫西抗击日寇战役的间隙中，我的母亲——一位追求革命的进步女学生，和父亲在战场上举行了婚礼，从此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命运和祖国、民族的解放事业融合在一起。成长在这样的革命家庭，从小的耳濡目染，使我树立了革命的信仰。当这批可敬的老人相继离世以后，萌动了我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现在的年轻人听，让年轻的一代了解新中国的来之不易，也更懂得珍惜和感恩！这就是我组建和成立三秦儿女红色宣讲团的全部意义。

我久久、久久地不愿结束这篇文章，爸爸的朋友们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他们亲切地面庞不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好像在这里用心与父辈们交流，告诉他们我无尽地思念……是他们用一言一行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教会我爱国、爱家就是爱自己，教会我对己严，对人宽。
今年是蒙定军伯伯的一百周年，他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历史资料，为党的统一战线留下丰富的经验。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和他的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为新中国奠基，他们的努力已经永远融入了民族振兴的历史伟业中。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也已经潜移默化永远地融入了我的血液中。

瞿秋白烈士曾经说过：“人爱自己的历史，就像鸟爱自己的翅膀。”没有了历史，就折断了翅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腾飞，就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历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为民族、为国家而英勇牺牲的先烈们、前辈们，他们的精神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永垂不朽！

作者简介：

王放，原安吴青训班第一期学员，老红军王有轩之女、陕西三秦儿女红色宣讲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