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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欣生
我的母亲宋振平是革命烈士宋绮云、徐林侠的长女，是共和国年岭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宋振中的大姐。她是烈士的后代，也是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和慈爱的妈妈。她终生都在传承革命精神，努力实践“做一个党和烈士好女儿”的初心。她在平凡的革命生涯中，所彰显出的“听党话、跟党走、报党恩”的思想情怀，令我们子女记忆犹新,深受教益。
党解救了她
1929年11月16日，母亲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市司前街国民党监狱里。当时外祖父宋绮云是中共江苏省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外祖母徐林侠是县委委员，妇女会长。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蒋介石背叛革命，凊剿党组织、抓捕屠杀共产党员，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外祖母不幸被捕。三个月后，她在狱中生下了双胞胎女儿。那时外祖父转移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为纪念他们的革命情谊，所以给大女儿起名叫振平，二女儿起名叫振苏。妈妈说这是外祖父母送给她的唯一珍贵礼物。她们生在寒冷的冬天，没有衣穿，外祖母只好撕开自己的旧旗袍缝成小衣服和帽子。由于缺乏营养和不断受刑，身体虚弱，沒有一点奶水，外祖母就用犯人吃的稀米汤喂养，有时连米汤都沒有，饿的又哭又闹，外祖母就用毛巾沾点洗脸水往咀里添。在监狱苦熬了八个月，经地下党组织和亲友们的营救，母女三人才回到江苏邳县的外婆家。
在母亲十个月大时，外祖母按照党的指派，抱着二姨振苏来到西安协助外祖父从事党的上层统战工作，把母亲忍痛留在了乡下，过着有父母的“孤儿”生活。“我是不是沒有父母的野孩子？他们在哪里？为什么不来看我？”这一个个的问号在母亲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地泪痕。母亲长到六岁了，1935年才来到西安第一次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爸爸和妈妈。那时外祖父宋绮云曾仼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秘书、少将参议和《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在这里，她上学读了书，看到了父母在“西安事变”时的忙碌，見到了経常来家开会的“表叔”们，也学会了门口放哨和传信。(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时，外祖父参加了在新城大楼深夜召开的高层捉蒋抗日会议，分工由他负责事变的社会舆论宣传工作。他连夜起草捉蒋旨在抗日的号外和“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文稿，组织工人加班印刷和散发，当天一早就把张、杨两将军发动兵谏，活捉蒋介石的真相消息告之了天下)在西安的日子，那是母亲童年最幸福、最快乐，最受疼爱和最受父母教育影响的两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西安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外祖父母为了便于工作和家人安全，让母亲随她的外婆离开西安回到苏北老家。谁知母亲和她父母的这次分离，竟成了终生的永别......
回老家不久，母亲的外婆去世了，她便失去了唯一的亲人，从此走上了寄人篱下的流浪生活。她九岁多就去地主家当了侍护人的丫鬟。在那里烧火、做饭、洗衣、喂猪，脏活累活都得干，还常常挨打挨骂。有一次，她抱着孩子出门，由于地主家门坎太高，一不小心连同孩子一起摔倒在地，从门外的台阶上滚了下去。小孩大声啼哭，地主婆闻声赶来，抱起自己的孩子，气势汹汹的对着母亲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毒打。打完又恶恨恨的唤来黄狗扑在母亲身上乱咬。母亲的头上、腿上留下了许多伤疤。白天她和长工、佣人吃一样的饭，晚上一个人睡在拴牛的草棚里。一天早晨天刚亮，日本鬼子进村扫荡，地主家的人全都跑了，没有人叫她，她盖的被子被鬼子抢走了，另一个鬼子见有一个小女孩，端起刺刀就要挑。只听抢被子的鬼子大声喊：快走！快走！母亲才侥幸地沒被刺死，逃过一命。
由于惊吓和又感染了虐疾，母亲一度病得奄奄一息，生命垂危。地主怕死在家里不吉利，趁夜深人静把她扔到附近的尼姑庵门前。早晨开门时被尼姑师傅发现抱回庵里。经过调养，她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从此，母亲又当了一年多的小尼姑。（每当提起当尼姑的事，母亲就对救过她命的尼姑张祥凤师姐感恩不尽。参加工作后仍牵挂在心。母亲一生回过四次老家，回回都去看望她，送钱送衣，还与当地政府啇量安排她的生活。2008年4月，母亲近80岁了带着父亲和我们去苏北最后一次看望。她老人家跪在尼姑张祥风的面前，深深地感谢她的救命之恩。分别时俩位老人眼含热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手拉着手久久沒有松开。在场的记者、群众感动的流下了泪，我再次感受到“什么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1940年，江苏邳县党组织和外祖父母的同事得知母亲的遭遇后，大家凑钱买了一头黑毛驴才把母亲从尼姑庵里“顶换”出来。母亲常说：“如果没有党和亲人们的搭救，可能要做一辈子的尼姑了”。
母亲十三岁时，当地中共地下党员、村妇女会长、无儿无女的程霞云老人收养了她。妈妈称她养母，我们称她姥姥。从此母亲总算过上了有家的生活。在养母的抚养教育下，母亲跟着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贴标语、唱歌谣、搞募捐、查路条，还组织识字班、儿童团……母亲说，那时的地下党都是夜间在野地里坟堆旁开会，她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经常为他们去站岗放哨。这个时期，母亲开始懂得和感受到：共产党是解放穷苦人民的党，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打败日本鬼子。所以母亲曾要求参加共产党，因年龄小沒有批准。但母亲一直跟随党组织参加抗日活动。
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本以为天下太平了。可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内战，苏北解放区又陷入到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还乡团到处抓捕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连他们的家属也不能幸免。当敌人知道母亲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时，就要斩草除根。就在挖好坑准备第二天活埋母亲和养母的当天深夜，在地下党和亲友们的帮助下，她们母女连夜逃离家乡，扒上火车一气到了四百里外的南京浦口芦材州难民堆里躲藏起来，又逃过一劫。从此，母亲又过起了有家不能归的乞丐日子。每天养母去讨粮、要饭、拾柴，母亲到码头拣煤渣、扫烂米、挖野菜，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有一天，养母病了，躺在草棚里，家里一粒米都没有。母亲早晨拿着一个布口袋和小扫帚，准备到运粮的码头去扫点米回来给养母烧点稀饭吃。谁知刚走进码头门口，就被伪警察发现了，一把揪住她说：“干什么去，怀里揣的什么？”母亲说：“没有什么。”这时警察凶狠地一把抽出母亲怀里的布口袋和小条帚，把它扔到粮食垛子上，还狠狠地用皮鞭打了母亲一顿，责令母亲在那里罚站不准回家。直到警察下班了，码头上的工人叔叔走过来对她说：“傻丫头，你还不赶快回家，站在那里干什么？”母亲说：“我的口袋和条帚还在粮垛子上里。”他们给母亲拿了下来，嘱咐快走。当母亲拿着空空的口袋回到草棚，把经过给养母说了后，老人家又心疼母亲又憎恨敌人，把母亲抱在怀里泣不成声地说：“这些国民党反动派等着瞧吧！总有一天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会回来给我们报仇的”。在这里，母亲和养母苦苦煎熬了一年半的时间，一直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当时她的父母因“西安亊变”，蒋介石怀恨在心，1941年10月连同小弟先后被捕，长期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和贵州的息烽监狱里)那时母亲天天想，夜夜盼，盼共产党快来救我们出火坑吧！
党培养了她
1948年秋，家乡解放了，母亲随养母一路乞讨、扒上难民火车，从南京回到了老家。看到乡亲们正热火朝天的支援解放军准备打淮海战役时，母亲非常高兴。全身心的投入到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曾仼乡针线会长。她走村窜户，动员缝衣，组织做鞋，把一捆捆的鞋袜、冬服、棉被……送给部队。正如歌词所说：把最后一碗米送去作军粮，把最后一尺布送去作军装，把最后一件破棉袄盖在担架上，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就是当时军民鱼水情的真实写照，这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生动体现。苦难的生活経历和血与火的斗争锻练，使母亲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在淮海战役的大决战中，母亲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她庄严宣誓：要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交给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正在万分高兴之时，1949年9日6日，在重庆国民党监狱的歌乐山上正发生着子夜大屠杀的惨案。民族英雄、千古功臣杨虎城及幼子、女儿，外祖父母和幼子宋振中，都先后倒在了蒋介石反动特务的屠刀下。外祖父母时年45岁，宋振中年仅9岁，后人称之“一门三烈”。不久，母亲得知父母和小弟惨遭杀害的噩耗后，犹如晴天霹雳，悲痛万分！想到为了人民的解放亊业，无数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这国恨、家仇、血仇、泪仇一起涌满心头，报仇的烈火在她胸中熊熊燃起！母亲决心离开家乡扛起枪杆上战场，跟随南下大军，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于是在养母的支持下，她独自一人闯到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1年3月，母亲从华东第三野战军通信学校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央军委通信兵部先仼女兵排长。后调到王诤部长办公室当机要秘书。主要负责收发电报、管理文件、整理资料和接待工作。一天周恩来总理来到兵部接见苏联专家，在办公室王部长向总理介绍母亲是宋绮云烈士的女儿，母亲急忙上前向总理行了个军礼，总理赶忙握着母亲的手拉到身边说：“小宋啊，你是烈士宋绮云的女儿，也是我们党的女儿，今天在这里很有缘能见到你。“西安事变”时，我多次去过你们家，因为你父亲是我的直接联络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就在你们家的二楼上开会，大门口一棵大树下有两个小女孩在那里玩耍”。母亲当即说：“那就是我和双胞胎妹妹振苏，我俩正在门口放哨哩！她现在炮兵部队工作”。总理接着问：“你们那时还很小，几岁呀？”母亲回答说：“当时我们八岁了”。总理听后很高兴，又说：“时间过的真快，你们现在都是军人了，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不要忘记祖国有今天，人民有今天，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要永远的记住他们……”。他还当面要求王部长“她是咱党的女儿，要好好关怀教育培养”。话后母亲眼含着热泪向总理承诺：“请总理放心，我一定做一个烈士的好后代，做一个党的好女儿！”从此，年长的首长们常把母亲称作“我们的大女儿”。这个称呼对母亲来说是多么亲切温暖啊！母亲从小离开和失去父母，没有人叫过她一声“女儿”，然而在革命的大家庭里，在党的怀抱中，同志们亲切的称她为“党的女儿”，她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荣光和幸福，深深地体会到：党就是自己的再生父母，同志们就是自己的亲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可她每每讲起都记得清清楚楚，饱含泪花，激动不己。我想周总理的这番话不仅是给了她心灵的最大抚慰和党的巨大温暖，而且更给了她无尽的期望和无穷的精神力量。
1954年，党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号召，动员部队女兵转业，刚刚获得解放和过上和平环境生活的女兵们对部队生活留恋不舍。通信兵部机关女兵的转业工作一时推展不快，流传着“基层女兵看机关，机关女兵看首长(指夫人和秘书)”的说法。妈妈说当时的王部长一天找到她说：“小宋啊，你在这里成长很快，很适应我们的工作。可你是首长身边的人，你带个头转业咱机关的工作就好做了”。妈妈沉思了一下当即表态：“请部长放心，我是党的女儿，一切服从党的安排”。回去后她第二天就把申请转业的报告递给了组织，第一个带头转业到北京市电话局，使通信兵部机关近百名女兵转业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1959年，因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由北京迁到西安。母亲被安排在陕西省邮电管理局工作，一直受到党组织的信仼关怀和重用。曾先后仼党委机要秘书、办公室主仼、工会主席和机关党委副书记。对此母亲对党感激不尽，多次给我们说：沒有党就沒有她的生命，沒有她的成长进步，也沒有我们全家的今天。要求我们仼何时候都要坚定地跟着党走。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她终生报党恩
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物资紧缺，生活困难。母亲星期天就带着机关的姐妹们骑车到山上和田野里挖野菜、找野果、摘槐花、拣柿子……，鼓励大家相信党和政府，战胜困难，渡过难关，为党分忧。1967年“造反派”们进行所谓的夺权斗争，把母亲关在局机关大楼里限制自由十余天，要她交出局党政公章和机要文件。母亲坚定地说：“管理公章和文件是党交给我的仼务，机要室就是我的阵地，只要我活着你们就别想进去”。在她据理斗争，宁关不交的情势下，“造反派”们也就退去了初始的狂燥。有的人说宋振平一家都是坐过敌人监狱的人，什么苦都能忍受，你让她屈服沒那么容易。遂后恢复了母亲的自由，保护了党的机要工作的绝对安全。1977年母亲曾两次赴省五七干校下放劳动，刨地种粮、喂猪养羊、参加学习，与同志们一起正确认识文革內乱，坚定跟党走的信念信心。
1980年后，党和政府解除了“工资冻洁”了十年的规定，出台政策要求单位每年按比例分配名额给职工晋升工资。可母亲把每次升资的名额都让给那些工资低的同志。据我所知至少三次之多，那时我的工资基本上和她一样了。我曾问过母亲，她总是说我们机关那些家在农村的同志比我们困难的多，能帮一个就等于帮助一家人了。离休时她的休养金却低于同期人的一截，同志们说她“老宋的荣誉不少，可待遇不高啊！”而她总是无怨无悔地说：“党和人民给我的钱己经够花的了”。1984年前后她又把分新房的两次机会让给了无房户和困难家庭。而这时我们子女有的借住在外单位，有的仅有10多个平米的单身宿舍，有的面临转业无房居住。可母亲说“父母的光你们不要沾，还是靠你们自己去解决吧！”平时过年过节她都要把下好的第一碗饺子送给家属院看门、看自行车的叔叔阿姨们。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她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在她们离退办第一个交了支援灾区的“特殊党费”。在她的一生中，向多少个受灾群众捐衣捐钱，向多少个困难孩子帮交学费继续上学，向多少个困难的同志慷慨解囊，又向多少个青少年写信回复鼓励学习成才……这一些我们己无须得知了。只知道她把对党的情感和对人民的情爰，用平凡点滴的行动奉献给了社会。
母亲一生都在继承烈士遗志、传承革命精神、教育激励后人。从1963年《红岩》小说出版起，她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就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报告。1985年离休后，可以说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在育人铸魂的讲台上，先后担任了重庆红岩英烈史料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市关工委委员、革命传统报告团和省老干部合唱团副团长等14个社会职务，被40所大、中、小学聘为校外辅导员。每到“清明节”、“五一”、“六一”、“七一”、“国庆节”等节假日她都忙的的不停。她不仅走遍了三秦大地，还应邀去重庆、贵阳、北京、长春、山东、江苏、新疆等，全国72个省、市、县、区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农村、部队作报告。不仅参加来自全国的青少年在西安的夏令营活动，还多次待接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和日本的青年访问团。据父亲记载，她先后报告5000余场，听众500万人次之多。，许多西安市家庭的两、三代人都说見过她老人家和听过她讲的革命故事。从家里那些日历的勾划注释中，从那些密密麻麻笔记本的记载中，从那些一张又一张的车票中，我深深的感受到母亲晚年是在拼命的学习，拼命的工作。正像她说的“生命不止，光热不息”。母亲去任何地方作报告，从不让派车接送。70岁前，她几乎都是骑着自行车外出，直到一次雪天捽伤，我们子女考虑到安全，强行把她的自行车没收送人，她才改为坐公交车前往。她不管在哪里参加活动，也从不收取报酬和馈赠，那怕是一些土特产她也婉言谢绝。我想她一直保存的八百余条鲜艳的红领巾和来自全国青少年朋友表达决心的上千封信件、名信片、贺年卡，应该就是对她最好的回报了。
母亲注重搜集整理外祖父母和小萝卜头宋振中及相关烈士事迹的资料，不断充实传统报告内容。她说：“以前虽有一些史料，但都比较零散。”为整理出准确、系统、全面的史料，离休后母亲与她的弟妹们一起致力烈士的遗物、文字、照片等资料的收集工作。曾多次到省图书馆、档案馆和大专院校图书馆查阅当年《西北文化日报》、《西安日报》、《西京日报》、《解放日报》等，发现收集到外祖父当年发表的数十篇诗词和文章。她先后两次自费到重庆当年关押革命烈士的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察看亲人被害的地方，甚至访问当时的特务刽子手；1987年又到贵州息烽监狱、贵阳麒麟洞等处了解当年亲人及其他志士与敌斗争的故事；她多次拜访当年与外祖父母和小舅同狱生活长达五年之久的《红岩》小说中的华子良原型——韩子栋老人；多次拜访与外祖母在女牢一起生活斗争过的越狱脱险的幸存者及后代。在大量的调查走访研究后，母亲将自己用心血和泪水收集整理出来的资料及实物赠送给重庆《红岩》革命烈士纪念馆、邳州“小萝卜头”纪念馆。她还把切身的感受 和对党 厚重的情怀 及对革命烈士的追思，写成6万多字的文章，被编入各种书籍和在报刊、杂志上发表。，
199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老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母亲作为全国邮电系统“优秀离休干部”的三位代表之一荣幸地参加了这次大会。中央首长接见了他们，在代表们的推荐下，她还在大会堂主席台上向全国老干部宣读了“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倡议书。当晚她回到住处兴奋不已，连夜写下了激动心情的感慨：“心啊，快要跳出心房；我们见到了中央首长，就在这党的七十周年之际，就在这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八、九十岁的老人流下了热泪，同志们站立着不停地鼓掌；首长们向我们微笑点头，频频招手；就在这一瞬间，交流着互相的信任，寄托着无限的希望……。”
母亲激励我们成长
在家庭生活中，母亲是个既重言教又重身教的慈母。她常常告诉我们子女：咱们家是烈士家庭，党的家庭，你们要珍惜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不求你们成多大材、当什么官、有多大权，只希望你们努力学习，自我奋斗，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要给父母争气，给家庭增光，绝对不可以给党、给家庭抹黑。
我们上学后，她再三叮嘱我们兄妹要好好学习，用功读书；当我们当兵离家，她每隔两三个月就给我们写上一封家信，或在父亲的信上写上几句话，说的全是不要想家和怎样当个好兵的话。几十年来，每逢清明节不管刮风下雨她都带着我们全家去烈士陵园，缅怀亲人，教育我们不要忘记过去，要继承发掦革命烈士的遗志。当我们陆续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时侯，她鼓励要求我们利用业余时间去参加大学函授学习和自学考试，提高学历层次，扩展现代知识，追回被耽误的学习时光。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先后走上了单位的领导岗位，又提醒要求做到“三不犯”：政治上不犯错误(不违政治规矩)、经济上不犯错误(不贪污受贿)、作风上不犯错误(不搞男女关系)。做一个政治上跟党走、经济上不伸手、生活上不丢丑的党的好干部；当一个对党忠诚负责、对民奉献服务、对已干净低调的好领导。
我清晰的记得2002年春节除夕。我们兄妹四人回家吃完团聚饭，母亲不让我们收拾就叫我们坐在厅里，在父母的主持下开了一个家庭“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座谈会。既严肃又和气，既批评又鼓励。党性亲情融为一体，热烈有序，终生难忘。第二天我写下了除夕感受：新春佳节除夕日，兄弟姊妹全聚齐；亲情爱意欢笑语，难得一年有团聚。饭后家人坐一起，主题就是谈自已；不说优点讲问题，个人说罢众评议。现象原因细分析，指出方向靠自己；父母点评又叮嘱，家庭“三讲”亦有益。类似这些经常性的家庭教育和日常无尽的牵挂，无数的嘱咐，让我们子女一次一次感受到了幸福和责任，一次又一次的意识到了传承和担当，也让我们一步一步的长大成长起来。我们兄妹四人先后都入了党，取得了大专或本科学历，三人走上了正处领导岗位，二人担仼了单位党委书记。邻居和同志们称我们是“党员之家，学习之家，书记之家”。曾被评为“首届全国学习型家庭”、陕西省“三八百年杰出女性”、西安巿“党员示范户”和“五好家庭”。
2013年11月26日母亲因病辞世，享年85岁。老人的骨灰撒在了外祖父母和小舅的陵墓旁。在她弥留之际，母亲躺在病床上还时常唱起她最喜欢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和江姐的 “红梅赞”，我感觉到这是母亲最后在用歌声表达一个党和烈士的女儿对党的无限深情和忠诚的心声。诠释母亲一生：她走过了苦难，坚定了信仰；她传承了精神，激励了后人。她的身上流淌着党和烈士滚烫的血液，她的足迹深深地留在了祖国的土地上。
这就是我母亲那个时代的故事，也是我们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激励我们子孙坚定跟着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动力。
作者简介
时欣生：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的外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