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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放

1935年9月18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来到了岷山脚下的小镇哈达铺，在小镇上的邮电代办所，红军战士找到了一些《大公报》、《晋阳日报》，上面登载着许多有关陕北根据地的消息，称“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占领六座县城”、“全陕北二十三县几尽赤化”，还有关于鄂豫皖的红25军将要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报道。这些消息太及时、太重要了。

长征以来，哪里是归宿，一直是困扰党中央的大问题。一路上，党中央曾先后五次改变长征的落脚地点，尝试着找到一个可以休养生息的地方，可是在全国范围内，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红军走了将近一年而不得休息，8万多人的队伍已经减少到不足万余人，物资匮乏，疲惫已极，再这样下去，队伍眼看就要被拖垮。就在无助、困惑之际，奇迹出现了，不远的前方，荒芜贫瘠的黄土高原，竟然还有一块红色根据地，有一个“家”在等着他们。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兴奋地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那里就是我们抗日的前方阵地。”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根据地。后来，毛泽东动情地说：“没有陕北，那就下不得地”，“我看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准确地说，毛泽东所说的陕北根据地，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实际上包括陕北和以陇东为主的陕甘边两个地理范围。

1935年的上半年，陕北和陕甘边还是互不连通的两块根据地。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陕甘红军在刘志丹的指挥下，解放了陕北6座县城，使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形成了面积3万平方公里，90余万人口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以及之前的红25军，之后的红二、四方面军，才有了长征的最后落脚点。讲到西北革命根据地，我想从1929年的陕北的一次会议说起。大革命时期陕西党组织培养、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装，先后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然而，由于缺乏经验，起义相继失败，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也全部损失。一切又要从头开始。革命遭受了挫折，但年轻的革命者并没有气馁。

1929年4月，十几位热血青年秘密聚集在榆林的红石峡，热烈地讨论着如何开展武装斗争，推进农民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中共陕北特委红石峡会议。17岁的青年学生、后来被毛泽东称为“陕北才子”的贾拓夫，清楚地记得，在会上被选为特委军委书记、比他大9岁的刘志丹，提出了高屋建瓴的“三色论”。所谓三色，就是白色、灰色、红色。这是一种形象的比喻，说的是创建革命武装的三种方式。白色的，就是在国民党队伍中开展兵运工作。灰色的，就是做土匪、绿林和饥民武装的工作，争取、改造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红色的，就是公开组织党领导的革命军队。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会议决定以搞白色的兵运工作为主。刘志丹、谢子长，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时的西北地区，特别是陕甘交界的陇东地区，地处偏僻，是国民党统治的神经未稍，军阀、土匪多如牛毛，你来我往，互争地盘。军阀们没有什么政治信仰，谁有实力就认谁。刘志丹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在冯玉祥的部队中任过要职，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渭华起义。谢子长早年从军，在陕甘军界是响当当的领袖人物。各路军阀也想借助他们的名声和威望，壮大自己的势力。所以，红石峡会议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带人多次打入军阀队伍，开展兵运，伺机暴动，拉出队伍，建立革命武装。可是，当军阀们发现，刘志丹、谢子长的活动并非为其所愿，反而损害到自己的利益时，便立即翻脸，兵运工作多次在即将成熟举行兵暴之前，功亏一篑。这一时期，西北地区前后大大小小的起义、兵暴70多次，都已失败。然而，失败是成功之母，兵运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如高岗、习仲勋、阎红彦、张秀山、孙作宾等，后来大都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领导人。

这以后，刘志丹等人吸取了经验教训，终于建立了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以后又与另一支革命武装晋西游击队汇合，组建了中第一支正规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以军事斗争为支撑，中共陕甘边特委先是在陕西铜川的照金地区建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但由于离西安太近，根据地难以久存。刘志丹又力主在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陇东山区开辟新天地，在包家寨会议上，确定了建立以南梁地区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陇东、关中三个游击区狡兔三窟的战略布局，西北革命翻开了新的篇章。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慧眼识英，力荐年轻有、善做群众工作的习仲勋担任照金和南梁根据地工农政权的领导工作。

1934年11月，南梁陕甘边根据地正式建立民主政权，习仲勋被选为南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刘志丹、习仲勋的正确领导下，南梁苏区蓬勃发展，在西北高原的黄土地上，打下了一片红红的天。

1935年2月，刘志丹率部北上，来到陕北大山深处一个叫灯盏湾的小山村，看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两位老战友就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粉碎敌人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围剿达成共识。伤情日益恶化的谢子长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多年的患难与共，让他看到了刘志丹宽广的胸怀和卓越的才能，临终前，他将陕北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刘志丹。在随后召开的陕北、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上，刘志丹当选为新成立了西北军委主席，统一了两块根据地的军事指挥，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即将长征来到陕北之前，一片乌云笼罩了黄土高原。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刮起了一股肃反歪风。他们以“白匪路线”“右倾反革命”等罪名，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一大批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的领导人。后来许多老同志回忆说：当时，埋人的坑都挖好了，眼看就要将他们肃反活埋。千钧一发之际，党中央到达了陕北，毛泽东当即指示“刀下留人”，随即派王首道、贾拓夫和刘向三立即赶往瓦窑堡，查明情况，制止肃反。

1933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陕西省委的一次小型秘密会议被特务跟踪、包围，前任和现任两位省委书记被捕。省委秘书长贾拓夫侥幸脱险。他顾不上个人安危，立即通知有关人员及时转移。随即辗转到南方，进入中央苏区向党中央汇报。此后便跟随党中央，一路长征，成为唯一一个全程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陕北人。当毛泽东得知陕北有根据地的消息后，便找来贾拓夫，向他了解陕北的情况。此后，贾拓夫作为向导，跟随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身边，成为中央红军进入陕北的引路人。王首道、贾拓夫等赶到瓦窑堡后接管了陕甘晋省委保卫局。不久，党中央到达瓦窑堡，召开平反大会，宣布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无罪。有了陕北黄土高原这个绝处逢生的落脚点，中国革命以此为大本营，得以休养生息，重新出发，仅用了13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起到了力挽狂澜的历史作用，是我党我军由退转进，由弱变强，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他们的光辉业绩，与日月同辉！

       作者简介

 王放，陕西三秦儿女红色宣讲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