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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泉

       1948年3月，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声中。爸爸经过党组织的批准，离开了凤翔进入了陕甘宁边区，结束了他长达十多年的地下工作，重新归队。他先是来到关中地委陈元方同志担任校长的马栏干校作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教员和学员队年级的区队长以后，又被组织批准调往西北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工作。西安、兰州相继解放，他随部队进入了兰州。那时妈妈又生了大妹，为了纪念新中国的诞生，为大妹取名王放，寓意为解放。

        1949年底，爸爸捎信给我们，让妈妈带上我们兄妹前往兰州团聚。疼爱我们的外婆虽然舍不得我们，但还是为我们做了精心的准备。带足了衣物和食品送我们上路。我们告别了养育自己多年慈祥的外婆。离开了渭河岸边那个美丽的小乡村，踏上长长的旅程。那时候，火车还没有通到兰州，我们只能乘坐汽车和马车前行。少儿时代的我，记忆很模糊，只记得我们乘坐着那种遮住了天日的马车走的很慢很慢，一路颠波也不知道究竟走了多少天，昏头昏脑的。好在那个年代全国刚刚解放，到处都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也有许多的流行歌曲，像妇女翻身道情，就是当年最流行的歌曲之一。“黑咕咚咚的枯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我就是这样唱着这支歌一路前行的.那时我才两岁多，咬字又不清，妈妈和姐姐都嘲笑我唱的是“黑古洞”。就这样带着一路的风光我们来到了兰州，见到了已经十分陌生的爸爸到了兰州后不久，妈妈也参了军。大人们都忙于工作，成天不着家，我们兄妹整天“放羊”，在外边疯跑疯玩，实在不行就由警卫员管着，幸好那时部队实行供给制。爸妈虽是干部也没有多少津贴，部队是按每个孩子20元发放补助，所以孩子越多家里越有钱，以致当时部队干部都以孩子多为光荣。那时还流行一首苏联歌曲叫《英雄妈妈瓦尔瓦尔拉》，到现在我们几个还会唱呢!部队的生活条件非常好，尤其是伙食，成天吃大肉包子，由警卫员按人头打回来，管够吃。这让我这个从小喝惯小米粥和玉米糊糊的乡村野孩子过上了天堂一般的生活。我和姐姐整天在外边疯玩，还结交了许多小朋友，特别的开心。爸爸、妈妈虽然工作很忙，但他们也有闲下来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有一次爸爸带我们去黄河边上一个叫做雁滩的地方乘坐羊皮筏子，在黄河里游玩，那次我们玩到很晚。还碰见一位解放军的首长，名叫王世泰。他是西北野战军的一个军长还担任甘肃省的省委书记，是个非常平易近人的首长。我们在兰州的时间只有两年，但在我幼年的记忆里还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那是爸爸在一野政治部联络敌工大队担任政委时发生的事。那时的敌工大队主要任务是安置、改造和培训国民党的俘虏、起义以及旧政府的留用人员这批人通过教育改造，一部分送到解放军的战斗部队，一部分转到地方安置工作，对其中问题严重和抗拒改造的少数人重新审查后收监处理。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批俘虏和国民党人员被送来，敌工大队任务很重，管理干部又少。因此些野战部队就派来了干部协助敌工大队工作。像当时的敌工大队的大队长就是野战部队的一个团长，他是个老红军，参加过长征，但性格暴躁，工作方法简单，统战联络工作政策又不太熟悉。有一天，爸爸正在兰州体检，他就一个人带着警卫员上了山去检查当时正在山上伐木的被改造的国民党被俘人员，激起了事变发生了暴动这些国民党士兵杀死了大队长。他的警卫员负伤跑了回来报告情况，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爸爸闻讯后带着部队进山围剿最后把七个反动派围堵在一个山头，全部消灭。事后，听其他叔叔们回来说，那七个国民党士兵被围在山上喊话，说要最后见见王政委 (指爸爸) 一面，意思是政委在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反的，但那时爸爸怎么能见他们呢?毕竟他们杀害了大队长，这是血债呀!这件事我记忆很深，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革命斗争的残酷，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了解了爸爸。他是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很好的掌握了党的统战、联络、敌工政策的好干部。我们也庆幸自己的爸爸躲过了这场生死的劫难。这件事发生后，那位牺牲了的大队长的妻子，一个普通西北农村的婆姨常常带着她的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到我家哭闹，还说本来不该她男人下去检查，而应该是我爸爸去的。所以不该她男人死，非要我爸赔她男人。那情景我至今难忘，那个女人最后随她男人的部队去了新疆，部队路过玉门时留了下来，在那里又重新嫁人，多年之后就断了消息。

       在兰州爸爸的工作变动很多。虽然在联络部他担任着敌工科的科长职务，但常常被派往民族地区从事各种艰苦的工作，像临夏回族的闹事，爸爸就曾亲身前往。爸爸很好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而且很细致地开展了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对平息动乱，恢复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还有一段时间，甘肃省委准备成立西北藏族民族学校 (西北革大三部) ，就抽调了爸爸参加筹备工作，爸爸深入藏区招收学员，准备教材并亲自授课，后来还被任命为革大三部的副教务长，为后来的西北民族学院的成立打下基础。当时的甘肃省委统战部，省厅委多次要求爸爸留下，转业到地方工作，但爸爸不愿脱下军装，仍然在工作结束后，又返回了部队。 

       1950年下半年，朝鲜战争爆发，一野首长彭总、甘泗淇主任等都前往朝鲜指挥志愿军抗击美国侵略者，许多一野的干部也被陆续调往抗美援朝的前线。那时候全国已经解放，一些干部刚刚成家立业，恋家惧战的情绪滋生起来，极个别的还有自伤行为。
       1951年一野就有一位团职政治千部因为不愿入朝而自残，甘泗淇主任非常生气，命令一野政治部再送派一名政治素质高的政治干部补充入朝。一野领导将任务下到联络部，当时联络部符合条件的只有王直伯伯和爸爸。那时候联络部正在按照中央和彭总的决定做好了进藏的各项准备。大家都很高兴，因为进藏以后对每个干部的提职晋级都是一个机遇。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当时联络部部长范明不在兰州，而入朝的人又非得马上定下来。在这个时候爸爸作出了决定，报名去朝鲜，让王直伯伯留下来。爸爸的举动感动了联络部所有的同志，范明同志也在西安见到爸爸时称赞爸爸是个顾大局的好同志。甘泗淇主任的夫人，著名的女将军李真同志闻讯后非常高兴她找到爸爸问他还有什么困难，爸爸就说到了家里孩子多又小需要安排，李真当即决定由她亲自安排。把我们姊妹三人送到西安的西北保育院，亲自交给院长杨芝芳(高岗的夫人) ，是李真将军帮助爸爸解决了后顾之忧，让他一心一意的赴朝参战。多年之后，
       1959年我们家搬回西安，相弟又上了这所保育院，我们见到杨妈妈时，她还提到说记得我们，因为我们子妹三人是由李真将军送来的。爸爸是1951年入朝的，他在朝鲜呆了一年多，先在志愿军政治部工作，后来又调到外联战俘管理处作秘书科长。五二年九月份回国治病医伤，他在朝鲜又经历了一次战火的考验。直到耄晕之年，还常常向我们讲述那一段激情燃烧岁月的故事。爸爸入朝前后，我们家搬到了西安。我和姐姐、妹妹三人进入了西北保育院，爸爸走后外婆也来到西安，帮助照顾已经怀孕的妈妈。

       1952年初，妈妈再次临产。生下了龙凤胎的丽妹和相弟，为了怀念在朝鲜的爸爸，妈妈为他们取名相朝、相丽，寓意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妈妈在生小丽、小相时不足月，两个孩利。子体重加起来还没有别人的一个孩子重，又赶上难产大出血，非常危险。联络部的王直伯伯当时在西安，他和李静阿姨帮助家里作了很好的安排。为照顾妈妈，王直伯伯还亲自为妈妈输血两个孩子一直放在陆军医院产房的暖箱内。因为爸爸入朝参战，陆军医院派出了最好的医生和护士精心治疗和看护妈妈和弟妹，终于使他们平安痊愈出院。西北保育院的前身就是经历过战火的延安保育院，我们在那里受到了很好的呵护。保育院封闭式管理，半年才能回家一次。我那时快五岁了，非常想念爸爸和妈妈。常常在夜里望着窗户，幻想从那里钻出去就能回到家里，妈妈偶尔也会来探视我们。记得有一次妈妈看我们时带了很多枣和瓜子等零食。分别时我难受，把东西洒了一地。妈妈只好又回来帮着我们收拾。那情、那景，我至今难以忘怀。
       1952年9月份，爸爸因病回国在北京协和医院作手术。妈妈带着我们探亲住在北京的光华饭店。见到了久别的爸爸，爸妈还带我们去了北海那是我们最幸福的日子。多公园和颐和园。年以后我们长大了，再去这些地方的时候，都会想到童年那美好和幸福的时光。日月如梭，时光流逝。六十多年过去了，少儿时代的记忆常常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日子是多么幸福，多么美好啊，每次想到这些，都让我不禁眼眶发热泪水潜然而下，如今妈妈去了多年，现在爸爸也离我们而去。留给我们的只有浮云的悲痛和怀念...但我们要大声地告诉爸爸和妈妈，谢谢你们给了我们幸福的童年、金色的童年、永远难以忘却的童年！

       作者为陕西三秦儿女红色宣讲团王夫泉 (王放团长之兄)

       消息来源：新红网

       责任编辑：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