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导航

王大龙

      编者按：在三八节来临之际就，中国记协原国内部主任王大龙撰写了《中国女记者，一个世纪的风采》，共同纪念三八节。

      随着这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一些女革命家纷纷以办报、办刊为舆论武器，加强女性教育呼唤妇女觉醒,女性报刊不断发展。

秋瑾（1875－1907）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上的第一位女革命家，是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更是为中国民主革命献身的第一位女烈士。

秋瑾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创办了白话报宣传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提倡男女平权,1907年他被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妇女时报、女权日报、女界报等等,这些报刊在争取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她蔑视封建礼法，倡爸妈导男女父母等，这些女性报刊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女性的觉醒，在中国妇女运动上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打从秋瑾懂事起，母亲就经常给她讲故事，特别是讲了许多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什么岳飞抗金呀，梁红玉击鼓呀，等等。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木兰代父从军”，她特别崇拜这位巾帼英雄。她经常为男女之不平等而愤愤然。秋瑾吟咏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对慷慨赴刑的荆轲、遭馋而被诬杀的宋代名将、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等充满了敬慕之心。“侠”和“死”，作为秋瑾今后一生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就是从这里开始萌生的。

1907年7月15日凌晨，细雨霏霏，凄风呜咽，有着弥天勇、旷世才的秋瑾穿着白色布衫、黑纱裤，拖着铁镣，昂首挺胸，走向轩亭口，壮烈成仁，血洒古城，魂惊中华，成为第一位为革命被砍头的女记者、女烈士。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溆浦县一个商人家庭。1912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两年后，她转入周南女校，并将名字改为向警予，表示对封建势力的坚决反抗。学做好准备，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这是湖南怀化警予学校师生都十分熟悉的歌词，由向警予所作。现在，校园里经常响起这首校歌，师生们都会齐声高唱。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了向警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明确了在妇女运动中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在此期间，她起草了妇女运动的一系列文件和决议，并亲自担任《妇女周报》的主编，在《妇女周报》以及《向导》《前锋》等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妇女问题，培养了大批妇女工作干部。

刘清扬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邓颖超、李崎山、周毅4位天津妇女界领袖，是周恩来早年在天津创办《觉悟》和《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要撰稿人。刘清扬和邓颖超1923年底在天津筹创《妇女日报》，1924年1月1日正式创刊。刘清扬任总经理，李崎山任总编辑，邓颖超和周毅任编辑员。

沈兹九是创办光明日报的首任总编辑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于1919年毕业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前往日本留学，任教于松江女中、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1934年在《申报》副刊上创办《妇女园地》、《妇女生活》。与胡愈之一同创办新南洋出版社，并任《南侨日报》任副刊编辑、《新妇女》月刊主编。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全国妇联常委、宣传教育部部长，《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她一生撰写许多妇女儿童的重要文章。

《今日之家庭教育》一文由沈兹九1936年撰写的。摘要如下：

一、过去的家庭与家庭敎育

在没有提及「家庭教育」之前，首先来说一说家庭形态今日的家庭形态和昨日的家庭形态已有显着的不同，因之所谓家庭教育也各异其情势了。

「家庭」在封建社会基是组成社会的一个团体，换言之就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细胞，在经济上是生产的一个单位，所以牠是整个社会的经济重心的所也。

封建社会里的家庭，旣是一个生产单位，所以封建国家为强固家族的经济统一，给家长以各种权威，家长以外的成员都是属从者，成人在家长指挥之下活动着，儿童在成人之下做打杂的工作，由此而生的道德宗教，无不以家庭为中心。我国的奉祀祖先就是强固后代尊重家庭观念的宗教仪式。此外一切娱乐教育亦无一不在家庭的范围以内。总之封建社会的一切的一切，在在均使一家人团结成一坚固的团体—大家庭。儿童在这个团体中，除出帮闲打杂的工作以外，受着家庭给与他的一切熏陶。例如：服从、迷信等的观念，因故守旧等的习惯，都是这种家庭给与他的教育。总之：在封建社会的家庭中的儿童以至成年，他所受的教育都是家庭给予他的。中国过去的大地主、绅士、官宦之家的儿童，虽不致如农家的牧童织女为大人帮闲，参加生产，他们尽可悠哉游哉，读书玩艺，然他们进的是所谓家馆族校读的是「君欲臣死，不得不死，父欲子亡，不得不亡」的封建教训。

二、今日的家庭与家庭敎育

时代不断地在演进，历史的车轮不断地在前趋，昔日视为社会柱石的大家庭，时至今日，都走上破灭崩溃之途了。

自从十九世纪的产业革命，击破了封建的经济围墙以后，资本主义乃代之而兴，固有的家庭手工业不得不走上灭亡之途，昔日可在家庭中安居乐业的人势不能再靠家庭工业来维持生计，不得已只有受雇于大量生产的机关——工厂工业获得工资以图温饱。这是家庭崩溃的第一个原因。

同时，因社会的经济的急剧变化，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农村经济的日渐崩溃，农村的壮汉与妇女儿童，群相投奔城市，进入工厂，做着雇佣劳动者。从此昔日的农村大家庭亦不得不步上妻离子散之途。这是家庭崩溃的第二个原因。

此外一切的用品，从前用手工制造的，现在都有机器在代劳了。从前一双鞋袜需妇女千针万线地缝制才得成功，而现在只要手头有钱，就可随时随地购得，并且价廉而物气。由此家庭妇没有了家庭工作，换句话说，家庭已失去了生产领域上的地位，这是家庭崩溃的第三个原因。

由此可以知道今日的家庭已不是昨日的家庭，昨日的家庭是经济上的一个生产细胞，今曰的家庭只是两性生活的居住地而已。随着家庭的日渐崩溃，妇女的离开家庭走上社会，儿童教育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动。从前儿童的教育是由家庭负责任的，现在这责任也搬到社会上来了。社会上不特有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各种社教机关，且有托儿所与婴儿院的设备，来补助家庭教育的不及。自然富有之家，他们的幼儿尙可不必走入托儿所婴儿院，然而随着资本主义上层社会男女间的穷奢极侈，尽情享乐，他们的子女虽没有进托儿所，可是这些婴儿或幼儿所受的家庭教育反不如在托儿所受的来得有益，因为他们大半是由无专门知识的乳母或女佣照管的。这是欧美一般的家庭与儿童的大略。此外社会主义的苏联规定人人都有劳动的义务，不分男女都是集体生产之一员，因之，应更实施儿童公育，国家随处皆办有

以笔为剑，唤醒民众奋起抗日

在战区，英勇无畏的女记者踏上民族解放的战场，争当引以为豪的战地记者，冒着枪林弹雨，不畏艰险在前线采访。如新加坡《星州日报》特派记者、华侨女青年黄薇活跃在泰山、运河之间的战场上。她作为武汉记者团中惟一的女性在徐州前线战地采访时，“为了战地行动方便，也为了在前线不被人一眼看出我是一个女性”，“我把头发剪短，把衣裙换上军装，变成了一个‘小兵’”。1938年5月28日，新华日报领导博古、凯丰同志和社长潘梓年招待从徐州突围归来的同志时，当时有一身戎装的黄薇。1938年，记者黄薇在太行山见到了左权。他写道：“左参谋长是八路军总部中最忙碌的人……由于过度操劳，显得有些消瘦“。

著名女记者胡兰畦报道了上海保卫战，写出了《大战东林寺》一文，表现了守军坚强的战斗精神。她身材不高，长得很丰满，虎虎有生气，头戴钢盔，身穿军服。她和战地记者范长江一道赴战场进行实地采访，合写了《两下店第一功》，《川军与抗战》、《川军在前线》等优秀通讯报告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抗战期间，她撰写的《在德国女牢中》，1937年生活书店初版后，半年之内版印达三次之多，甚至在延安被作为教材专书，其影响深广可见一斑。胡兰畦等6人组成了《战时妇女》杂志编委会，《战时妇女》主要报道上海和各地妇女抗日团体的活动，介绍世界各国妇女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反映侵略者铁蹄下的妇女悲惨生活。设有时事评述、战地通讯、战争知识讲座等栏目。撰稿人有郭沫若、史良、胡子婴、许广平等。上海沦为“孤岛”后迁往汉口出版。

更有许多女报人随军深入敌后，或只身化妆深入敌占城市，编辑出版报纸，宣传抗日，坚定了敌占区广大群众胜利的信心。

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华北《新华日报》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在1942年6月的反“扫荡”斗争中，她与部分女同志隐蔽在辽县庄子岭一山洞中，遭遇上百名敌人搜山围攻。她举枪还击，顽强战斗，但寡不敌众，最后弹尽粮绝，跳崖壮烈牺牲。抗日抗日战争时期，彭子冈被誉为《大公报》的风云人物。子冈曾以《大公报》记者名义用尖锐、泼辣的文笔采写了大量战地新闻、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疯狂罪行，讴歌抗战英雄，如《难民在端午》、《皖北的游击》、《守望在豫东的游击队》、《陪都琐闻》、《舞场一瞥》、《重庆的米和煤》等，其中尤以人物专访著名。

新民报采访部主任浦熙修采写了大量鼓励国统区的人民团结抗日的报道,以致被特务绑架坐牢也不屈服。当年，与子冈、浦熙修并称为“三剑客”的还有杨刚。 杨刚1936年10月担任《大众知识》半月刊的编辑，宣传抗敌救亡。1938年经人介绍，进入塔斯社上海分社做英文翻译。1939年9月受萧乾之邀到香港接任《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主编。杨刚让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为抗战服务。她发表了反映延安状况和八路军的战地生活的文章，如沙汀的报告文学《贺龙将军》、丁玲的散文《我是怎样来陕北的》、庄栋的《记延安文协代表大会》等74篇。以上所述只能是挂一漏万，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新闻女报人和感人事迹。他们的作品朴实无华、真切翔实并且具有感染力，极大的鼓舞了军民斗志，也为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留下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镜头和一页页珍贵的史料。这些足可以证明，女新闻工作者英勇地踏上了民族解放的战场，无私地为伟大的抗日战争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沿着共和国的足迹

这些战地女记者,许多人成为新中国的名记者、名播音员,还有一些人进入新闻媒体,领导层担任,报刊报社,社长总编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台长副台长。

丁一岚，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奔赴延安，先后入延安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到华北敌后晋察冀边区参加妇女群众工作，兼任《晋察冀日报》通讯员。1942年与《晋察冀日报》总编辑邓拓结婚。1945年10月开始从事广播事业。抗战胜利后，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任播音组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部主任、总编辑室主任等职。1949年10月1日，与齐越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现场主持转播了开国大典盛况。1960年起从事对国外广播工作。

她的女儿邓小岚回忆妈妈，深情地说：“提起我的家庭，人们常常立即把她与不幸和悲哀联系在一起。其实我的家庭曾经是一个多么幸福、美好又快乐、温馨的家庭啊！我的母亲温和善良，细心又能干。！我的母亲温和善良，细心又能干。记得我10岁之前和妈妈住在长安街广播局宿舍时，每当早上醒来，常常看见妈妈对着小镜子把一对乌黑的长辫子盘在头顶上，好看极了。她出门上班时，常常摸着我的头说：“在家和弟弟好好玩，别让他跑到马路上去。”晚上她下班回来时,我们总是早已入睡了。有一次，我给自己心爱的小布娃娃做了一套小被褥，让布娃娃睡在小条凳上。我不会做帽子，就用布卷了一个小三角套在她头上，我就睡了。第二天早起我看到我的小布娃娃已经戴上一顶漂亮的小帽子了。这是妈妈做的！我高兴极了。可是一想，妈妈是很晚回到家里之后，不顾一天的辛劳又给我的布娃娃做了小帽子的，我从心里爱我的好妈妈。我12岁时，妈妈教会我用缝纫机，我常常帮妈妈为弟弟妹妹缝补衣裳。妈妈就这样使我们全家孩子都养成了勤俭朴素的好习惯。

　范瑾同志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和新闻从业生涯。她1919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四期五队区队长、救亡室主任、校本部秘书处秘书，同年12月参加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任第一组团员。1938年9月，任《冀中导报》编委会主任和社长1952年9月调北京市工作后，至1966年6月一直担任北京日报社社长

《北京日报》初创时，工作繁重，头绪众多。范瑾同志经常放弃周日休息，加班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她索性住在办公室里，每天工作到深夜。在范瑾同志的大力推动下，1952年10月2日，《北京日报》作为北京市的第一张地区性报纸和惟一一张党报，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可以说，她不仅是《北京日报》的创始人，也是北京市地区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

范瑾同志担任北京日报社社长期间，多次就新闻真实性、办报理念、办报意识等重要问题做出指导意见。1954年11月11日，范瑾同志向北京日报社全社所做的题为《记者、编辑应有的工作态度与工作作风》的讲话，至今看来依然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她表示，党报记者有两个素质：一、党性，就是要有组织观念，模范地遵守纪律法令；二、工作人员、记者或编辑，要能完成任务。人民的记者是人民的勤务员，要采取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谨慎的、严肃的态度，而不是马虎、随便、老爷的态度。

范瑾同志积极通过《北京日报》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公益活动，积极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在更大的社会空间中，推动党的新闻宣传事业整体不断向前发展。1956年2月，由范瑾同志主持，《北京日报》联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新体育》杂志等单位，发起组织了“胜利杯”春节环城赛跑活动。赛程由天安门开始，经过西单、西四、平安里、地安门、铁狮子胡同、米市大街、东单，再回到天安门，全程约12000米。这项赛跑活动得到了北京市各界的广泛支持，当天参赛的运动员达1450人，全部到达终点。前来观看比赛的人排满了街道两侧，为参赛运动员热情加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单位举办社会活动的创举。此后，这项活动一直延续到1988年，共举办25届，成为很长时期内北京市春节期间家喻户晓的群众性体育活动。

范瑾同志一直过着非常朴素的生活。她房间里的很多家具都使用了几十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常见的大衣柜、方桌、旧方凳，现在在普通人家都早已淘汰，她却还一直使用着。在衣着方面，她也非常朴素。她经常嘱咐工作人员，买些便宜的衣服就成了，不要到大商场里去，更不要买昂贵的衣服。

战地女记者朱军，从1952年9月到1955年的5月，她在朝鲜战场待了4个年头，过了3个冬天——

“那冬天真难过，真如人家说的冻得脊梁骨要结冰。那时，我穿着大号军装，里面塞了件部队的绒衣还冷得很。厕所都在野外，战场上的女兵，生活有诸多不便和艰难。战场上没有前方后方，白天黑夜敌机随时侵犯轰炸。我认识的战友就有在行驶的汽车上、火车上以及行进中遭到轰炸牺牲的。”朱军说。

她一个人住在一个能容纳一个班的大坑道里，对面山坡上是男同志和办公的坑道，下山上山要走十几分钟。朱军回忆那时的战地生活，“手枪子弹上膛，放在枕头旁边。坑道门口，我在里面堆上好多装过子弹的空木箱子。我们经常吃罐头，罐头盒子留着，放在木箱上，一推门，罐头盒子掉下来不就醒了吗？就想办法保护自己。”

有一次轰炸，把坑道口给震塌了，只有上边有个天窗一样的口子，还有点儿亮。那时，她正赶写一篇广播稿。“心想，反正他们会来救我的，就趁着那点儿光亮，坐在子弹箱子上面继续写。我刚写完，自己还看了一遍。”外面来人了，使劲儿喊。朱军说：“我在里面，没死呢！”

朱军曾留有20多期和战友们出的志愿军尖兵报。后来停战谈判，报纸停办，她辗转到敌军工作部、宣传部。

朱军是光明日报学校教育部的主任，也是我的恩师和领导。她带领我们干了许多实事，如全国优秀班主任评选、独生子女的教育、农村教育改革、等等。’

2007年，为抢救老新闻的历史资料，我采访了女记者协会会长李琴。无疑，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毛主席会见尼克松的活动中，只有一位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进入现场，而李琴就是那位荣幸的唯一在场的文字记者。在事隔几十年后的今天，李琴依然认为，那是一次足以让她激动一辈子的报道。

李琴：尼克松访华是1972年2月21号，尼克松把这次访华是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从小球推动大球，到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关于接待尼克松的计划，外交部很早就已经拟定出来了，我们也都看到这个计划，也了解了一些情况。但是，惟一不能确定的是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是什么时候。主席决定会见尼克松一决定，就能赶到现场进行工作，投入工作。当年的做法都是这样子。就把这一套工作人员，外交部的媒体的，通通集中在钓鱼台，头天就集中在钓鱼台，他20号来的，我们20号就进去了。吃住就在钓鱼台，就等主席见的时间了。见的时间也是非常突然，也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尼克松20号到北京，到机场已经中午11点多了。可是车队一到钓鱼台，就接到主席那边的电话，说午饭以后要见尼克松。也是很紧张的。00：34：12

    记者：是临时通知的？

    李琴：是临时通知的。美方支持去了基辛格，我方总理陪见。记者媒体，美国媒体，美国方面全部没让他们去。中国电视有两个，摄影一个，文字一个。我参加文字报道。报道也主要是内容没有用了，当时我们会见的时候也不在现场，就是会见结束了以后，来确定发消息的问题。当时也是由我请示总理。请示总理，就是在会见厅的门槛上，这个时候尼克松已经上汽车走了，基辛格在后面，跟总理也是商量。因为到发消息。他们两位也都考虑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请示总理发消息。我首先提出来，用一个认真坦率两个词。后来就说用（英语），基辛格也同意，所以，两国的领导人就把这消息的关键词确定了。

王金凤，又名金凤。原名蒋励君，1928年6月1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解放前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和北平清华大学，在解放战争时期多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是颇有传奇色彩的中共地下党员。1947年入党，1948年去解放区，分配到人民日报当记者。她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记者，是新中国新闻界第一批授予高级记者职称和第一批享受政府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写了几百万字的新闻作品。已版《友谊的花朵》《时代的眼睛》《在中国大地上》《历史的瞬间》《风起青萍末》《邓颖超传》《伟人之初》等作品集，《邓颖超传》曾获国家图书奖。

那年我去她家采访她，她思维敏捷，侃侃而谈：人生中有些经历，是一辈子难以忘记的。

1946年夏天，我考上上海交通大学工业管理系。八年抗战结束，人们渴望建立一个经济繁荣、民主进步的中国。我报考交大工业管理，满心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国第一代女厂长，为实现祖国的工业化贡献一点力量。

这年圣诞节之夜，北京发生美军强奸女生的暴行。1947年1月1日，我和上海几千个大中学生，行进在南京路上，抗议美军暴行。交大几十名同学上了黑名单，因在学运中有暴露，暑假我报考北京清华大学外文系，准备转移阵地。离开交大时，入党介绍人陈明望通知我，我是南方局系统的党员，组织关系转到北京清华大学地下党（南系）。接头的暗号是，有人拿两支钢笔问我：“喜欢哪一支？”我从心底牢牢记住接头暗号。

彭佩云找我接上组织关系，真比见到亲人还亲。十一月组织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我随即向范长江同志报到。从此，我在人民日报当记者到1988年底。

肩负共和国使命砥砺前行

1949年以后无论是在各类日常新闻采访还是国际国内重大事件,乃至突发事件的现场都活跃着女记者们,她们以吃苦耐劳的精神坚韧不拔的事业责任感,女性独特的视角创造出比男性毫不逊色的业绩。

女报人们在火热的前线和在平凡的岗位上为新闻工作而忘我献身，她们的激扬、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踏踏实实、实事求是的艰苦朴素作风；有胆、有才、有情的工作风格；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不断地咀嚼，吸收其中丰富的养份。”

今天，许多为开创人民新闻事业建立卓越贡献的女报人，已经溘然长逝，我们深切怀念他们，永远纪念他们。

走过这一百年,目前新闻工作者中女性已占六成，但担任领导职务的比例偏低，期待让更多的女新闻工作者、女记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创下了无比辉煌的功绩。历史不会忘记她们，人民将永远记住她们中国新闻史卷中的每一页都留下女新闻工作者不可磨灭的足迹。进入新的网络时代。女记者们迎来的是更美好的前景,和更富有挑战性的机遇,她们将不负众望、砥砺前行。（陈龙狮）