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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发布人:彩虹   更新时间:2024-07-07    点击:158221次
  

范卫平   盛文秀


这是一张90多年前的老照片,拍摄于1931年的春天,地点在法国公园(现在的上海“复兴公园”),照片上的人物是当时上海“大同幼稚园”的孩子们和保育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被清剿、屠杀,一批党的领导人、革命烈士的子女,四处流落的情况很严重。

在此情况下,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创办儿童院,收留这些孩子。

苏联在1928年8月1日创办瓦斯基诺儿童院,也叫国际儿童院。8月20日伊万诺沃数万名工人倡议为建立新的国际儿童院募集资金,开展星期天义务劳动活动,并且为建儿童院捐款。1933年5月1日,苏联建成一所规模大、设备全的儿童院,称“国际第一儿童院”,收留各国革命者的遗孤、流离失所的儿童。

1937年在莫斯科市郊区莫尼诺建成“国际第二儿童院”,“七、七事变”后,这所儿童院定为专门接收中国儿童用。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中央讨论决定,在上海的租界创办大同幼稚园,并指派有牧师身份的中央特科人员董健吾具体办理这件事。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持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规模和需要,每月拨款,从最初的几千大洋逐步增加,到了1929年,大约每月在2万~3万大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活动、重要支出,都要详细说明并请示(苏共解体后,苏联档案解密,资料有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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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史上的传奇人物董健吾

1929年12月,驻上海的党中央(有一说法是周恩来)批给董健吾500大洋,并由互济会(原名中国济难会)出面,创办大同幼稚园,董健吾担任院长。当时约定,开办费500元,今后每月经费200元。每收一个革命者的子女,一个孩子每月10元。

开办经费500元大洋是远远不够的,董健吾是牧师,就在教友中号召募捐,但还是不够。恰巧此时董健吾家分家产,董健吾分得50多亩地,当时一亩地约50大洋,除了还债及其他用途,董健吾将卖地所得一半多的钱款用于创办幼稚园,总算凑够了开办费用。

1930年3月,大同幼稚园在戈登路441号(今江宁路)武定路口拐角处的两幢石库门内诞生了。幼稚园由董健吾任园长,互济会王弼任顾问,并通过关系,请于右任题写“大同幼稚园”五个大字。幼稚园表面上面向教会、面向社会,实际上以收养中共领导人、革命烈士后代为主。收养这些孩子时,先把孩子交给王弼,再由王弼送到幼稚园,以保证孩子的安全。

大同幼稚园成立不久,就接收了30多个孩子,最小的不满周岁,最大的八岁,大多数孩子二三岁。其中有烈士彭湃的儿子彭小湃,恽代英的儿子恽仲希,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力,杨殷的儿子,王弼的女儿等等,其中最出名的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了。

由于戈登路的幼稚园场地小、采光不足,附近又没有可供孩子户外活动的地方,孩子们长期呆在室内不利于健康成长。大约在1931年的春天,董健吾找人帮忙将幼稚园搬迁至法租界陶尔斐斯路341号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开间楼房(现为南昌路48号),此处房舍宽敞、阳光充足、环境幽静,出了门就是法国公园(今上海复兴公园)。孩子们的生活环境改善了许多,天气晴朗时,保育员就带领孩子们在公园里活动,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听故事、做游戏。有时董健吾也跟随一起去,他坐在草地上,孩子们围着他,唱啊跳啊充满着欢乐气氛,引得游客驻足观看。

1931年4月的一天,幼稚园的五位保育员带着19个孩子到法国公园游玩,那天阳光明媚春风荡漾,于是请公园里照相馆给孩子们拍了一张集体照。这也是大同幼稚园现存的唯一一张集体照。照片的背景绿树成荫,后排站着五位女老师,身穿半长袖的旗袍,面带笑容、温雅俊秀。其中四位怀里抱着二三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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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中,左一陶锡琪 ,左二李立三女儿李力(小名八哥子) ,左三李文英(化名)即李立三夫人李崇善, 左七 郑兰芳(董健吾妻子),左八 管荷英。

中排左一毛岸英 ,右一毛岸青,左二杨殷的儿子,右二是毛岸龙。

前排一溜坐着11个孩子,和后排的孩子一样,一式穿戴雪白的围兜,整齐干净。

其中左六是彭湃的儿子彭小湃(小名小丕),左七是恽代英之子恽仲希。这些流离失所的孩子,终于在党的温暖怀抱里,过上了快乐的童年生活。

毛氏三兄弟是如何在战乱中一路辗转到达上海大同幼稚园的?

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同年11月14日英勇就义。1931年春天,中共地下交通送来毛泽民的指示,让60多岁的杨老太(杨开慧的母亲)和李崇德(杨开智的妻子)打扮成走亲戚的样子,领着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坐火车前往武汉,而后转乘轮船到达上海大同幼稚园。

毛家的三个孩子去大同幼稚园,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幼稚园的保育员李崇善(李立三之妻)是李崇德(杨开智之妻)的妹妹,当时李立三因犯“立三盲动主义”错误路线,被通知去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妻李崇善因生活无着落,到大同幼稚园当保育员,同时带来李立三的儿子李力,蔡和森的女儿蔡转(而蔡和森的妻子李崇英是李崇德、李崇善的姐姐),家族血缘,让亲属之间更有义务保护革命的后代,给孩子一个安全、舒适的栖息地、健康成长的环境。

1931年6月17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牛兰夫妇在上海被捕。牛兰是负责发放经费的,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国产国际派了佐尔格小组在上海进行营救活动,同时派了两个人各带10万大洋,其中一位就是李德。

1932年春,大同幼稚园的保育员管荷英外出后突然失踪,幼稚园的安全失去了保障。另一个原因,由于牛兰夫妇被捕,幼稚园断了经费来源,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解散大同幼稚园。

解散后孩子们有三条出路:一、有家可归的就回家。二、无家有亲友的,就送亲友家。三、无家无亲友的,临时寄养在可靠的革命同志家。

毛氏兄弟中最小的毛岸龙在1931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夜里,突然生病,发烧腹泻,由保育员陈凤仙(李求实爱人)送到附近的广慈医院急诊,医生诊断为噤口痢,经抢救无效死亡。

大同幼稚园解散后,毛岸英、毛岸青被安排到董健吾家中,由董健吾妻子郑兰芳照顾他们的生活。当时董家住霞飞路139号(今淮海路),寓所周围环境热闹,出门就是有轨电车,街边商店琳琅满目,时有法租界巡捕在路上巡逻。毛氏兄弟正是贪玩的年龄,像关不住的春风到处乱跑。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郑兰芳想了很多办法,带他们到三楼邻居家玩,邻居是天蟾舞台唱大花脸的叶天赐,他家有唱戏的刀枪棍棒,孩子们玩的不亦乐乎,当然叶家毫不知情两兄弟的来路。为了让两兄弟不出门,郑兰芳特意为他们养了一条狗“阿里”,就这样郑兰芳悉心守护着毛氏兄弟。那时候组织上已断了经费来源,毛氏兄弟的生活费由董健吾去筹措。尽管董家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他们全家尽一切努力让毛氏兄弟吃饱穿暖 。

1936年5月,董健吾接到李杜(原张学良的部下)的电话,说张学良来上海了,要与董健吾约见面。在一家咖啡馆里,张学良说要派李杜将军去苏联,到远东地区招募流落在那里的东北军旧部,带他们回东北继续抗日,并让董健吾协同李杜,把毛岸英等三个孩子带往苏联。张学良给了董健吾一张十万法郎的支票,作为旅途的盘缠和费用。

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琪(董健吾之子)三个孩子为前往苏联做预先准备,他们先住到上海宝庆路9弄3号李杜将军的家中,让裁缝给他们定制四季的衣服,学习路途所需的礼仪,等待签证。

一个月后的七月初,李杜(化名王元华)、张学良部下的一个师长、以及副官、秘书、翻译,还有中共地下党杨承芳,他们带着三个孩子一行9人,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然后乘火车抵达巴黎,立即到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签证,却遭到拒绝。原来李杜等人的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侦知,日本向苏联提出抗议。另一种说法是,苏联国内当时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肃反,故而拒绝外国人入境。签证办不了,李杜等人在巴黎滞留了四个多月。后杨承芳找到《救国时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报纸)编辑部,请他们通知共产国际,请苏联政府早发签证。不久苏联领事馆送来通知,同意毛氏兄弟入境,并送来了签证,但仍不准其他人入境。此时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李杜等人无心在国外久留,就决定马上返回上海。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二号人物康生,亲自到苏联驻法国领事馆来接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并护送他们到莫斯科,后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

为何康生亲自来接毛氏兄弟,说明康生的嗅觉是灵敏的。在与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接触中,他感觉到季对于中共领导人的选择,已经倾向于毛泽东了。果然1937年11月共产国际派中共代表团王明、康生、陈云回国,和蒋介石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临行前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召见王明等,明确表示,你等回国后,应以毛泽东同志为最高领导,王明不要争了。几年后的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周恩来都是重点被打击对象,而康生却成为毛泽东在整风中的重要帮手。

从1938年开始,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主要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召开,从这时候起,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原大同幼稚园的园长董健吾,在1936年曾经护送斯诺、马海德去延安,1937年斯诺出版了《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正面介绍中国共产党活动,树立毛泽东个人形象的书籍,曾经引导着千万热血青年参加共产党 ,走上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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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云飞(右一)与范卫平、盛文秀合影

解放后由于受潘汉年事件的牵连,董健吾被捕入狱。1960年斯诺访问中国,见到毛泽东,询问当年护送他去延安的“王牧师”在哪里,毛要周恩来去查一下。董还关在牢里。指示马上出狱,住院检查,改善住房,并安排到上海市人委参事室任参事(1955年~1966年上海市人委即上海市政府)。办理这一切需要时间,斯诺等不及就回国了。

1970年斯诺再次来到中国,又向毛泽东打听董健吾。毛要周恩来去查,此时正是文革中期,董健吾受到冲击,身体极差,上午刚从医院被赶回家,下午接到上级通知,赶紧安排住院,但几天后的12月25日,董健吾终因病情过重去世了。这位当年护送斯诺去延安的“王牧师”,保护中共领导人后代,烈士遗孤的大同幼稚园的园长,在中国隐秘战线做出特殊贡献的董健吾,最终未能等到与斯诺再见面,留下了终身遗憾,令人唏嘘不已。   

注:本文由董健吾之子董云飞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