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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秀龙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不仅纠正了党的错误军事路线，为日后从政治上彻底清算王明路线打下了基础，而且从组织上党的错误领导，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领导人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王稼祥，其功绩不可磨灭。毛泽东说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宁都会议上唯一拥护毛泽东的人

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 1925年被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卷入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1930年回到祖国。1931年初，第二次反“围剿”之前，他和任弼时一起进入中央苏区，在龙冈地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们向毛泽东报告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情形。毛泽东亲切地向他们叙述了红军的斗争历史，以及当时所争论的问题，还给他们看了许多文件。以后，毛泽东常和王稼祥谈论一些政治军事问题和路线斗争问题，使他获益匪浅。

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 右一为王稼祥1931年11月7日

他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授于我十分宝贵的见识，给予我政治上很大的启发，这对于我尔后的政治生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关键时刻。我当时感到毛泽东同志有独特之长，他所谈的既简单明了，又那样有说服力。……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里，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原则问题上，能站在毛泽东同志的一边，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在实际工作中，王稼祥逐渐摆脱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而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正确，在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临时中央的“左”倾领导者排斥毛泽东，利用职权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王稼祥不怕孤立，首先起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

正像他自己说的：“在宁都会议上，我是拥护毛主席的。” “我当时是唯一支持毛泽东同志仍留在前线指挥军队的人，处于极少数。”

毛泽东对于撤销总政委职务，剥夺军权，派到后方工作的这一错误决定，心地坦然，反来安慰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小

数，还是服从多数吧！”

王稼祥听了，更加敬重毛泽东的革命品德。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王稼祥不仅没有疏远而是进一步增强了同毛泽东的革命友谊。当“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的时候，有的人批评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歪曲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守株待兔”，王稼祥非常不满，公开予以驳斥。他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击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说是‘守株待兔’呢！”

毛泽东受到排挤打击，在中央军事会议上，他的意见不被重视，而王稼祥却很注意倾听毛泽东对于军事问题的分析，从而逐渐形成了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批评态度。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特别是广昌战役之后，他已经认识了“左”倾领导者军事指挥的错误，公开进行了批评。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他指责说：“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

这时，王稼祥就已经比较自觉地站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了。在中共七大选举时，毛泽东两次谈到：“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第一个创议召开遵义会议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红军长征前，王稼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开始时，博古他们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里养伤，把毛泽东作为身体不好者而留下甩掉。许多同志为他们力争，说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绝对不能留下。毛泽东得知王稼祥要被留下，马上为他争辨，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坚持要他一起行动。博古这才同意他们一道随军转移。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敌机空袭，王稼祥身负重伤，长征开始后，他因伤病坐担架随队行动。毛泽东也因病坐担架，俩人经常一起同行。

一路上，他们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探讨，特别是长征初期红军的不断失利，血战湘江，红军损失近半，更使毛泽东和王稼祥痛心疾首。他们认为，如果让“左”

倾冒险主义继续发展下去，中国革命必将走向毁灭的深渊。。毛泽东极力主张改变红军的进军方向，不去湘西，折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以此来改变红军的困境。王稼祥对此深表赞同。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重大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

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王稼祥找张闻天详细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他自己的看法。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书记处书记，是刚从“左”倾路线开始分离出来的重要领导人。

王稼祥希望张闻天能同意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并明确提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

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毛泽东同志出来。”

张闻天还利用行军和休息的时间，与王稼祥、毛泽东继续交谈。交谈的中心内容是“左”倾路线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指挥方面的严重错误。这样，三人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必须改变红军的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让博古和李德再这样指挥下去了。

以后，王稼祥又找其他负责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周恩来和朱德原来就十分尊重和佩服毛泽东，都毫不犹豫地支持王稼祥的意见。

毛泽东在抢渡乌江之前，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条件。

红军一进湖南通道县，毛泽东就向中央提出，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计划，部队立即改向贵州前进。1934年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举行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由于有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张闻天等的支持，因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上述关于红军行动方向的主张。

几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等力主避开敌人，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争取到川黔边境去另建革命根据地。李德极力发对。由于毛泽东的主张得到王稼祥和张闻天等多数人的赞成，周恩来主持会议作出决定，采纳毛泽东提出的红军行动方针，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12月底，中央军委红军纵队到达翁安县猴场(今草场)。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重审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在川黔边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遵义会议会场与遵义会议期间的王稼祥

通道、黎平、猴场三个会议关于突围转移方向的争论，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领导者与错误军事领导者之间的斗争。三次会议成为红军历史上改变错误路线的开始，为以后纠正“左”倾路线，确定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做了准备。

李德由于争论失败，气得暴跳如雷，却又无计可施，他“太上皇”的地位发生了动摇。红军将士挥戈西指，一举突破天险鸟江，进占黔北名城遵义，使敌人在湘西围歼红军的计划全部落空。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快到遵义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议：“前面就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认为通道、黎平和猴场三个会议已经解决，不需要再开什么会议。然而，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一致要求召开会议，鉴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几经酝酿，终于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前决定，由博古准备在会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准备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这样，召开遵义会议的问题就定了下来，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了。

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

遵义，是贵州北部的一个重镇。北靠娄山，南临乌江，是贵州到重庆的交通要道，也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城市。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称遵义会议）。由于参加会议的人数较多，四周摆了一些藤椅、方凳和板凳。因王稼祥是带伤抱病参加会议，特为他准备了一张藤躺椅，让他在太累时可以躺着听。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20人。

会议持续了三天，因白天处理军事事务，由晚上七点一直进行到深夜一两点。会议集中解决的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这是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两大问题。会议开始由博古主持。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于他对他所推行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严重危害缺乏认识，对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缺乏认识，反而强调许多客观原因，把失败的教训全部推到客观方面，为错误作辩护。因此，正如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周恩来作了军事领导问题的副报告，他实事求是地从主观上检查了原因，就军事指挥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现出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态度。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

他指出，博古、李德等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是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在指挥作战上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实际情况。他用前四次反“围剿”获胜的事实，批评了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为其错误的军事领导辨护的错误观点。他还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顿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则”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性，在作战指挥上，李德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错误的军事指挥，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以通俗的语言，以“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日常事实，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道理。

毛泽东的发言实事求是，深刻精辟，与博古的报告形成了鲜明对照，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和方针路线。

在这关键时刻，王稼样马上站出来，第一个旗帜鲜明地表示，他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又严肃地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军事思想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则”之所以失败，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李德等一再拒绝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搞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王稼祥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人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提议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东。

周恩来再次发言，批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也强调只有改变错误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并竭力推举毛泽东为党和红军的领袖。

对于这一建议，张闻天、朱德、陈云、刘少奇、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邓小平等积极支持，表示赞成。只有凯丰的思想不通，表示了保留意见。

经过三天的热烈争论，会议作出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常委重新分工，决定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领冒险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数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

毛泽东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的支持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周恩来也多次对王稼祥给予公正的评价。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事实上是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

1964年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来到王稼祥的家里，和王稼祥促膝谈心两个小时之久，周恩来从历史上分析了王稼祥的功大于过，并说：“你比别人更早站在毛主席的一边。”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先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首任驻苏大使、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和中共八大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康生等的诬陷迫害，被革职关押。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后，王稼祥获得解放。从信阳回到北京，写了一封揭发林彪和拥护党中央的长信给毛泽东。在信中，他又一次检讨了自己在三十年代前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生不安”。

1972年，在党的九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对王稼样的评价说：“王稼祥同志写了一封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也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小组嘛，我嘛，你嘛（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三和一少”不是他搞的嘛，他只是提一个建议，是王力他们在国外的会议上搞的嘛。”

林彪自我爆炸后，王稼祥去看望聂荣臻，聂荣臻向他讲了这样一段话：“林彪之坏，过去没有预料到……遵义会议只开了四五天，解决了大问题，你在遵义会议上是一个重要角色。‘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毛主席对你是保的……毛主席还说了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你极力支持他，遵义会议，你起了大作用。”

王稼祥谦虚地说：“不，不，我在工作中也有错误。”

朱老总见到他时，高兴地说：“林彪弄出来了，一部分老领导人的问题也都清楚了。毛主席没有忘记你，我们都认为你是有功劳的负责人之一，是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劳的，你会很快被重新分派工作的。”还说：“我们认识已经41年了，你那时候很年轻，只24岁就当了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仍谦虚地说：“我那时还很不懂事。”

1973年夏，他当选为党的“十大”代表。1974年1月，康生、江青策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大批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外交路线”，什么“三和一少”……王稼祥有了一种不祥预感。他们是借口批林批孔，猛攻“当代大儒”，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指向自己，他忧虑万分，在一个夜里，这位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和伟大的革命家的生命之火突然熄灭了，年仅68岁。

王稼祥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光明正大，立党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