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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放

       1959年，笔者上小学三年级时，和姐姐、哥哥从北京转学到西安市保育小学（前身是延安抗小）。学校坐落在西安市南郊的黄甫庄。这里的学生常年见不上父母，他们的父母都是战斗和工作在革命第一线的干部，有些甚至是烈士。一位剪着齐耳短发、身着两个大补丁的灰布衣服、容光焕发、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接待了我们，她就是我们的校长方向知。方校长亲切地拉着我的手，用浓浓的秦腔对我说：“从此，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同学们就是你们的兄弟姐妹，有困难就找老师和阿姨。”那一年，恰恰是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我十周岁。

       解放了的新中国，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每当清明时节，少先队员吹着号，打着队鼓，排队前往西安烈士陵园。站在最大的九烈士墓碑前，同学们高唱着“在波浪滔滔的赣江旁，有方志敏同志战斗过的山岗。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里，有杨靖宇将军住过的茅草房。多少先烈，多少红色战士，忠于祖国，忠于党，为了人民永远的幸福，他们的鲜血洒在革命的大道上。”伴随着红色歌曲，伴随着革命传统教育，在方校长和老师们的呵护下，我们和祖国一起幸福地成长。

       方向知校长是一位烈士的遗孀，在动荡的革命年代，她先后失去三位至亲。她的双腿有残疾，但我们总能在教室、在操场、在花园、在宿舍，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随时看到拖着残疾、拄着拐杖的方校长。我们班上有几位烈士子女，亲切地称呼方校长：“姑姑”。方校长是同学们心中的严师慈母、良师益友。

       1997年，我们62届保小毕业的同学，从全国各地团聚在西安古城，分别了35年的同学们异口同声提到了方校长，30多名同学费尽周折找到了位于端履门一个极其普通的居民小院，去看望我们尊敬的方校长。开门的是方校长的儿子杨鉴，他已是60开外的老人了。房间很小，一间半，陈设非常简陋，六七十年代的老旧家具，一台14英寸(0.3556米)的老式电视机，房间里最醒目的是五斗柜上摆放的三幅相框。相框里的照片已发黄，但是三张面孔却很年轻，这正是在革命年代牺牲了的方校长的三位至亲：他们分别是方校长的丈夫杨法震、方校长的三哥方涛、方校长的五姐方鉴昭。

       杨法震：1927年入党的中共党员，黄埔6期毕业生，1938年在保卫永济战役中殉国。方涛：早期从事学生运动和农运工作的著名地下党人，在西安组织学生运动时被捕，1947年被杀害。方鉴昭：早期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负责共青团陕西省委秘密工作，1928年被叛徒出卖遇害，是陕西党史上著名的“九烈士”之一，她就和战友们长眠在烈士陵园最醒目的九烈士大墓里。战争年代，烽火岁月，三位亲人的牺牲，诉说着一个家庭的悲痛与光荣，也记载着中华民族血与火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末，方向知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城市家庭，父辈们是开明进步的商人，堂兄方仲如早年参加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兄弟姐妹受其影响纷纷追随其后。当时只有16岁的方向知也跟随哥哥姐姐加入革命洪流，上街宣传，散发传单，跟随姐姐方鉴昭为地下党坐机关，给地下党当“小交通员”，忙得不可开交。

       1928年，哥哥方涛和年仅22岁的姐姐方鉴昭被捕。方鉴昭赴刑场时，因为敌人害怕她在临刑前呼口号，残酷地割掉了她的舌头。整个方家处于白色监控之下。

       1930年，方向知认识了时任《西京日报》的编辑、共产党员杨法震，共同的志向促成了一段革命时代的爱情。相识半年后，二人结婚，婚后生活也因时局的动荡不定而聚聚散散，随时处在白色恐怖中。在方向知眼里，“杨法震，大个子，黑红脸。聪明有才华，写得一手好文章”。但革命生涯，聚少离多，8年的婚姻，两人真正相处还不到两载。

       1934年下半年，杨法震随西北军部队驻防汉中，方向知带着不满1岁的儿子杨鉴前往汉中一小学教书。夫妻二人度过了婚后最平静安稳的一段时光。

       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红军将领在三原同友军将领及地方人士合影（前排左起：任弼时、彭德怀、赵寿山；后排：杨尚昆、陆定一、杨法震、马文彦、冯一航、常汉三、姚警尘）

       半个世纪后，方向知老人讲述往事时，表情依然流露出对那段美好岁月的留恋。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民族危亡的局势很快打乱了一切，爱情、亲情甚至生死抉择都被抛在身后，西安事变后，杨法震被任命为赵寿山部五十一旅秘书主任，从事西北军与红军的联络工作。

       1938年日寇进犯晋西南，陕西受到威胁，杨法震调任十七师一○二团团副，随军进驻韩城。5月，方向知收到丈夫的电报，让她带着孩子到韩城。当时的韩城已是西北抗战的前沿，前后有上万名陕西官兵从这里渡河作战。杨法震日夜巡护城河河防，防止特务和汉奸搞破坏，同时还支援河东抗日游击队的抗日活动，工作十分繁忙。方向知在那里住了个把月，杨法震黑明都不回家，偶尔夜里巡回路过家门，进门都不落座，匆匆叮咛两句就走了。7月7日这天，杨法震奉命率千名官兵夜渡黄河，开赴中条山。方向知怀着振奋，也揣着一丝担忧，默默地把亲手做的两双布鞋塞进丈夫的行李中。临别的一刻，一家人在韩城文化馆的苍柏前合影留念。照片上，一身戎装的杨法震英姿飒爽、表情豪迈，身后的方向知一副沉静神色，只有5岁的儿子杨鉴昂首骑着童车，不谙世事地笑着。斯人已逝，容颜依旧，只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留给后人无尽的叹息。

       半个多世纪后，面对这张照片，依然能深切感受到国难当头，一个民族和一个家庭义无反顾的抉择。不久，从前方传来消息，永济前线伤亡很大，家属们天天到38军办事处打听消息，哭声一片，方也去了几次，总是得不到确切消息。直到有一天，相识的朱茂青夫妇（地下党员）到家里来，默默坐了很久，方才意识到有不利的消息。她主动开口说：“法震的消息我听说了，他为了民族、为了国家、抗击日寇，牺牲的伟大，牺牲的英勇。只是我没能和他一起在前方抗战，太遗憾了。”

       时隔七十多年后，我们无法想象当初方向知面对爱人的死讯是如何悲伤，因为在我们的记忆中，她永远是慈祥的、坚强的。丈夫牺牲后，部队给方向知送来了1200银元的抚恤金，她说：“孩子我养得起，我不忍心花烈士鲜血换来的钱，就用这钱办学校吧。”

       1939年暑期，年轻的方向知脱下旗袍，换上短袄，揣着丈夫的抚恤金，带着5岁的儿子杨鉴到丈夫的故乡兴平县，在渭河之滨的草堂寺创办了一所私立法震小学。一是为纪念丈夫杨法震，二是为造福乡里，三是必要时为党的地下工作打掩护。国难当头，炮火连天，一个年轻女性用自己的方式实践着爱情的诺言，坚守着革命的信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向知把法震小学无偿交给当地政府，她自己吃得没有油水，没有副食，全身浮肿。当时保小食堂杨平信师傅家里人口多，生活极其困难，方校长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贴补给杨，“文革”中造反派批斗方校长，杨平信说“手捂心口想一想，一辈子忘不了方校长。”我们班上有个父母双亡的烈士女儿叫杨芝华，她和她的姐姐、哥哥三人都是在方校长的抚养下成长的。方校长虽当了一辈子校长，1975年退休时，所有家当就是一碗、一筷、一箱旧衣服，甚至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所，只能住在亲戚家。几年后，教育局才分给她一套38平方米的房子。

       2007年，方校长辞世，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7岁。她没有留下遗产，把全部心血献给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她是一位饱经沧桑的烈士遗孀；她是一位矢志不渝、呕心沥血培育后代的教育家，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用丈夫的抚恤金办学育人。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著名诗人臧克家在纪念鲁迅先生时创作的《有的人》中的诗句。杨法震牺牲后，方向知抚养他们唯一的儿子杨鉴长大成人。杨鉴现已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他饱含着感情谈到自己的母亲，但对父亲记忆是一片空白，只记得童年时跟随年轻的寡母各处办学，有关父亲的经历是母亲事后讲给他听的。历史是需要传承的，红色历史更需要我们传承弘扬。老一辈革命者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他们的奋斗牺牲，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这是我们永远不能丢失的！让我们永远记住：“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最敬爱的方校长，您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学生们永远忘不了您对国家、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您大爱无私的人生深深地影响着几代人。每当月亮升起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您，就想扑进您的怀抱、拥抱您。我最亲爱的校长、我的母亲。

       责任编辑：陈龙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