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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放

如果你来西安旅游，当你走出西安火车站的那一刻，首先映入你眼帘的，就是西安城墙。尽管这一段城墙实际上是后来整修时重建的，而且为了站前交通的方便，很长一段城墙的下部被掏空，已和原始城墙的模样相去甚远，但其视觉上的冲击力，依然会让人为之一振。

西安古城墙建于明代，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我国古代城垣建筑中保留至今最完整的一处，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城墙。如今，它被视做十三朝古都西安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和钟楼、大雁塔等齐名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每当我来到西安，看到恢宏、壮观的西安古城墙，都会感到格外的骄傲和自豪。因为，在今天被我们视作瑰宝、引以为傲的西安古城墙，却曾经命运多舛，几次险些被拆除。为了保住它不被拆除毁弃，不知多少人为之付出心血，这其中的一位就是赵伯平。

那是大跃进时代的1958年，全国各地猛烈地刮起一股“拆墙”之风。首先从北京开始。北京外城城墙从1952年起就被陆续拆除。这时，为修建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中华门也要被拆除。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为保住中华门而据理力争，甚至失声痛哭，结果依然被拆，梁思成还被说成是“老保守”。不止北京，苏州、南京等许多地方也都开始拆！拆！拆！拆墙之风很快也吹到西安。

对西安城墙的拆墙之议，早在民国时期就有。辛亥革命之后，全国各地兴起了一股拆城热，天津、上海、广州、泉州、九江、杭州等地的城墙，先后被拆除。

1927年，民国陕西当局也制定了《市政建设计划》，认为城墙阻碍城市发展和阻滞交通，打算将西安城墙拆除，拆下城砖可供修筑东南西北四条大街道路之需。后因工程浩大、当局财力不济而做罢。

1953年，中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西安也制定了第一个城市规划。当时担任西安城规划绘制工作的是梁思成的学生周干峙，同他的老师一样主张保护古建筑和城墙。在他的规划中，把西安城墙和护城河作为公园绿地保留下来，期望能在未来形成一条美丽的绿色项链。然而，在当时有着很大话语权的苏联专家却不以为然。他们打算把大量北京、东北、四川的军工技术人员和工人迁入西安，给西安带来一次飞跃性的发展。而城墙把老城围了这么一圈，地盘不够大，工业的布局也不好搞，最好是“拆掉城墙，发展更多的道路，解决当时的交通问题”。 保护派和拆除派争论起来，互不相让，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城市规划也迟迟不能实施。最终还是几个老干部站出来化解了这场危机。他们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有点可笑的理由：城墙可以防原子弹，防冲击波，所以不能拆。但在那时，这个理由极具说服力。因此，规划方案勉强被敲定。

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仅仅1年后，北京外城的城墙已经被拆得面目前非，全国都开始跟风“拆城”。西安市民也坐不住了，纷纷上城墙扒砖拿去盖房子。这让当时的陕西省省长赵寿山心急如焚。眼见市民扒砖越来越狂热，赶紧将此事上报中央，受到上级领导重视后，扒城的势头才得到抑制。

然而，风波只是暂时得到平息，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1958年，大跃进的狂热席卷全国，拆墙之风再次刮起。西安城墙面临着最严重的一次被拆的命运。当时的西安城墙，业已破败不堪。敌台、箭楼多已沦为废墟，城上满是荒草，垛墙处处倒塌。时值盛夏，常有大雨，有的墙体经雨水浸泡后，城垣垮塌下来成了山坡；天气闷热，护城河中浸泡着垃圾与污水，臭气熏天。以前的防空洞里有的办起了工厂，有的干脆被安装门户成了窑洞式的民居。

1958年6月中旬，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召集由市委文教部、文史馆、文化局等多部委负责人和相关专家学者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城墙拆除问题。大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一种主张拆除，一种主张保留。“拆除派”认为，城墙是封建社会的城堡，主要起防卫作用，现在进入原子时代，国防价值已经不大，没有继续保留的必要，并且城墙古老，缺乏排水设备，遇雨水冲刷，很多地方容易发生危险，直接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如果要作为古迹长期保存，势必还需要一大笔维修费用。反之，如果将城墙拆除，不但可以节约大量资金，而且拆下的城砖、城土还可以加以利用。此外，城墙拆除后，可以扩大建设用地。也可以打破城乡界限，便利交通。如果从保存文物古迹着想，只需要把城楼留下来就行了。而“保留派”认为，西安城墙是闻名的古建筑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央规定有300年历史的古迹都应该保留。西安城墙目前及将来对城市建设并无多大妨碍，保留下来，还可研究和观赏。两派中，拆除的意见占多数。限于当时人们对文物古迹的认识，西安民众也大多支持拆掉城墙。

建国伊始，人民第一次当家作主，在经历了百年的深重苦难之后，群众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快马加鞭，摆脱落后、贫困的窘境。谁要是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中，在热火朝天的劳动中去谈古怀旧、登高赏景，不仅不合时宜，几乎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精神奢侈。

在这里，我们没有资格、也不应该去苛求和责备当时的人，在一个连温饱都没有解决的国度里，国计民生的现实考虑和文物古迹的长远保护，平衡点在哪里，绝非像现在不愁吃不愁穿的我们想得那么简单。

1958年9月，西安市委向省委报送了拆除西安城墙的请示：经研究认为，西安城墙可以不予保留，今后总的方向是拆。为了便于人民以后瞻仰，只保存几个城门楼子。10月，陕西省委开会研究，对西安市委拆除城墙的意见表示“原则同意”。当时，赵伯平是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常务副省长。参加会议当天下班后回到家中，他即找来秘书，口述一封信给习仲勋。信中他力排众议，建议保留西安古城墙。他和习仲勋是老相识，两个人都曾长期在西北工作，关系一向很好。1933年，他担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时，习仲勋也在渭北根据地工作的。他们一同参与了策划和领导杨虎城的骑兵团长王泰吉部耀县起义。

20多年来，彼此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建立了很深的友谊。习仲勋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从工作关系上说，通过习仲勋向国务院上书反映情况，也理所应当。习仲勋一直是主张保留西安城墙的。

1950年，刚刚获得新生的西安在恢复城市建设时，为修理水路，曾经一度打算拆除古城墙。在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集体办公会议讨论时，习仲勋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认为仅仅为了修理水路，没有必要拆除城墙。不但不拆除，还要予以保护。随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以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的名义发出了《禁止拆运城墙砖石的通令》。所以，赵伯平知道，这次他的建议也会得到习仲勋的支持。12月25日，西安市市委作出了拆除城墙的决定。之后，城墙垛口的砖几乎被拆尽，南城墙西段外包砖全部被拆走。拆除西安古城墙，引起了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文物工作者和部分专家学者的关注和不满。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吴伯纶联合5位同道，联名向西安市领导反映，要求停止拆除城墙，后又以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名义，直接发电报给国务院反映情况。赵伯平也在写信之后又和习仲勋通过电话，交流意见和看法。

1959年春夏之交，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看到了来自西安的电报，认为赵伯平和五位文物工作者的意见是正确的，保留保护西安古城墙意义重大。他让办公室致电陕西省和西安市，要求立即停止拆除城墙。并敦促文化部向国务院提交了相关报告。在习仲勋的支持下，国家正式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将西安城墙列为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举对保留西安古城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西安古城墙安然渡过了最大的一次被拆除的危机。

80年代初，马文瑞同志主持省委工作期间，经过全面整修和综合治理，西安城墙面目一新，现在已成为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古城堡旅游景点。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来自国家层面的保护意见，西安城墙的命运，也将像中国三大古城墙中的另外两座——北京和南京的古城墙那样，要不了几年，就不复存在了。赵伯平当时是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常务副省长，在西安古城墙面临存废的历史时刻，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出来说话，对历史负责。在这个敏感而又关键的时间点上，自己的建议、吴伯纶等五位专家的电报及习仲勋的大力支持，对西安古城墙最终得到保留，共同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当时日益左倾的政治空气下，在大多数省、市领导都同意拆除的情况下，为什么他能够力排众议，上书国务院提出与众相反的意见呢。这不是偶然的。除了敢于逆水行舟的政治勇气，更与他的出身和学养，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密不可分。赵伯平出身于蓝田县一户比较殷实的书香门第之家，自幼聪明好学，读书时，即能熟读背诵，又能深刻理解，学以致用。

参加革命后，无论是担任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关中地委书记等领导职务，还是分管文化、教育、宣传等工作，在以主要精力从事革命事业的同时，他丝毫没有减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热爱与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陕西省委领导职务，主管宣传教育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创建和培育了陕西党领导的第一个职业化革命戏曲团体——关中秦腔剧团，即八一剧团。他亲自为剧团写剧本，创作新“秦腔”。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他先后改编了大型传统戏《三滴血》、《石达开》和现代剧《民族魂》。

1942年10月，八一剧团徒步赴延安公演，历时两个多月，演出60多场，轰动延安。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演出时，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观看了演出。毛泽东称赞说，戏的内容和表演都很好，并委托中央办公厅给剧团赠送了“推陈出新”四个大字的幕幛。

赵伯平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热爱有加，经常手不释卷，自得其乐。经年的积累，使他谙熟文史，造诣深厚。由于历史原因，建国之初国家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整体不高，外公的国学修养和古籍功底，在他那个时代的革命者当中，特别是领导干部当中，已是难得一见。

解放后，赵伯平先后任西安市委副书记、书记、第一书记。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常务副省长、省长。即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学养，又身在其位，使他具备了超脱历史局限的大智慧，在对文物古迹的整修、发拙及保护问题上，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起到了一般人起不到的作用。

陕西是个文物大省，地上地下都是宝。早在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他就十分注重对文物的保护，每到一处，都再三叮咛要把革命的遗址遗物和历史文物保护好。

1953年到1954年，赵伯平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宣传部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副主任期间，多次要求西北文化局的负责同志，对各地的文物古迹、革命遗址进行普查。“丝绸之路”沿线的天水麦积山、敦煌莫高窟、吐鲁番古城、青海塔尔寺、宁夏清真寺、临潼华清池、华阴西岳庙以及黄帝陵、秦始皇陵、唐乾陵等关中帝王陵墓，这些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文物古迹，被他视为瑰宝，陆续纳入保护的范围。他说：这些文化遗迹，现在回到了人民怀抱，如果在我们手里遭到破坏，就是犯罪。在他主政西安和陕西期间，确定了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5年，当省文化局的领导同志向他汇报全省文物经过大力挖掘，共出土文物27600余件，整理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11900余件时，他高兴地说：“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在国家财力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西安碑林、兴庆宫、半坡博物馆等10多项重点文物古迹的整修工程先后上马开工，在赵伯平的关心支持下，在省、市两级的共同努力下，得以顺利按期完成。

1958年秋，当时的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在新城办公，因为机关单位多，住房紧张，省人委办公厅有人提出把新城黄楼拆了盖办公楼，他严肃地说：“这座黄楼，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指挥大楼，中外闻名，有历史意义，怎么能拆？谁拆谁犯错误。”赵伯平为陕西乃至西北文物古迹和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工作所做出的努力和特殊贡献，一直为后人所称道，被誉为陕西文化保护工作的奠基人。

作者简介

王放，陕西三秦女儿红色宣讲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