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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泉 王 放
“一个人的功过是非，终究是颠倒不了的。”这是习仲勋同志在怀念贾拓夫同志时，写下深刻的一句话。
2005年，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是这样讲述的：“有一个人在中共中央选定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问题上，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就是贾拓夫。”
贾拓夫
贾拓夫同志一生充满传奇，他是参与创建陕甘根据地的老同志，又是陕甘老同志中唯一全程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他出身贫苦却受到良好的教育，12岁投身革命，14岁加入共青团，16岁转党，不到20岁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省委秘书长。在长期艰苦斗争中，他两次被捕，经历了生死考验，成为一名成熟的职业革命者，在党组织的营救下成功地逃出虎口。
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省军委书记杜衡被捕叛变。陕西省委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贾拓夫受命前往上海，直接向党中央报告。当贾拓夫马不停蹄来到上海，党中央已迁往中央苏区。随后，贾拓夫在1934年1月赶到了江西瑞金。在中央苏区，贾拓夫参加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陕甘边区向中央苏区献上锦旗。
贾拓夫全家合影
1934年10月，贾拓夫随中央红军开始了万里长征。严酷的革命斗争把他带到了中央苏区，又是长征把他送回了陕北。
长征途中，贾拓夫出色的工作受到中央领导赞誉。特别是翻越大雪山后进入藏族同胞聚集地时，为部队筹集军粮，担任筹粮委员的贾拓夫严格执行红军的纪律，在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开创性地将红军打富济贫改为借富济贫，带领粮队和藏族同胞一起去割“恶霸”的青稞，将收获的一半归群众，一半归红军，短短半个月里就完成筹粮60万斤的任务。贾拓夫出色的群众工作能力受到军委领导表彰。几十年后，杨至诚上将在北京再见到贾拓夫时，仍不忘夸奖这位群众工作的模范。
红军走出了草地，闯出了最困难的时期。毛主席、党中央在甘肃俄界召开会议，决定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决裂，坚持北上，争取打通国际路线，在中国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但究竟长征的落脚点在哪里？大家心里还是没有数的。中央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后，进入甘南岷县哈达铺进行休整。
9月23日，休整的红军得到一张过时的报纸，毛主席非常重视，找到了贾拓夫。贾拓夫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地区红军的斗争情况，明确向中央建议，中央红军应该到陕北立足扎根。他说：陕北是闹革命的好地方，那里群众生活苦，革命要求迫切，穷乡僻壤，可以和敌人周旋。毛主席听了以后高兴地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我们先到陕北再说吧！
9月26日，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向陕北进军，以陕北来领导全国的革命。为联络陕北刘志丹的红军，毛主席派贾拓夫为向导，携带电台组成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
贾拓夫肩负重任，日夜兼程，终于在甘泉找到红二十五军和陕北根据地党的领导。此刻，他的心上压着一块巨石，因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汪锋、张策、张秀山等一批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领导人正被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代表”关押着，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王首道、贾拓夫带着毛主席“刀下留人”的指示，立即赶往瓦窑堡。当时，活埋人的坑都挖好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解救了这批为创建陕甘根据地和陕甘红军发展作出贡献的领导人。三大主力红军终于会师在甘肃会宁，中国革命迎来新的高潮。贾拓夫出色地完成为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引路陕北的任务，同时解救出他的战友们，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贾拓夫担任过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中央西北财经委员会下属的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在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同志领导下，贾拓夫从一个对经济管理的门外汉，逐步成长为党在经济战线上一名出色的领导者。
贾拓夫领导下的西北财经办事处，有力地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方针，为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提供了政策支持和资金保证，彻底粉碎了敌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在陕北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奇迹般地为党中央各机关以及西北解放大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需物品，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1949年5月20日，西安古城解放。贾拓夫三进西安，担任西安军管会第一副主任，协助贺龙主任接管和领导古城。他是新中国第一任西安市委书记兼市长。
1952年8月，毛主席再次点将，从地方“借两个头（脑）到中央”，一个是西北的贾拓夫，一个是华东的曾山。1954年，国务院设立8个办公室，贾拓夫任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1958年，贾拓夫又被调回国家计委任常务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战时经济转变为和平经济，党的经济管理方式也在不断调整之中。贾拓夫积极协助陈云、李富春同志，使我国顺利完成三年经济的恢复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他的经济管理思想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他深刻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新中国经济战线上既有独到见解又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
1956年，贾拓夫遵循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按比例有计划、稳步、协调发展的思想与另外一些同志过分强调主观作用、忽视经济工作客观规律，希望快速发展的思想发生碰撞。在那次反冒进运动中，贾拓夫被划为右倾的典型，受到严厉批评，但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仍被毛主席亲自提名当选中央委员。反冒进后，我国历年经济计划指标和基础规模建设投资不断攀升，背离了经济发展规律。1958年又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助长了地方上一些同志的浮夸风。
1959年庐山会议上，贾拓夫因支持彭德怀的意见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撤职下放到基层，在辽宁抚顺发电厂任代理厂长。
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准备为一批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甄别，却不知何故，未能给这批同志甄别。紧接着，贾拓夫又被暗箭击中，被诬蔑为炮制支持反党小说《刘志丹》，罪名是企图为高岗翻案，树立陕北山头。陷害他的人就是党内那个一贯靠整人起家的康生。早在延安时期，他就说贾拓夫领导的陕西省委是执行王明路线的“红旗党”。在“文革”动乱年代，这位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仍不放过贾拓夫，他对造反派说：“陕北那个贾拓夫是个老反党分子！”挑唆造反派对贾拓夫进行惨无人道的揪斗。正直无畏的贾拓夫没有屈服，用自己病弱的身躯向造反派抗争，等待他的却是更大的灾难。
1967年5月7日早上，苗葡工人在北京西郊八角村的小树林里，发现了贾拓夫的尸体。在他夫人和孩子们一再坚持下，他们才获准在医院太平间见到自己饱受摧残的亲人。望着亲人额头上、眼眶下深深的凹坑，胳膊上、腿上的伤痕……他们的心像被刀割一样地疼痛！他们强忍着悲愤，默默地和自己相濡以沫的丈夫、敬爱的父亲做最后的告别。
习仲勋同志在后来回忆贾拓夫同志的文章中，仍然难以抑制激动的情绪。他写道：“一个长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对敌英勇斗争、对党对人民有重大功绩的同志，没有牺牲在公开敌人的屠刀下，却惨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的手里；一个跟随毛主席戎马倥偬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没有牺牲在雪山草地，却被害死在北京的郊野。”
贾拓夫在他54岁的盛年时期，倒在了那场十年“文革”的浩劫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为这位三秦大地的优秀儿子，为中国革命曾经立下奇功的陕北才子彻底平反。
我们对贾拓夫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他那种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坚持理想信念的精神。
今天，贾拓夫这一代的革命者离我们已渐行渐远，但是他们对革命百折不挠、矢志不渝的忠诚，在荆棘莽原中苦苦寻找真理，用血肉之躯开拓出中国革命道路的精神，犹如灯塔，永远照耀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