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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卫平   盛文秀

这是一张90多年前的老照片，拍摄于1931年的春天，地点在法国公园（现在的上海“复兴公园”），照片上的人物是当时上海“大同幼稚园”的孩子们和保育员。

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被清剿、屠杀，一批党的领导人、革命烈士的子女，四处流落的情况很严重。

在此情况下，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创办儿童院，收留这些孩子。

苏联在1928年8月1日创办瓦斯基诺儿童院，也叫国际儿童院。8月20日伊万诺沃数万名工人倡议为建立新的国际儿童院募集资金，开展星期天义务劳动活动，并且为建儿童院捐款。1933年5月1日，苏联建成一所规模大、设备全的儿童院，称“国际第一儿童院”，收留各国革命者的遗孤、流离失所的儿童。

1937年在莫斯科市郊区莫尼诺建成“国际第二儿童院”，“七、七事变”后，这所儿童院定为专门接收中国儿童用。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中央讨论决定，在上海的租界创办大同幼稚园，并指派有牧师身份的中央特科人员董健吾具体办理这件事。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持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规模和需要，每月拨款，从最初的几千大洋逐步增加，到了1929年，大约每月在2万～3万大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活动、重要支出，都要详细说明并请示（苏共解体后，苏联档案解密，资料有详细记录）。

中共历史上的传奇人物董健吾

1929年12月，驻上海的党中央（有一说法是周恩来）批给董健吾500大洋，并由互济会（原名中国济难会）出面，创办大同幼稚园，董健吾担任院长。当时约定，开办费500元，今后每月经费200元。每收一个革命者的子女，一个孩子每月10元。

开办经费500元大洋是远远不够的，董健吾是牧师，就在教友中号召募捐，但还是不够。恰巧此时董健吾家分家产，董健吾分得50多亩地，当时一亩地约50大洋，除了还债及其他用途，董健吾将卖地所得一半多的钱款用于创办幼稚园，总算凑够了开办费用。

1930年3月，大同幼稚园在戈登路441号（今江宁路）武定路口拐角处的两幢石库门内诞生了。幼稚园由董健吾任园长，互济会王弼任顾问，并通过关系，请于右任题写“大同幼稚园”五个大字。幼稚园表面上面向教会、面向社会，实际上以收养中共领导人、革命烈士后代为主。收养这些孩子时，先把孩子交给王弼，再由王弼送到幼稚园，以保证孩子的安全。

大同幼稚园成立不久，就接收了30多个孩子，最小的不满周岁，最大的八岁，大多数孩子二三岁。其中有烈士彭湃的儿子彭小湃，恽代英的儿子恽仲希，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力，杨殷的儿子，王弼的女儿等等，其中最出名的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了。

由于戈登路的幼稚园场地小、采光不足，附近又没有可供孩子户外活动的地方，孩子们长期呆在室内不利于健康成长。大约在1931年的春天，董健吾找人帮忙将幼稚园搬迁至法租界陶尔斐斯路341号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开间楼房（现为南昌路48号），此处房舍宽敞、阳光充足、环境幽静，出了门就是法国公园（今上海复兴公园）。孩子们的生活环境改善了许多，天气晴朗时，保育员就带领孩子们在公园里活动，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听故事、做游戏。有时董健吾也跟随一起去，他坐在草地上，孩子们围着他，唱啊跳啊充满着欢乐气氛，引得游客驻足观看。

1931年4月的一天，幼稚园的五位保育员带着19个孩子到法国公园游玩，那天阳光明媚春风荡漾，于是请公园里照相馆给孩子们拍了一张集体照。这也是大同幼稚园现存的唯一一张集体照。照片的背景绿树成荫，后排站着五位女老师，身穿半长袖的旗袍，面带笑容、温雅俊秀。其中四位怀里抱着二三岁的孩子。

这张照片中，左一陶锡琪 ，左二李立三女儿李力（小名八哥子） ，左三李文英（化名）即李立三夫人李崇善， 左七 郑兰芳（董健吾妻子），左八 管荷英。

中排左一毛岸英 ，右一毛岸青，左二杨殷的儿子，右二是毛岸龙。

前排一溜坐着11个孩子，和后排的孩子一样，一式穿戴雪白的围兜，整齐干净。

其中左六是彭湃的儿子彭小湃（小名小丕），左七是恽代英之子恽仲希。这些流离失所的孩子，终于在党的温暖怀抱里，过上了快乐的童年生活。

二

毛氏三兄弟是如何在战乱中一路辗转到达上海大同幼稚园的？

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同年11月14日英勇就义。1931年春天，中共地下交通送来毛泽民的指示，让60多岁的杨老太（杨开慧的母亲）和李崇德（杨开智的妻子）打扮成走亲戚的样子，领着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坐火车前往武汉，而后转乘轮船到达上海大同幼稚园。

毛家的三个孩子去大同幼稚园，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幼稚园的保育员李崇善（李立三之妻）是李崇德（杨开智之妻）的妹妹，当时李立三因犯“立三盲动主义”错误路线，被通知去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妻李崇善因生活无着落，到大同幼稚园当保育员，同时带来李立三的儿子李力，蔡和森的女儿蔡转（而蔡和森的妻子李崇英是李崇德、李崇善的姐姐），家族血缘，让亲属之间更有义务保护革命的后代，给孩子一个安全、舒适的栖息地、健康成长的环境。

1931年6月17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牛兰夫妇在上海被捕。牛兰是负责发放经费的，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国产国际派了佐尔格小组在上海进行营救活动，同时派了两个人各带10万大洋，其中一位就是李德。

1932年春，大同幼稚园的保育员管荷英外出后突然失踪，幼稚园的安全失去了保障。另一个原因，由于牛兰夫妇被捕，幼稚园断了经费来源，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解散大同幼稚园。

解散后孩子们有三条出路：一、有家可归的就回家。二、无家有亲友的，就送亲友家。三、无家无亲友的，临时寄养在可靠的革命同志家。

三

毛氏兄弟中最小的毛岸龙在1931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夜里，突然生病，发烧腹泻，由保育员陈凤仙（李求实爱人）送到附近的广慈医院急诊，医生诊断为噤口痢，经抢救无效死亡。

大同幼稚园解散后，毛岸英、毛岸青被安排到董健吾家中，由董健吾妻子郑兰芳照顾他们的生活。当时董家住霞飞路139号（今淮海路），寓所周围环境热闹，出门就是有轨电车，街边商店琳琅满目，时有法租界巡捕在路上巡逻。毛氏兄弟正是贪玩的年龄，像关不住的春风到处乱跑。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郑兰芳想了很多办法，带他们到三楼邻居家玩，邻居是天蟾舞台唱大花脸的叶天赐，他家有唱戏的刀枪棍棒，孩子们玩的不亦乐乎，当然叶家毫不知情两兄弟的来路。为了让两兄弟不出门，郑兰芳特意为他们养了一条狗“阿里”，就这样郑兰芳悉心守护着毛氏兄弟。那时候组织上已断了经费来源，毛氏兄弟的生活费由董健吾去筹措。尽管董家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他们全家尽一切努力让毛氏兄弟吃饱穿暖 。

1936年5月，董健吾接到李杜（原张学良的部下）的电话，说张学良来上海了，要与董健吾约见面。在一家咖啡馆里，张学良说要派李杜将军去苏联，到远东地区招募流落在那里的东北军旧部，带他们回东北继续抗日，并让董健吾协同李杜，把毛岸英等三个孩子带往苏联。张学良给了董健吾一张十万法郎的支票，作为旅途的盘缠和费用。

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琪（董健吾之子）三个孩子为前往苏联做预先准备，他们先住到上海宝庆路9弄3号李杜将军的家中，让裁缝给他们定制四季的衣服，学习路途所需的礼仪，等待签证。

一个月后的七月初，李杜（化名王元华）、张学良部下的一个师长、以及副官、秘书、翻译，还有中共地下党杨承芳，他们带着三个孩子一行9人，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然后乘火车抵达巴黎，立即到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签证，却遭到拒绝。原来李杜等人的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侦知，日本向苏联提出抗议。另一种说法是，苏联国内当时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肃反，故而拒绝外国人入境。签证办不了，李杜等人在巴黎滞留了四个多月。后杨承芳找到《救国时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报纸）编辑部，请他们通知共产国际，请苏联政府早发签证。不久苏联领事馆送来通知，同意毛氏兄弟入境，并送来了签证，但仍不准其他人入境。此时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李杜等人无心在国外久留，就决定马上返回上海。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二号人物康生，亲自到苏联驻法国领事馆来接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并护送他们到莫斯科，后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

为何康生亲自来接毛氏兄弟，说明康生的嗅觉是灵敏的。在与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接触中，他感觉到季对于中共领导人的选择，已经倾向于毛泽东了。果然1937年11月共产国际派中共代表团王明、康生、陈云回国，和蒋介石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临行前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召见王明等，明确表示，你等回国后，应以毛泽东同志为最高领导，王明不要争了。几年后的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周恩来都是重点被打击对象，而康生却成为毛泽东在整风中的重要帮手。

从1938年开始，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主要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召开，从这时候起，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四

原大同幼稚园的园长董健吾，在1936年曾经护送斯诺、马海德去延安，1937年斯诺出版了《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正面介绍中国共产党活动，树立毛泽东个人形象的书籍，曾经引导着千万热血青年参加共产党 ，走上革命的道路。

董云飞（右一）与范卫平、盛文秀合影

解放后由于受潘汉年事件的牵连，董健吾被捕入狱。1960年斯诺访问中国，见到毛泽东，询问当年护送他去延安的“王牧师”在哪里，毛要周恩来去查一下。董还关在牢里。指示马上出狱，住院检查，改善住房，并安排到上海市人委参事室任参事（1955年～1966年上海市人委即上海市政府）。办理这一切需要时间，斯诺等不及就回国了。

1970年斯诺再次来到中国，又向毛泽东打听董健吾。毛要周恩来去查，此时正是文革中期，董健吾受到冲击，身体极差，上午刚从医院被赶回家，下午接到上级通知，赶紧安排住院，但几天后的12月25日，董健吾终因病情过重去世了。这位当年护送斯诺去延安的“王牧师”，保护中共领导人后代，烈士遗孤的大同幼稚园的园长，在中国隐秘战线做出特殊贡献的董健吾，最终未能等到与斯诺再见面，留下了终身遗憾，令人唏嘘不已。   

注：本文由董健吾之子董云飞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